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煒：“僅限現金”是一種溫情

在中國，人們出門似乎已經不帶現金了，手機能夠解決所有支付問題。而日本依然存
在大量的“僅限現金”店，許多老字號飲食店、小商店依然貼着“僅限現金”的告
示。這與中國幾乎“無現金化”的社會形成了鮮明對比。支付手段的差異涉及到社會
信用、經濟成本以及基礎設施背景的差異。
中國電子支付的爆發式增長，部分原因在於過往曾受偽鈔問題困擾，且銀行體系對大
眾的服務覆蓋不夠便捷。而日本的情況恰恰相反，鈔票防偽技術極高，日本紙幣被公
認為世界上最難偽造的貨幣之一，民眾對現金有着極高的信任感。
日本的ATM極其普及，便利店遍布全國，且大多設有24小時ATM，隨時隨地都能取到現
金。這種“獲取現金的極度便利”反而削弱了人們轉向電子支付的迫切性。在日本攜
帶大量現金出門的風險極低，丟失錢包被找回的概率很高，這使得現金支付在心理上
並不讓人感到不安。
店鋪選擇“僅限現金”有個重要的理由，接入電子支付系統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商家
通常需要向支付平台支付成交額3%至5%的手數費。對於利潤微薄的小店來說，這直接
削弱了經營利潤。現金交易意味着即刻的現金回流。而電子支付往往需要數周甚至一
個月才能到賬。
再者，日本擁有龐大的高齡人口，許多老年人習慣於通過現金管理支出，對複雜的智
能手機操作存在排斥心理。我家近鄰有位80多歲的老太太，每到發年金的日子，她就
去銀行取錢，至今所有開支都是現金支付，信用卡一張也沒有。相比於將所有消費行
為數字化，部分日本人更傾向於不留下數字足跡的現金交易，以保護個人隱私。
我個人來說，現金、信用卡、手機支付並用。我很喜歡日本的紙鈔，每一張都是乾淨
整潔，數錢的感覺很好。家附近有一家80多歲母親和40多歲的女兒經營的“僅限現
金”小料理咖啡店，提供自家製作的飲料、蛋糕和家常菜。我基本上一周光顧一次。
與一般寡言自律的日本人不同，母女倆喜歡聊天，喜歡笑，與客人打成一片。她們總
是說：小本經營，客人不多，若是電子支付，被收取手續費，恐怕就要虧本了。
有意思的是，這家店竟然吸引了不少外國人，我去店裡就遇到過來自奧地利的留學
生、在日本工作的白俄羅斯小伙子，他們覺得這家“僅限現金”的小店頗有日本傳統
韻味，於是成了常客。還有來日旅遊的外國人可能是在網絡上看到店的介紹慕名而
來。店內只有十來平方，數張桌子，裝飾得乾乾淨淨，溫馨大方。我每次去總是買一
盒900日元的家常菜，拿出一千日元，找回100日元。有時候付了900日元的硬幣，店主
就高興地說：“太好啦，給我們零錢幫了大忙了。”錢，是個橋梁，因為現金交易，
對話的內容自然而然延續下去。母女倆有時跟我談日本的政治家、談中日關係，談她
們喜歡的中國古裝劇……去那兒不僅是買食物，更像去親戚家串門聊聊日常所感。
“僅限現金”的小店，飄逸着人間溫情。有時候傍晚看到幾個男人走進店裡，每人要
一小瓶啤酒，一小塊蛋糕，把酒言歡、觥籌交錯之後，每人都掏出現金，放在桌上數
着，然後滿足地笑着離開，所謂昭和時代的風景應是如此吧。
東京巢鴨商店街是著名的老人街，那兒有許多“僅限現金”的商店，比如蕎麥店、鞋
店等。以紅色內褲為主打商品的知名商店丸治也是“僅限現金”。丸治發行《溫馨新
聞》的小報，有次我在小報上看到丸治社長的文章，主旨是“推薦現金主義”，他
說，世上太便利了，人們會失去許多嘗試新體驗的機會。從錢包里緩慢掏出錢給店員
的老人，通過數錢保持腦的活性化。
現金的效率固然低下，它需要清點、找零、等待，甚至伴隨着沉甸甸的硬幣碰撞聲。
但在日本的社交語境下，這種“慢”恰恰提供了交流的契機。當你雙手遞過紙鈔，店
員微微鞠躬並認真點清數目，最後將找零雙手呈上，這一過程是一場完整的“一期一會”。
在移動支付席捲全球的今天，日本街頭隨處可見的“僅限現金”告示，或許被視為一
種“落後”的象徵。從效率與數據的角度看，掃碼支付無疑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節奏。
然而，當我們剝開技術決定論的外殼，會發現日本這種根深蒂固的現金文化中，包裹
着一種數字信號無法傳遞的溫度。
日本文化向來注重儀式感。在紅包、祭奠或日常謝禮中，精心挑選的信封配上平整的
新鈔，承載的是數字化轉賬難以企及的誠意。此外，這種對實物的依賴也源於一種深
層的防禦心理——在自然災害頻發的島國，電力與網絡的脆弱讓人們更信任手中握得
住的實物。
日本政府推進“無現金化”的長遠目標為達到80%，現在約40%。許多超市已經實現顧
客自個兒掃碼、支付。但電子支付是一種難言的寂寞。誠然，從技術層面看，日本在
金融科技上顯得步履蹣跚，但這種“落後”更像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或守望。它提醒着
我們：在追求極致效率的時代，保留一點“不便”，其實是為人類的情感交流留出了
一片自如呼吸的空間。親手遞出去的紙幣，折射出的不僅是貨幣的價值，更是人性的
溫情。在數字化浪潮中，日本社會對現金的堅持並非單純的“技術遲緩”，而是一種
對人文鏈接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