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讀美術史，那個系有五位主要的教授，其他是在這裡兼課的教授。
我到學校的第一天見到的是系主任娜愛爾教授。她四十歲出頭，個頭不高，兩頰噴紅，長得渾圓結實，令人馬上想到剛剛出爐的小麵包。第一次見面時她非常客氣，殷勤備至，領我去熟悉圖書館、計算機房等學習環境，並邀我和她去共進午餐。一路上凡見到系裡的學生，就把我介紹給他們，他們笑容滿面地和我打招呼，熱情洋溢，這樣的場面委實使人感到溫暖。只是過了兩天發覺，當我獨行，狐狸身後沒有老虎的時候，人們彷佛立刻不認識我了，這就罷了，令人扼腕的是娜愛爾教授和我的友好關係也只象兔子的尾巴那麼短。開學不久，娜愛爾教授就邀系裡的三個外國學生到她家裡吃飯。一位從印度來，一位從沙特阿拉伯來，再有就是我。不用說我們欣然受邀，各自帶了些土產上門。她的家屋宇高軒，四周林木參天，自然是氣派的很。她的丈夫在金融界做事，也是個頭不高，但笑容可掬，人情事故極為練達。他的說話有水的脾性，能極迅速地往乾澀之處滲透，弄成一片滋潤，讓客人決不冷場受窘。他們有一個十來歲的獨生兒子，叱吒吆喝，虎虎有生氣。入座之後不免談到我們的學業，娜愛爾教授便問我們幾人的興趣所在，那位印度學生打算研究印度佛教美術，沙特人要研究伊斯蘭建築，我一聽便笑道：看來我從中國來非得研究中國畫不可了。娜愛爾教授便接下去問，那你打算學什麼？我告訴她我的興趣在美國現代藝術，她沉吟道，那當然也很好，不過你若是研究中國藝術會比美國學生容易，這在一個競爭很強的形勢中對你是有好處的。再說，如果選中國的題目來做，左右也就不過是一篇博土論文罷了，做完了這個你愛研究什麼不成。你們都可以在這裡先學兩年的課，完了之後再回國去做一段研究，可不好？聽到這裡我心中一頓，一下子對桌子上噴香的玉米和烤雞腿失去了胃口。在娜愛爾教授的語氣與心思中讓我感到一種明確的功利成分，使我不快。她的打算實在說來是利己利人的，我們幾個可以憑了熟悉本國文化的優勢巧取博士學位，而這個系對東方美術的研究也不妨因此得到加強。這原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我偏有些呆氣，總要在世道人心之外期待一點動心動情的東西。如果是為了取得博士的方便而選中國的題目做，大概會象吃美國的快餐，惠而不實，心中因此覺得彆扭。事後我專門找娜愛爾教授，特別告訴她說，中國的題目我是不做的。我要學美國現代藝術。她見我不知好歹，於是“聖心震怒”，從此不大理我。
不過另外兩位外國同學最終也都與娜愛爾教授不歡而散。那位印度姑娘英文很好，又刻苦認真，一直是由系裡出獎學金支持着，兩年之後娜愛爾教授突然要移款它用，就建議她回印度去做論文，系裡可以把她的獎學金免了。這位印度姑娘自然生氣，她這個博士學生系裡不給錢供養着，倒要教她回去由父母供養着來完成，豈有此理。於是她馬上動手向別的學校申請獎學金。娜愛爾教授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大不樂意，她原意是想馬兒跑卻又不吃草，鬧個雞飛蛋打她倒也不肯。於是明令系裡的任何教授不得給這學生寫推薦信。這種阻撓頗有雕蟲小技之嫌。世界之大，找出兩封推薦信來有何難哉，這學生很快被另一個學校錄取。臨行前她非常得意地告訴我，娜愛爾教授竟對她說，你留下，我給你錢，馬上吃她回一句“Ｉｔ’ｓ ｔｏｏ ｌａｔｅ！”“當我把這句話對娜愛爾教授拋過去的時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瞬間。”印度姑娘如是說。
