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９月７日晚８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
的兩本書》。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篇文章。毛澤東在審閱時這篇文章時，
就打擊“‘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問題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
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
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
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
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
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文章說：“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
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
看一看他們對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態度，看一看他們支持誰、反對誰的政治傾
向性，看一看他們的歷史，便可以從變化不定的形像中發現一隻反革命的黑手。”
這篇文章從批陶鑄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實際上，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五·一六”已被摧毀。這篇文章的發表，體
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步驟，其鋒芒所向，已不單單是一個小小的“五·一六”，而是
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謂幕後“反革命的黑手”。關於這一點，謝富治在９
月１０日接見中學代表時，明白無誤地說，“五·一六兵團”是反動組織，我看大
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組織也用不着遊行。根據我們掌握的
材料，人數不超過５０人，這５０人中間很多是十幾歲的娃娃，主要是有後台老板
。⒄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澤東關於打擊“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極力把清
查“五·一六”運動推向全國，搞擴大化，以證明反周恩來的人很多，為他們以後
的“倒周”製造影響並打下基礎。江青說，這篇文章是顆重磅炸彈，文章出來後，
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這場清查運動中，一切所謂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
反對林彪、江青等人和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有所懷疑或持有反對情緒的人，都
被稱作“五·一六”分子，打入萬劫不復之地。１９６８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
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在全
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擴大化竟然擴大
到了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身上。周恩來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國務院
機關的幹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來得知消息後，當然不信，說只憑一
個人的口供，就給別人定性，不可靠。“老張（樹迎）、小高（振普）在我這裡工
作多年，從他們的工作表現說他倆是‘五·一六’我不信。”⒅，清查“五·一六
”運動，不僅把反對林彪、江青的許多幹部、群眾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
大批無辜，同時又演變為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大混戰，數以百萬計的人遭
到殘酷迫害。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
一六”問題作出“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
徹底搞出來。江青也大聲疾呼，要徹底清查“五·一六”。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
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
一六”運動。
３月２７日，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
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向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
查‘五·一六’極為牴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五·一六’是
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應當是
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根據這個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區，各地
、市、縣革委會紛紛發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層層
舉辦專案人員學習班，要求有領導、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動群眾，號召廣大群眾迅
速掀起一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檢查、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打一
場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人民戰爭。有的地方在清查過程中，要求結合正
在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確定清查的重點地區、重點單位、重點事件、重點人
物，重點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這一運動成為派性鬥爭
的繼續，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現的問題，說成是由於“五·一六”的破
壞，把一派群眾組織干的錯事當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來清查，將一些平日“
有問題”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個“筐”，
可以將任何人都往裡裝。
由於對什麼是“五·一六”沒有明確的標準和界限，在當時“左”傾思想的指
導下，江青等人規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對“以毛主席
為首的黨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對三支兩軍的解放軍個
別人員，對革命委員會稍有懷疑、不滿或有不同意見的人，統統打成“五·一六”
分子，給清查的領導者以極大的隨意性。有些地方或單位的兩派組織互相攻擊，互
指對方為“五·一六”分子。清查運動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造
成了數以百萬計的人蒙冤，慘遭迫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
身為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組長的陳伯達，也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
縱者。更為荒誕的是，竟然把解放軍高級將領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
同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說成是
“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着。身為公安部部長、“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副
組長的李震，也因此自殺身亡。
１０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
風吹了，例如（北京）外語學院”⒆。翌年２月８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
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
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１３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
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九·一三”
事件發生後，清查工作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要求繼續清查。例如，１９７２年７月
４日至８月６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召開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會上傳達了中
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精神，重點學習了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給江青
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等文件，接着
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區黨委領導人在會上強調：各地根
據區黨委的部署，在進行路線教育的同時，認真抓緊階級鬥爭，打擊利用林彪叛黨
叛國事件進行破壞活動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繼續抓緊清查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和開展社會清隊工作。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
對象已不僅僅限於清查“五·一六紅衛兵團”本身，清查工作遠遠超出了這個組織
的範圍，實際上成了打擊異己分子的一種手段。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１９７４
年批林批孔運動，才宣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