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影的分類，好萊塢多年來形成了嚴格的行業標準，因為每個級別的觀眾群落理解力、承受力不一樣，作為文化橋頭堡的好萊塢有義務盡到起碼的道義責任。這個主動限制觀眾規模的道德準繩，免不了時常與票房最大化的商業目標相牴觸。所以近來的趨勢是，如果要打造三億以上的票房，首先該電影最好是Sequel續集，亦即儘可能借前一部輝煌成就的東風，比如《Shrek 2》，《Pirates of Carribean 2》等等；其次就是打擦邊球，在部分鏡頭滿足成人需求的同時，儘量獲准G或者PG的MPAA分級。若一旦不幸被裁定為R級，有責任感的家長則不會輕易讓孩子去電影院受到腐蝕，潛在的觀眾人數就會大打折扣。即便是專門鎖定青少年的《Harry Porter 4》，由於陰暗鏡頭過多，不幸被量刑為PG-13而不是繼承前三部的PG級，因而最終被迪斯尼的新興系列《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打敗，並且在三個億的門檻面前功虧一簣。

在我啟蒙的時候，電影的種類要簡單得多。那時主要分為黑白片和彩色片----與我兒子目前動畫片、真人片的二元分類體系大同小異，讓人一目了然----當然後來層出不窮的彩色故事片，彩色遮幅式戰鬥故事片，彩色寬銀幕進口警匪槍戰艷情片等等等等，都只是一些技術上的衍生變種。幾年前去世的外婆，一輩子把電影分為戲曲片和故事片，由此可以看出她對古裝戲的鐘愛一生；如果亞里士多德轉世的話，我估計他仍舊把電影劃分為悲劇片和喜劇片；而我自己三十多年看過的電影，則基本分為排隊片和招待片兩大類，也就是“掏錢買票看”和“不看白不看”的兩大流派。

（上）
最早看電影的經歷，根據外婆的回憶，是在我兩歲到五歲之間，主要是觀看革命樣板戲改編的電影和朝鮮進口片。承蒙黨的雨露滋潤，那些影片大致歸屬於免費片的範疇，與現在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遙相呼應。由於成分被劃到人民的對立面，有被批鬥的前科，所以外婆在當地小鎮做事謹小慎微，生怕再錯上加錯。碰到周末晚上全鎮放壩壩電影的時候----就是扯一塊銀幕在燈光球場放35毫米黑白片那種----外婆總是等正片開演之後，再搭個小板凳悄悄在銀幕的背面坐下，因為那裡相對觀眾較少，一般人除非萬不得已，不會主動去看左右反過來的人影子。外婆儘量避人耳目，選擇從背後看電影的角度，也部分養成我從小逆向看待事物的不良習慣。有一次放進口朝鮮大片《看不見的戰線》，萬人空巷，等外婆在銀幕後面找到一個空位時，影片已進行了一刻鐘。那個晚上，外婆回憶道，她剛抱着我坐穩當，我就指着銀幕大聲說“那個灰衣服就是壞傢伙”，外婆嚇得倒抽一口冷氣，擔心我沒有分清敵我，弄不好她又將被扣以教唆兒童反動思想的罪名。結果整個一晚上提心弔膽，直到灰衣服果真被活捉了，她才鬆一口氣。同時泄氣的也包括周圍幾個鎮黨委的革命群眾，他們潛伏了一晚上在外婆身邊，最終卻沒有收集到地富反壞右企圖變天的鐵證。

