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開會一個星期，一到家就發覺電話上有幾個留言，全是州政府的一個檢控官打來的。第一個還很客氣，說有要事，請我立刻給他回電話。後邊一個比一個凶，最後說，我們知道你的住址，再不回電，就會動用法警去請你。

　　我昏了頭，這是犯了哪條哪款？我可是一向遵紀守法的好公民，連違章停車都沒有過，最多也只是開車超點速，還從來沒被抓住過。一夜輾轉反側，第二天一上班就打電話過去，他要我到他的辦公室面談。

　　我忐忑不安地來到州政府辦公室，那個檢控官一開口，我就更昏了——莫名其妙地自己居然捲入了一場偽造學歷、買賣文憑的造假官司！

　　“你記得這個嗎？”檢控官抖着一張紙問我。

　　我接過來一看，是自己求職的一份簡歷。從內容和時間上看，那是若干年前，搬家來這裡的時候寫的。可是，當時找工作幾乎碰破了鼻子，漫山遍野不知撒出去多少簡歷，哪兒還記得這一份。

　　他見我茫然不知所措，又問我：“有個南美大學你是否知道？他們曾經聘請你當教授，有這回事嗎？”

　　“嘿呀，你怎麼不早說，這事還記得。”

　　那時候，為了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幾乎翻爛了電話簿。給這個小城裡所有的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都寄了簡歷，大多數都如石沉大海，只有南美大學的校長親自給我打了電話，豈有忘記之理。

　　剛聽到電話，頗有些受寵若驚，可是，談着談着就覺得不對了：這是個以函授為主的大學，學員主要來自西南各州，但是招生對象遍布全美，既沒有固定的課程，也沒有科系設置，更沒有我做研究需要的實驗室和儀器設備。我聽了半天，迷迷糊糊地想，這真是個大學嗎？尤其是這個校長還問我有沒有華人想拿大學文憑，我能否給他們招攬學生。他說的話怎麼聽怎麼像個天橋的把式，和賣狗皮膏藥的差不多。

　　唉，只聽說中國的學術風氣越來越壞，打假趕不上造假，美國也有這種江湖騙子？我問了幾位老美朋友，他們一聽就哈哈大笑，我當然也就恍然大悟，以後再也沒有和這個學校聯繫過。

　　“現在是怎麼回事？”我不解地問道。

　　檢控官說：“還好，你沒再和這個學校聯繫，要不就麻煩了。”

　　他告訴我，在美國，大學文憑還是很重要的，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是大學畢業。有了學歷，工資和級別都不一樣，晉升的機會也好得多。可是，大學不是國家的義務教育，有的人經濟不支，有的人智力不夠，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上大學。也有人壓根就沒興趣念書，還特別害怕考試，根本就無法達到正規學校的要求。

　　檢控官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個人來，曾經和我們一起工作過，說話做事看起來也挺聰明。他看周圍不是博士就是碩士，至少也頂過學士帽，心裡一激動也想再念書，就去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沒想到沒病沒災地突然昏倒在考場上。醫生說他有“恐考症”，從此他就絕了這個念頭，安安穩穩地當他的勤雜工。

　　檢控官笑着說：“這樣的人還真不少，於是就出了一些低價速成的‘函授大學’。有些大學還算正經，學費不高，教課不少，考試也簡單，老老實實地傳授一些專科的基本知識，幫助不少人圓了大學夢。可有一些就利用這些人想拿學位的殷切心理，打着大學的旗號製造假成績單，販賣假文憑，從中牟取暴利。南美大學就是這樣的。”

　　他說着，拿出一本南美大學情況介紹的小冊子給我看，教授委員會的成員里赫然印着我的名字和其他幾十個大名。我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他安慰我說：“你不用擔心，我知道，這些名字是他們弄來裝門面的，大多數人根本就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的也像你一樣毫不知情。”

　　他還說，州警察局早已察覺到這個學校的非法舉動，布置了線人，讓一個女警察裝成學生到他們的學校報名上學。他們果然沒有讓她上任何課，只是和她講價錢，要把假造的文憑和成績單賣給她。警察局事先布好了圈套，在他們買賣成交的時候，人贓俱獲。

　　在搜查他們的文件時，他看到了我的簡歷。現在州里正在審理此案，他們雖然有了幾個證人，可是全都是當學生的，因此他們到處找我，要我出庭作證，說明他們的教授委員會也是假的，根本就沒有教課的教授。

　　我這才明白他為什麼那麼着急地要我回電話了。可是，雖然來到美國很多年，我還從來沒有上過法庭，該說什麼該做什麼，全是一頭霧水。

　　檢控官笑着說，就把你剛才的故事原樣說一遍就完了。還說了一通大道理，要敢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等等之類，就像當年小學老師的教誨差不多。