那位沙特人先要完成碩士學位，他英文吃力，怕閉卷考試，與娜愛爾教授懇談之後，得到恩准用一篇長的論文來代替碩士資格考試。他自去懸梁刺股，累得兩眼摳僂，形容憔悴，終於炮製出一篇一百多頁的大塊文章（通常系裡要求碩士學生考試之外交一篇四十頁的論文就夠了）。竣工之時，娜愛爾教授用一秒鐘改變了主意，仍然讓他考試，這位沙特人因此特別請我去喝咖啡，讓我聽他用阿拉伯風格的英文把娜愛爾教授罵了有兩個小時以上。
與娜愛爾教授積怨似乎不只限於外國學生。系裡一位美國女生原與娜愛爾教授親厚，竟住到教授家裡，每天花兩個小時照看娜愛爾教授的兒子，她則免付房租，彼此相得。當娜愛爾教授全家出門度假時，這同學邀我和另外幾個同窗到娜愛爾教授家中，她要借了教授美麗的房子請我們吃飯。儘管我們這些人以前都到娜愛爾教授家來過，但面對教授的恩威，我們都挑着字眼說話，夾着尾巴做人，此番二進宮，不比前一次，用美國的諺語說便是“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ｔ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於是我們這些小耗子竄進主任教授的每一個房間，着實地把他們家收藏的希臘羅馬骨董狠狠地細看了一遍。待我們在餐桌上坐定，享受這位同學做的意大利麵條時，我們問她，在這裡住着如何？美國人真是爽直得可愛，這位同窗張口就說：“娜愛爾教授，哼！Ｓｈｅ ｉｓ ａ ｂｉｔｃｈ！”然後一五一十地數落如何說好了只給教授看孩子，教授竟指使出許多分外的事情讓她做。甚至在要考資格考試的前一天派事情給她做等等。我們誰不了解娜愛爾教授的為人，知道這位治希臘史教授的心正如出土的希臘古典時期的雕塑，既硬且冷。Ｂｉｔｃｈ這句美國“國罵”用的倒甚是貼切。只是坐在人家考究的餐桌邊，使着人家精美的刀叉盤盞，一面還笑嘻嘻地聽罵此人Ｂｉｔｃｈ，這大概是我畢生做的最缺德的一件事了。
里特教授教中國美術，他可以講一口不流利的中國話，也能對付着看中國的古書。他年輕漂亮，英氣逼人，笑口常開，招人喜歡。因此選他課的學生是系裡陣容最整齊的年輕姑娘（美術史系有相當的女生是中年和老年女性）。醉妞之意絕不在酒，單靠了中國明清繪畫是很難對這些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ｃｋ產生如此大的吸引力的。里特教授上課全不嚴格，也不按鐘點到，即使來晚了，也要騰出時間來跟學生說幾句輕鬆的話，大家笑嘻嘻地跟他應酬，全無責怪的意思。若是換一個老而衰的教授試試，這一班漂亮的學生們恐怕早就沸反盈天了。在春日鶯飛草長之時，他便不肯囚禁學生於四壁之內，常常率隊而出，與學生攤坐在野花與草地中，薰薰而談，頗得中國“竹林七賢”之遺風。好在中國繪畫原是中國人在山水之間捕捉的靈感，與歐洲藝術——無論是中世紀內心玄想的宗教藝術，還是文藝復興強調健美人體的人文主義藝術——正走了一個反，所以屢屢到室外去沐浴着清風上課也很說得過去。輪到學生開ｐａｒｔｙ，頂喜歡邀他，他逢邀必至，帶酒一瓶，很有情致地在酒瓶上系一紅絨繩，與學生一起喝酒，說笑話，講故事，笑成一團。學生們（主要是女學生們）待他如眾星拱月一般，他象被人寵着的孩子，叫人怎麼看，怎麼是地方。這種師生之間的微妙情愫象他這樣的聰明人，怎的不心領神會，於是他總是出手大方，動輒給學生Ａ，得Ｂ的是極少數，多半是為了用來點綴，總不能讓人人都是Ａ，在系頭那裡說不大過去。
