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讀昆德拉小說的兩條札記

一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有一種突出的反諷意識，但帶有很大的苦味，他筆下的知識分子都是很可憐、很卑瑣，喪失了責任感的，有一種病態的自我懷疑，自我折磨。我印象很深的是《為了告別的聚會》中的那個小號手，他那種自己不肯放過自己，總是覺地跳進恐懼當中去的做法，使人無法忘記他。這種病態只有受過長期高壓的知識分子才會有。如果是一個西歐的作家，他不會這樣寫，只有東歐的作家才會有這樣的體驗和創作。讀昆德拉的小說，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墮落。一個民族，知識分子如果墮落到昆德拉小說中主人公那樣的地步（當然這種墮落不是自願的，而是被迫的），這個民族大概就沒有什麼希望了。

二
就個人趣味而言，我不太喜歡昆德拉的小說，倘若拿《日瓦戈醫生》和昆德拉的作品相比，我就覺得還是《日瓦戈醫生》更好，雖然《日瓦戈醫生》對人的理解不像昆德拉那樣具有濃厚的現代主義的色彩，但就作品來說，很難說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就屬於較高的層次，而帶有天真的古典主義色彩的就是較低層次。我由此想到中國作家對昆德拉的興趣。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不少中國作家日益關心如何使自己走向世界的問題。一開始是直接去學西方的現代派，比如學卡夫卡，後來發覺不行，中國作家與他們差距太大。然後就來了個“馬爾克斯熱”，因為馬爾克斯就是靠自己的民族性特色走向世界的。我們中國作家也可以寫中國自己的東西，越是獨特的越能夠走向世界。可到最後又發現一個問題，馬爾克斯儘管寫的是拉丁美洲的甚至是印第安人的神話，但他本人的眼光卻是高度西方化的，而我們卻沒有這種眼光。就在這個時候，昆德拉出現了，儘管他現在沒有諾貝爾文學獎，但據說五年之內是肯定要得的，這就給某些中國作家很大的鼓舞，因為昆德拉和我們非常接近，他也是從同樣的制度下走出來的，而且也是寫本國的事情，而居然能走向諾貝爾獎，那當然值得學習了。昆德拉吸引中國作家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似乎具有一種永恆性的關注，一種文化哲學的意味，一種帶有現代反諷色彩的哲理性。昆德拉所寫的許多感受，我們中國作家也有，但他卻能在表達這些感受的同時，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指向，關注整個人類的生存困境，因而以富有哲理的表述，表現出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這就對一些苦於無法提高自己創作境界的中國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引得這兩年的有些新潮小說直接去表現哲理，表現具有現代主義意味的哲理。但我覺得昆德拉的作品所以動人，主要不是靠那些哲理，如果靠那個東西的話，這些作品就做作了。如果說昆德拉有什麼地方值得中國作家借鑑，那就是他的那種沉入自己人生體驗的深處的創作態度，他的所有哲理都僅僅是這種“沉入”的結果。譬如《永恆欲望的金蘋果》，那兩個知識分子玩女人，實質上是一種自我麻醉，而他們的可憐不僅在於自我麻醉，更在於這種麻醉本身也是虛幻的。這兩個人中，特別是那個始終高舉追求女人旗幟的人，我感覺他特別可憐。你可以從這裡面感受到某種哲理，也可以從別的角度去理解，但重要的是作者表現出了對這種可憐的非常強烈的情感體驗。與這種體驗相比，作品中的抽象的哲理反而不那麼重要了。《日瓦戈醫生》我看了非常感動，因為它表現的情感力量很強大，要比昆德拉的這幾部作品更強大。在我看來，昆德拉的小說，在藝術上很講究，但很難說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就二十世紀的範圍來講），而《日瓦戈醫生》則是第一流的。因此，如果昆德拉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主要是鼓舞他們在創作中直奔所謂的哲理性，那我覺得所謂“昆德拉”熱就並不是好事。
昆德拉自己說過一句話，說每個作家的創作都有一個主題，而卡夫卡所有小說的主題就是：人在外部世界的規定性下顯得完全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人怎麼辦？他對卡夫卡是這樣解釋的，其實這也就是在解釋他自己的主題。如果說他的小說中有什麼哲理的話，這個哲理就是在你完全無能為力，完全無法動彈，喪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況下，你怎麼辦。讀他翻譯過來的每一部小說，我都感受到這一點，包括《永恆欲望的金蘋果》。問題是他從哪裡得到這個哲理的。如果他從小就生活在法國，他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看法和感受。正因為他是在捷克長大的、受過捷克教育的知識分子，他才會這樣來看待人的命運和處境。如果他的這種哲理已經上升成為對整個人類的一種觀照，那麼引導他達到這個高度的卻是他切身的生活感受。每一個作家的哲理都有是不一樣的，都是獨一無二的，越是好作家越是這樣。因為他通向這個哲理的感受是獨一無二的。可我們中國現在的有些小說家卻對純粹的觀念過於關注。其實作家越是沉浸到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去，真正面對你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情感體驗中沉得越深，就越可能得到某種獨一無二的感受。如果你能像昆德拉那樣自己作出哲理性的總結，那當然好，如果不能也沒關係，讀者自己可以從中體味出來。昆德拉對中國作家的啟示，恐怕主要並不在他的那個哲理本身，而在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獲取得這種哲理性。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