　　過了幾天，我正在上班，一個法警來找我，給我送來了法院的傳票。上邊簡單的幾行字，要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某處為某個案子出庭作證。如果屆時不到，就可能以藐視法庭被抓起來。這可比那幾個電話厲害多了，誰會有膽量和法庭作對！

　　我準時到了法院，開庭前，還見到其它幾個證人，好像大多數是中年婦女。一個人氣哼哼地說，她虧了好幾千塊也沒拿到個學位！還問我被騙去了多少。我估計她們是交了學費沒拿到文憑的受害者。雖然我很想知道她們是怎麼樣上鈎的，卻不好問。

　　按照美國法律，證人不能旁聽審訊，也不能隨意交談，擔心相互影響，失去了證詞的客觀性。我先在心裡暗暗地嘲笑她們太笨，再想想自己不也一樣嘛，照樣的上當受騙，又聰明在哪裡？只好一聲苦笑。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好在並不覺得緊張。按照例行公事報了姓名地址職業，法官讓我舉手對上帝宣誓，保證要講實話。我心裡一動，差點脫口問他：“我不信你那個上帝怎麼辦？”不過，看着黑長袍下嚴肅表情的法官和圍在四周持槍荷彈的法警，我只敢在心裡笑了笑，萬一法官沒有幽默感，說我擾亂法庭可就不好笑了。

　　我規規矩矩地坐在證人的位子上，環視了一下周圍。中間正襟危坐的是法官，左邊黑壓壓地坐了幾排人，大概就是陪審團了。前邊兩張桌子後邊，離我近的一邊坐的是很有氣派的檢控官和他的助手們，另一邊的人，雖然也是西裝畢挺，一個個卻神情沮喪，不用問也知道是被告。旁聽席上空蕩蕩的，可能是因為這樣造假的案例不多，也沒有普遍的社會影響，況且沒死人，沒傷人，受害者也無足重輕，這種小案子，媒體不重視，就連檢控官也像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整個看起來，比電視裡的場面小多了，也沒有想象中那種莊嚴肅穆的感覺。

　　檢控官開始提問，和上次的問題一個樣。本來就是一句話的事情，我壓根兒就不是南美大學的教授，既沒有教過學生，也沒有領過薪水，只不過一時不幸寄去了簡歷，讓那些人利用我的學歷和經歷來騙人罷了。可是，檢控官羅里羅嗦，一會兒這麼問，一會兒那麼問，問了半天全是細節，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沒有把問題的焦點搞清楚。唉，這就是拿着我們納稅人血汗錢的政府官員！

　　輪到被告的律師提問了，他首先說明，只有三個“是”與“否”的問題，都很簡單。第一個問題是：“你現在的工作是否在州立大學任教？”我很奇怪，剛開始不就報過職業了？不過我當然不能這麼反問他，只能答“是。”

　　“你認為你自己有資格做大學教授嗎？”什麼？我差點兒跳了起來，這不是廢話麼！我當然不會答“否”。

　　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南美大學的校長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就已經答應給你教授的聘書了，是不是？”

　　我不由得停頓了一下，這小子果然厲害。三個問題，看似簡短，卻招招見血。很明顯，這種提問的方式是想建立一個邏輯：你現在在大學任教，你夠格做大學教授，你也收到了南美大學的聘書，自然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南美大學的教授了。如果陪審團按照這個簡單的邏輯推論下去，南美大學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犯法。這些被告為了逃脫法律的懲罰，一定花了大價錢請來這個思路清晰的律師。

　　哈哈，我開始明白為什麼ＯＪ·辛普森和麥克·強森的混賬官司居然全都打贏了，真是有錢律師也推磨，難怪電影裡的壞律師非得被恐龍吃掉呢。

　　我想，如果再答“是”，豈不完全鑽進他的套里了，就聲明：“這個問題不是‘是’與‘否’能夠說明白的。”我看看法官，並沒有不許可的表示，被告的律師也沒有像電視裡那樣舉手大叫，阻止我發言，我就接着說下去：

　　“第一，我並沒有接到南美大學的正式聘書。第二，南美大學校長給我打電話的時候，答應給我的聘書是有附加條件的，要求我自己找學生，而且關鍵是找‘到’學生，沒有學生就沒有教授的待遇。我既沒有答應這個條件，也從來沒替他找過學生，自然也就沒有成為他的教授。”

　　檢控官笑了，被告的律師不動聲色回到座位，法官點頭道謝，我的任務完成了。

　　幾天以後，在報紙的一個角落處，我總算看到一篇關於這個案件的報道。據說這場官司最終以南美大學的校長和幾個同夥被判有罪而結束。

　　出乎意料的是，幾個月以後，州政府寄給我３０多美元作為出庭作證的誤工補貼，我的第一次法庭經歷就這樣圓滿地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