這樣一個寶貝，終於沒有叫人失望，演出了一些風流故事。在那一群捧月的眾星中，有一位叫奈丁的姑娘，嬌小玲瓏，風姿綽約，目如點漆，顧盼生輝。和里特教授不着痕跡地好了，於是里特教授棄了結髮的妻子，奈丁姑娘解了未婚夫的婚約，兩人結為秦晉之好。我原來以為，美國人觀念開放，風氣自由，喜新厭舊，不以為怍。其實不然，里特教授和奈丁的事一發，全系譁然，系主任為此大為光火。不過象里特這樣的乖巧角色哪能把自己放在這樣一個尷尬地位上，他安排好在奈丁畢業那年便放棄了這裡的教職，跑到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島去做事，自然是攜了奈丁雙雙飛去。等此事畢露之時，早有一片大洋把驚異、譁然和指責隔開了。
教現代藝術史的蘭度教授是一位小個子急性子的女性，走路活象敲小鼓一樣，篤篤篤地一陣風過來了。在圖書館一落座，總要攤一桌的書，翻動得嘩嘩作響，旁若無人，神色緊張而且莊嚴，彷佛作戰前察看軍事地圖的將軍，令我們學生肅然而敬。而她的說話則象開機關槍，呱呱呱呱，快得連美國學生都怕，更遑論我這樣的外國學生。同學告訴我，她是紐約人。待我去了一次紐約，見識這個兼瘋狂的熱情和競爭的冷酷於一身的大都市之後，對蘭度教授的性格得到一點客觀的背景。我每一次不得以要去找這個紐約籍教授，活象鄉下人進紐約，頭皮發緊，手心出汗，慌的不知所措。這位紐約城裡人沒有義務容你慢慢用不夠熟練的英文組織心中的意思，她更沒有工夫重複自己的話，她的時間，嗨，寸寸都是金的，你絕對浪費不起。
有一次在她的課上輪到一位黑人女生報告自己的學習結果，這位學生動作起來如機器短了潤滑劑欠着靈活，站在台上，摸摸索索，理稿紙裝幻燈，花費了較多的時間。蘭度教授霍地站起來，一頭的短髮根根乍立，氣急敗壞：“大家都出去，留她一個人在這裡慢慢地弄，等她弄完我們再進來。”做學生的卻不過她教授的臉面，只得慢慢地站起來，陸陸續續地出去了。我呆着沒動，想，這位同窗是這裡的一隻黑羊，我不也不是一隻白羊，留着陪陪她也好。另一個美國學生，一出去，馬上又返身進來對這隻慌張之極的黑羊說：“我可以幫你嗎？”。可惜，這話由蘭度教授過來說才對。
由於她的嚴厲，對她的課——蒼天作證——我總是化最多的時間，投最多的精力。事與願違。在我所有的成績中，數她給我的成績最差，這自然是我的不是，蘭度教授的課最重基本訓練，她往往開一大串藝術家作品的名字和創作年代令學生背誦記牢，這種訓練正與我散漫的天性相左，使我往往事倍功半。原來滿心要在現代藝術中大陳張羅，做一番事業，不料卻偏撞在她嚴格訓練的槍上出醜漏怯，真是不幸的很。不過，這種訓練頗象中國人過年時貼在宅第門扇上的門神，嚇得退任何小鬼想要進門的一切興致。這話雖是我說的，卻並不是泄私憤的氣話，美國學生在我之前就先總結說：跟着蘭度教授學畢加索，沒學之前愛畢加索，學完之後恨畢加索。恨得有理，畢加索這位老小子多產，一生畫了有千千萬萬張畫，這便苦了我們這些徒兒了，應付一次考試，少說也得背他百十來張畫，弄得人人面容慘澹，靈府淤塞，凡見到畢加索的畫不及揣摩神氣，欣賞形色，腦子裡只在記憶的抽屜里忙着尋它的標題與年代。教授是不能開罪的，於是人人遷怒畢加索，只說他作孽，這樣的藝術家真該在上帝面前參他一本，罰他到冥界去流放兩年。因為做大藝術家不一定偏要多產，另一位也是大藝術家的杜尚，一輩子只畫二十來張畫，名氣居然不在畢加索之下，如果在蘭度教授手上學杜尚這樣的藝術家日子一定好過許多，所以學生們很技巧地不怪蘭度而怪畢加索。
