《繁花》的粉絲也許對於標題中的“落盡”二字不以為然，因為無論是網路上或者是媒體與坊間，關於電視劇《繁花》的種種討論即使不再火熱，起碼還在繼續中。只不過該劇的“收官儀式”，在這個月的 12 日，通過 CMG 第二屆中國電視劇年度盛典“盛典之路”圓滿舉辦過，我這裡的“落盡”二字，沿用影視圈“上畫”、“落畫”的本意，並沒有其他意思。

我是去年年中才讀到《繁花》這本小說，當時關於王家衛把它改編、執導為電視劇一事卻是毫無所知。接觸到《繁花》的原作是在此地社區圖書館的書架上，之所以被它吸引並不是因為它得過什麼獎，純粹是因為文本中大量使用了滬語的寫作風格，勾起當年讀《海上花列傳》與《何典》的意緒。《繁花》的敘事風格是細碎的旁述，表面上不帶個人感情，實質上用情極深。具體體現在描述阿寶少年時期所經歷的抄家、逼遷、離散這些章節。《繁花》的另一個特點是百科全書式的展示方式，往往通過一問一答傳遞知識，無論是阿寶和蓓蒂討論郵票；滬生和小毛對船艦模型的爭論莫不如是。至於思南路抄家時，負責登記查抄物品那位“學過幾年生意，吃過幾年蘿蔔乾飯”的中年師傅，所帶出來那種“長知識”的感受就更為強烈。在八、九十年代的章節中，對話者由於年齡差距造成認知落差的時候，往往會有人問一句“啥？”，然後引出詳細的解說來。這種表述方式有助於增加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經歷的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在我來說，記下了不少滬語詞是另外一種收穫。

由於要遠行，《繁花》我只看了大約一半就交還圖書館，回到奧克蘭之後就再也沒借到那本書。好在該書的故事連貫性不強，心想有機會再找來看吧。去年底影視界傳出來的大新聞是，王家衛執導的 30 集《繁花》電視劇殺青並排期上映，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難以想象。雖然我沒看完《繁花》小說，總體感覺那種散點式的世情描述，不容易整理出一條吸引人的故事線。看完全劇，發現《繁花》電視劇與小說完全是兩碼事。電視劇除了借用小說中的人名以及進賢路上的“夜東京”和黃河路上的“至真園”這兩處場景為部分場景之外，所講述的故事和內里的人物關係基本上與原著沒有什麼關係。在我看來，電視劇《繁花》不能算是改編劇本，基本上是一次全面改寫。這一改，把一部類似鴛鴦蝴蝶派《啼笑因緣》的社會風情小說衍繹成一個以商戰為主幹的江湖傳奇，真叫人驚艷！《繁花》之引人注目，除了王家衛導演的名氣與實力，編劇秦雯的功勞絕對不能抹殺。

我算不上是王家衛的粉絲，他所執導的電影也沒看全，他的某些獲獎作品也未能引起我的認同。但是我認為《繁花》猶如一股清泉，把當今熒屏上情節雷同的諜戰劇、仙俠戲、假大空作品衝擊的七零八落。

《繁花》的男主當然是阿寶，女一號是跳出體制，投入改革開放洪流的汪明珠。劇中雖然有着大量關於李李以及“至真園”的戲份，她的存在只不過是為了那一場股壇大戰做鋪墊。至於“夜東京”的老闆娘玲子，作為阿寶成長過程中的見證者和仰慕者，使得這個故事更為豐滿，更為貼近生活。從故事結構來看，《繁花》還是沿用了《啼笑姻緣》的套路，而王家衛對於細節的考究，也與小說中那種對世情巨細無遺的描寫完全吻合。

我認識的一位長者，是資深的粵劇導演，也是攝影名家，他常說一部好的劇作，編、導、演這三個環節缺一不可，而且其重要性的順序也是一樣。信奉“導演中心論”的朋友看法自然有所不同。其實導演在執導的過程中，往往會對劇本做出某些改動，客觀上也是編劇者之一，所以無須過於執着於編導演的排名先後。《繁花》的視覺效果維持王導的風格，一如既往的講究。當鏡頭從霓虹燈璀璨、喧囂鬧騰的黃河路，推移到寂靜的小街中，畫面上是反射着昏暗燈光的積水，映襯着劇中人踽踽獨行的身影，契合了劇中人的心境，也調動了觀眾的情緒；側光特寫劇中人營造出的美感令人印象深刻，長時間的定鏡則給觀眾留出了想象的空間。然而由於這類畫面反覆出現，越到後來，感染的力道便愈見消減。