上小學的時候，我回到在另一個縣城的父母身邊。母親當時在一家餐廳打工，七十年代的餐館普遍是國營企業，但那家規模最大，在當地幾乎等同於新錦江在上海灘的勢力影響。餐館隔壁正好新修了一家電影院，在全城的霸主地位也約等於上海的大光明。可能因為基建預算沒搞好，與餐館相隔的圍牆修到還剩一個缺口時，突然沒磚了，工匠只好臨時加補了一面木製門。這扇門後來就成為大光明和新錦江聯誼的象徵，共創了一段類似中越邊境“友誼關”的人間佳話。每逢餐廳新買一批鮮活鴨子，隔壁放電影的、賣票的、檢票的就聞訊魚貫而來，捷足先登，要知道那時購買一隻滷鴨子的難度係數，相當於九十年代預定一桌滿漢全席；同時，每每大光明放映當年的票房冠軍，比如《偵察兵》《閃閃的紅星》《節振國》等等，新錦江的大廚、跑堂、收銀員一干人馬也可以充分把握近水樓台的先機。如果正逢暑假，父母們都在上班，我們一幫小孩甚至享受免票，直接從友誼關進入放映大廳。這樣的時間持續了三、四年，我看過無數次《賣花姑娘》《火車司機的兒子》《海霞》等等英雄成長的故事。當然最激動人心的是《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理髮師吉米被捕，以及真假瓦爾特格鬥的場面，讓我每看一遍手掌心都要冒一次汗。後來在初中政治老師的循循誘導下，我終於認識到那段時光，其實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最為有機的結合，小縣城裡的新錦江和大光明就是我親歷的和諧社會的最佳楷模。

我上初中時，父親被借調到一家文藝團體，我們全家就跟隨遷移到一座省轄市。那家劇團的宗旨本來是專門排演地方戲，但是時逢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人心不古，地方戲缺乏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所以一年到頭諾大的劇場都空空蕩蕩。後來團長大膽解放思想，爭取到電影放映權，於是正式開創了我不看白不看電影的漫長歷史。當時我們住在筒子樓，從我家的廚房到劇場檢票口，不到一百五十米的直線距離，一般我可以聽到《祖國新貌》或者《如何防止水稻病蟲害》音樂的結束，再從容不迫撂下筷子跨入劇場看正片。那時候正處於青春萌發的早期，《大蓬車》《人世間》等等是我最喜歡的進口片，不僅有大量載歌載舞的美女，還有促進智力開發的極端複雜的故事情節。而日本的《人證》、《追捕》和《望鄉》，以及歐美片《惡夢》《苔絲》（才發現也是羅曼波蘭斯基導演），都讓我自覺自發地認識到資本主義人吃人的邪惡本質。國產傷痕片《牧馬人》《張鐵匠的羅曼史》《小街》等PG-13類型，當時雖然不能完全吃透男女主角的糾葛，我也都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但是最讓我難忘的是《虎口脫險》，可以說是兩名巨搞笑的法國兵，對對眼的德國炮兵，還有那位美麗的木偶劇女郎，幫助我從中考失利的陰影中一步步走出。

（中）
當母親調到市文化局工作時，我已經開始高中生涯，我們家也搬離了地方劇團的筒子樓。但是白看電影的歷史尚未結束----作為文化局職工的福利，每當一部新片面世，母親都可以領到兩張電影觀摩票。只不過我再沒有和劇場尺咫之隔的便利，再也無法免票入場，並且永遠失去了無限端詳麗達、無限傾聽拉茲之歌的待遇。那時按照班主任老太太的要求，全班同學已經開始寫日記，每周星期一連同其他作業一起上交。用心良苦的班主任既借用日記來強迫我們鍛煉寫作能力，也利用日記來考察全班的思想動態。因為多看電影的緣故，我每個星期天不用發愁無事可記，常常是幾個短小的故事梗概就應付交差；同時也避免了在日記中過多暴露自己的青春期情緒，比如對班上某個女生的看法等等，這樣保證了我的期末品德鑑定，基本上在又紅又專之間徘徊。陳凱歌的《黃土地》，還有幾部非常具有人性魅力的電影，例如《十字小溪》《兩個人的車站》，都出現在每周的流水記事中，也是這些電影深刻影響了我日後的擇片風格。搞笑的電影如《運虎記》，恐怖的香港片《畫皮》，以及最早的武俠片《白髮魔女》，都是那個時期的傑出代表。另外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在看了《女大學生宿舍》後，我內心深處產生無比的憧憬，但我不敢直接表露是女一號羅燕的緣由，只是在日記中委婉表達了報考風景如畫的武漢大學的願望，不料也得到老太太在批語中的首肯。當然最終的自願填報去了上海，又是青春的無常變幻使然。