蘭度教授的這種訓練方法倒不是她的專制，系裡多數教授都是她的同道。三人成虎，這種訓練還引為這裡治學的風氣。在我們系的書庫里有一個從計算機系來的學生，幫助建立圖書計算機檢索系統，他為了近朱亦赤，也好意在我們系選兩門課聽聽，希望藉此增加對藝術的了解和興趣，結果他抱怨說“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 ｈｅ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ｋｉｌｌ ｍ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ｎ＇ｔ ｉｔ ｓｔｒａｎｇｅ？”（這兒的教授沒有激發我的興趣，反倒扼殺我的興趣，這不是很奇怪嗎？）我聽了大樂，知道他是個“外人”，不明究里。他哪裡知道區區美術史，青史留名的藝術家至多幾百人，靠了他們找飯吃的教授和學生在美國倒有上萬。所以執掌傳授此術的教授之義務，第一，先要去掉自以為可以到這裡來消閒自在的清客，讓他們知道這個地方和那些工廠作坊一樣，也是生產衣食的重地，只該掛上“閒人免入”牌子。第二，在這片謀衣食的領域中，為了增加競爭的難度，一定要多設人為的障礙，彼此才可以決出能力的高低，優勝劣淘，循了進化的原則推進。我們系的教授深諳此道，其中正推蘭度教授為最。難怪她總是神情嚴肅，態度凌厲。她是對的，因為稍不留神，藝術史這玩意兒極容易被人品散蕩的閒雜人等拖入遊戲欣賞的歧途中去，這對人家捧着的飯碗簡直是罪惡昭彰的事。
羅賓遜教授是從新西蘭來的年輕教授，個子不高，謝頂，腦袋大部分是光的，他教美國藝術史，而且是二十世紀前的美國史。儘管二十世紀的美國藝術轟轟烈烈很象一回事，但在二十世紀前差不多總跟在歐洲人後頭打鬧，實在叫人不來情緒，所以一開始我不選他的課，後來才知道，太可惜了。我沒有料到，這一段不出色的時期偏偏攤上一個極出色的教授，不為這段歷史，單為這個人我也該從頭到尾地選他的課，好好地尾隨他治學做人。由於他的存在，這個學校才讓人覺得呆的有價值。
羅賓遜教授的學問好，邏輯清楚嚴密，還有驚人的體貼入微的理解力。這理解力使他講課絲絲入扣，深入淺出，觸類旁通是不消說的，更難得的是他把這種出色的理解力不僅用在他的學問上，更用在他的做人上。我們凡有難處找他，不僅肯傾心相聽，而且馬上就能看出你問題的所在，給你開導疏通，使人立刻峰迴路轉。和他相處，只有四個字可以概括：如沐春風。他的性格正合了我們中國古訓的五個字：溫，良，恭，儉，讓。形象地說，如果蘭度教授的性格厲如刀片，羅賓遜教授的性格簡直是“溫潤如玉”了。他彷佛能產生一種場，讓你身心和諧，讓你自信，讓你完全自在，只想打開心扉對他一五一十地傾訴。找別的教授，終歸你是你，他是他，你的問題就是你的問題，他給你解決是他在外面幫你。羅賓遜教授卻不是，他好象有隱身法，他能迅速地走到你心裡去，他能順着你的思路去想，能用你的心去感受，當問題被解決之時，他使你覺得是你自己找到這個答案的，他只是把你心中現成的答案上蒙着的布輕輕挑了起來，這種天賦簡直讓人忌妒。系裡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不由衷地喜歡他。實際上我們說起他來不用“ｌｉｋｅ”，這個字含量不夠，我們用“ｌｏｖｅ”，我們的確是每一個人都愛他。除了愛他，每一次想到他，我心裡都會溢起一片溫柔的感動，他把人做的太美好了。儘管我舉不出特別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他似乎沒有做任何比別的教授更多的事，他也就是給我們上課，批作業，對我們微笑，聽我們說話，為他做了一件極微的事情時他對我們誠心道謝。若要說待人客氣禮貌是不難做到的，系裡的教授們誰不是被同一個社會的禮教調教出來的，他們對人點頭問好無一處不含着板眼，順着規矩，但是沒有人能夠做到象羅賓遜教授那樣，他的微笑他的問候是他心田上開出的潔淨的蓮花，幽香四溢。在他那種從容溫和的存在方式中，他讓人看到了一個生命充滿了盈盈笑意的最美麗的一面。