女主之一的李李，經歷過大起大落，進軍黃河路懷有明確的目標，而且意志堅定，充分調動各種有利因素完成計劃；玲子世故圓融，表面上錙銖必較，實質理性務實，拿得起放得下。汪明珠在三位女角中形象最豐滿，在體制內的時候，因為特殊的國情，令她的個人地位含金量虛高，脫離體制之後才回歸現實。但是她沒有退縮，沒有氣餒，自強不息。她的第一個單子，完成得有點僥倖，可以說是拜政策所賜。不過即使她的第一張單子不能獲利，也足以讓她在行業中積攢了人脈和聲譽。在三位女性所展現的各別不同特質比對下，阿寶的形象就顯得較為平面化和臉譜化。他最大的優點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堅持棄用“爺叔”為他設置的“逃生門”，竭盡全力成全汪明珠，最後急流勇退，退到了川沙。

關於《繁花》的討論五花八門，有的觀眾認為，九十年代的黃河路根本不是劇中所呈現的樣子，卻也有自稱當年就在黃河路上的 KTV 工作過三年的博主說電影基本重現了當年的風貌。有人稱許王導單機拍攝的深度和側光所營造出來的畫面感，更有人細緻地分析三位女角某一場戲穿的是哪一個牌子的時裝......

引起我許多回憶的是的是關於“和平飯店”以及上海外貿的情節。八十年代的十年，由於業務的性質，我經常出差到上海。在上海我最常住在“和平飯店”，我喜歡那裡的理髮室，很有分量的理髮椅子，修臉之前所敷的熱毛巾都很有儀式感。我也喜歡那裡的老年爵士樂隊，聽他們的演奏令我身心愉悅。我不喜歡飯店的床褥，因為太軟，整個人像是躺在棉花堆里，不過也從沒想過去投訴，反正當時年輕，很容易適應。選擇入住“和平飯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位於著名的外灘，二來是方便與對口單位上海外貿單位洽談業務。不過我最常去的不是外灘 27 號外貿大樓，我去的是“上海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地址大約是在漢口路或九江路，記不太清楚了。由於離飯店近，不用叫車，走着去就行，忒是方便。在那個年代，外貿公司的業務員，含金量確實比一般公務員高，有機會與外商洽談業務的業務員又比公司里負責文案的同事勝人一籌。那個年代對涉外業務員的要求很嚴格，《繁花》裡有一集提到汪明珠單獨外出與商戶洽談業務違反了紀律，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朋友可能不理解。事實還真是那樣，譬如我們進到“廣交會”的洽談室，如果只有一位外銷員，他們是絕對不可以單獨進行業務洽談，外銷員單獨接受外商的宴請更是不可能的事。

《繁花》這部電視劇，還叫我產生了一些聯想。《繁花》這本書，絕對說不上是“正能量”的作品。譬如書中關於文革期間剪喇叭褲、抓“女流氓”、抄家、搶占民房等等現象，有孩子們的直觀感受，也有某些成年人的直抒胸臆，雖然是客觀描述，其實也難說不是作者的心聲。譬如第十三章，教小毛拳腳功夫的師傅說：“運動一來，車間裡真也冒出幾隻癟三，領袖語錄，朗朗上口，革命形勢，樣樣懂，身披軍大衣，樣子像領導，真是奇怪。”這樣的怪話，擱現在大概是要刪掉的。九十年代部分，關於常熟徐總、汪小姐、康總、梅瑞、葛老師、亭子間小阿嫂、陶陶、潘靜等人的故事，確實接地氣，也確實有點脫離“主旋律”，擱現在大概也是沒有哪家出版社敢擔風險為它背書。

《繁花》電視劇把基調定在人們通過改革開放，積累了財富，過起了好日子，肯定了民營經濟的正面作用。適逢當下重提民營企業的契機，也算是踏在了鼓點上。強總在劇中講過機構資本與散戶的力量對比與股場的實質，觀眾中的股民如果聽得進去，也許可以有得益。

最後引用小說作者的一些原話，他在與作家許知遠對談的時候，說到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就是把過去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保存下來。能夠保存過去的東西，就是一種推動。”

作者還認為，文學“沒有那麼高大上，只不過是記錄了一個面，而且 40% 是沒法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