有一次和一位同學在學校的餐廳吃午飯，我們開始談起羅賓遜教授，我說，我簡直不知道他的這種魅力從何處來，那位同學馬上附和道：“我也覺得這是一個謎，你知道，有一次我竟做了個夢，夢見有一屋子人，聽羅賓遜教授上課，大家都問他一個問題：你的人生原則是什麼，他笑嘻嘻地卻不說，轉身出去了，大家一起追出去，他卻越走越快，竟飛起來了，成了一隻大鳥，這隻羅賓遜大鳥用嘴銜來一支巨大的筆，開始在天上寫字。你知道他寫的是什麼，我的天，他在天上寫滿了一個字——ＬＯＶＥ。天上寫滿了，他就寫在海水上，而且是五彩的字，你做過彩色的夢嗎？這是我有生以來做的第一個彩色的夢，真是迷人極了。”我聽得呆了，認定這幾乎是一個神的啟示，怎麼倒被她得了去。不知怎麼接下來我們說到他的禿頂，我說我們中國有一種生發靈藥，塗上去可以保證他長出頭髮來，我真想買上兩瓶送他，使他的才華與頭髮並茂。可是這種禮物送不出手，彷佛是在指示他的缺陷。同學聽了直笑，說：ＮＯ，ＮＯ。正說的熱鬧，突然見她面容陡變，對我作手勢，我回臉一看，險的閉過氣去，羅賓遜教授隔了一張桌子和三兩個人一起也在用餐。他好象沒見到我們，正和別人談笑。我們知道以他的善良，即使被他聽去，也無可不可。但在實際的感覺上卻是：我們在背後可以毫不作難地贈系主任“國罵”，對這位教授，無論什麼背後的議論卻都是褻瀆。我們兩人都羞愧萬分，不待吃完，落荒而去。從此我和這位朋友，凡落座，必環視四周，然後才開始交換新近的流言與是非。
羅賓遜教授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意中人”在加州，也是一位美術史的教授，因此這裡便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我到這學校的第三個年頭他就遷往加州去教書了，聽說他已經買了房子，和他所愛的人住在一起。他離開的時候，我們全系的學生彷佛有天地異色之感，不過，羅賓遜教授，我們都已經被你陽光似的人生照耀過了，這片光明較之你傳授的美術史更會使我們受益終生。
法珂絲教授在我入學一年之後才到這個系來，她剛從學校畢業，年紀不大，很是亮麗。我們看着她一邊教我們歐洲近代藝術，一邊結婚，懷孕，生孩子。她的孩子出世之後，她找到我，讓我在她有課的時候幫她照看孩子，因為我的住處離學校很近，而且我選的課和她的課時間正參差着，鐘點不多，我就答應了她。她的小嬰兒出奇的乖，吃起來象一隻可愛的小獸，全不用人費事操心，吃完，自己在小籃子裡沉沉睡去，很少啼哭，容我在一邊看書。因為協助她照看孩子的緣故，我和法珂絲教授相處很近，成為朋友。
法珂絲教授這幾年在系裡的努力，掙扎與沉浮，好象一幕全本話劇，我正充當了忠實觀眾的角色。她新來乍到，在沒有評上終身教授之前，系主任對她操有生殺大權，所以她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在教滿工作量的課之外，她還要寫出一本書來，才可以保證五年以後不被學校解聘。對一位年輕的又是剛剛做了母親的女性來說，這是一份不輕的負擔。使她難上加難的是，系主任娜愛爾教授天性偏生的不厚，又有一個如刀片般銳利的蘭度教授在一旁助紂為虐，她的日子十分地不好過。有一次我隨口問她，聽說娜愛爾教授想離開這裡，另謀高就。她說，對，這可是一件大好事，未及說完就掩口不說了。我和她相視一笑，心照不宣。娜愛爾對處於她之下的人的苛求，我哪裡能不知道。比較更不好的是，蘭度教授竟把法珂絲教授班上的學生找了去，向他們打聽法珂絲教授課上有的失誤和短處。我奇怪娜愛爾和蘭度同是女性，又都是過來之人，在法珂絲教授開始起步的時候，不來幫補她，倒來排擠她。怪不得賈寶玉跌腳發狠，最不喜結了婚又上了些年紀的女人，詫異她們的心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法珂絲教授除了玩命幹活，別無選擇。她實在是幹得昏天黑地的辛苦，一星期工作七天。一個周末的晚上差不多十點了，我打電話到她家裡找她，她竟不在，她的女兒——那個可愛的小嬰兒——已經兩歲多了，在電話里軟語嬌音對我說“ｍａｍｍｙ ｗｏｒｋ， ｍａｍｍｙ ｗｏｒｋ ｖｅｒｙ ｈａｒｄ！”我聽了又驚又笑又嘆，原來以為讀博士就夠難熬的了，不料做了教授卻更難了，身份高了一級苦難也深了一層，這樣依次遞增下去，人生何時是一個了結。有一次我約法珂絲教授去看一部關於藝術家的電影，她在路上告訴我，她最末一次進電影院的時間是兩年前。我吃驚道：在這段時間裡我大概至少看了有五十部電影，“所以你應該做教授，而我只配當學生”我向她打趣。“哼，我倒願意跟你換一換，做學生，而在兩年中看五十部電影，而不做兩年只能看一部電影的教授。”我不大厚道，趕緊聲明“不換”。
法珂絲教授面臨的形勢因為她那個不同尋常的丈夫變得加倍地嚴峻了。她的丈夫是這個金錢社會裡的一個罕物，他重精神甚於重物質，愛自由甚於愛金錢。他雖然是學法律的，卻沒有熱心在這個密網似的法治社會裡順流而下，大發其財。他一開始倒還在一家法律事務所做一些事，在前兩年美國經濟滑坡的時候，他被裁員了。法珂絲教授告訴我，她的丈夫不為此傷心竟為此高興，因為他從此可以不必西裝革履地去上班了，他寧可穿不體面卻鬆軟舒服的衣服，寧可過不富餘卻消閒的自在的日子。他的祖上是瑞典的山民，因此遺留給他兩樣東西，一是血液里粗曠的山風的氣息，另外是北歐的民間舞蹈。前一種東西使他和這個重實利，不重自然人性完整的文明社會格格不入，使得他因此願意不要一個男人在這個社會上做人的面子，卻要保存自己純任自然的天性，從此他只在家做飯，和女兒戲嬉。後一種東西是使他每星期到一家俱樂部去免費教人跳兩次民間舞蹈。這兩件遺產儘管聽來很瀟灑，但沒有一件可以兌換出鈔票來。當然啦，一位人高馬大的男子，胸前常抱着一個嬌嫩如花的小小孩子，實在是非常動人的組合，這種在生存中能把精神的閒適自由看的比物質的獲取重要的人，當得起是生活的藝術家呢。而且，這種心性就美的欣賞方面說比那些被銅臭薰染的靈魂要可愛到十倍以上，可惜這一切在美國社會中全不實用，只苦了自己的嬌妻。法珂絲教授在全力爭取終生教授的時候，心理上就要同時負有兩份責任，一是作為一個剛出道的年輕學者的臉面，另外則是家庭的一份衣食，她得拼了全力維持住了，不然後果不堪設想。現在法珂絲教授在系裡已經是第五個年頭的開始，最近她告訴我說，她那本為了取得終生資格的“ｄａｍｎ”的書馬上就要寫完了，這本書果然ｄａｍｎ，因為在這許多心理負擔的壓迫之下，這本書成了逼“印子錢”的債主，在這些年中幾乎不容她在家喘息逗留片刻，把她臉上鮮亮的顏色掠奪得蕩然無存，幾年下來，眼見她已是玉容慘澹，老了許多。
從她的這個經驗里，我對圖書館中滿谷滿坑的書遂起了極大的懷疑：它們中間有多少是從這種精神的勒索和壓迫中產生的呢？如果是這樣，它們又如何可以給我們傳遞生命自由的消息呢？從此，有着莊嚴的燙金封面的書再也嚇不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