上大學遠離了父母，也開始了我節省飯票換電影票的新長征里程。我就讀的學校經常邀請一些上海電影廠、譯製廠的名人搞交流活動，再加上朦朧詩、理想主義、尋根熱、長江漂流隊、弗洛伊德、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流毒的衝擊，那個時期我沒能牢固掌握應有的書本知識，卻從五花八門的電影中感知到外面的精彩世界。張藝謀的《紅高梁》《老井》幫助我們找回了原始的衝動，劉曉慶的《無情的情人》在學校首映時，圖書館破例提前熄燈，因為自修的學生早已跑得人去樓空。而《羅馬假日》裡面的奧黛麗赫本，成為我整個大學時代的夢中情人----畢業後才感覺後怕，當時全校80％的男生都是我的情敵----她那一雙光芒萬丈的大眼睛，一度成為我尋覓未來女友的參照系，這與格里高利派克當選女生們的首席意中人，是源自同一條公理的N條推理。當時我知道上海還有兩個影迷聚集地，一家是四川北路的文藝電影院，另一家淮海路的寬屏幕錄像廳，名字搞忘了。四川北路的實行公開售票，《印度之行》《看不見風景的房間》等奧斯卡經典就是在那裡首次觸電；淮海路的經常到學校貼廣告、賣套票，《獵鹿人》《了不起的蓋茨比》《走出非洲》《泉水瑪儂》等等，雖然沒有正式電影拷貝，卻也通過投影錄像的形式滲入我的視野。比較例外的是葉童主演的《飛越黃昏》，在眾多非主流影片中留下至深印象，並讓我在《英雄本色》之外，有幸認識到香港電影理性嚴肅的一面。

再次回到四川已是九十年代，雖然與家鄉熟悉的肥腸粉、夫妻肺片朝夕相處，我卻明顯感受到內地與沿海的文化落差。由於缺少官辦的文藝影院，也因為盜版工業的發育壯大，民間百姓多數時候依靠地下錄像，來滿足對陽春白雪的渴望。當時川大側門的文化路有幾家高檔前衛的錄像廳，斯皮爾博格《侏羅紀公園》、呂克貝松《這個殺手不太冷》、沙倫斯通《本能》等商業經典，就是與一幫研究生在煙霧酒氣中共同研習的。在進口好萊塢和港片的夾擊下，那個時期的國產片只能用土崩瓦解、慘不忍睹來描述，有好幾次陪女友去電影院扶貧，幾乎伸出雙手就可以數完全場的觀眾人數。期間唯一記得的亮點是姜文初出茅廬執導，夏雨寧靜主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而湯姆漢克斯的《阿甘正傳》給了我人生第二次啟蒙，我發現電影不僅可以左右反過來看，故事也可以正反顛倒來寫，並且別開生面地給歷史套上更誠實的外衣。與此同時，《西雅圖無眠夜》的梅格瑞恩開始取代了我以往的玉女偶像，她那一往無前的自立精神和輕度神經的思維習慣，集中了我所欣賞的新時代女子的性格要素。

（下）
漂洋過海的最初兩年，老婆在一家錄像租賃店打工。和善的韓國老闆娘網開一面----當天顧客沒有借走的帶子，我們可以拿回家連夜審片，只要在第二天中午之前還回店裡，不影響貨流和生意就行。這又延續了我不看白不看的歷史，唯一區別在於上屆留學生遺棄那個破電視，遠遠不及電影院的高保真音響效果，但那並不防礙我對小製作獨立影片的青睞。也就是那個時期，我接觸了李安的父親三部曲，深深嘆服他獨到的切入東方文化的視角，以及他蓄勢待發的駕馭能力和大家風範。

這樣的好景持續不久，我就轉學到另一座小城，再次與免費電影失之交臂。因為留學生經濟的拮据，花八塊錢買電影票的壯舉，只描繪在許多人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宏偉藍圖中。我運氣相對較好之處，是很快發現市中心一家電影院，在每個周二晚上提供兩塊錢的特價大酬賓----遠遠低於50％的行業慣例----不僅與市面上的新片同步，而且憑電影票存根在地下車庫免費泊車。於是每周禮拜二的晚上，逐步演化成我與另外幾位留學生的真正周末。從九六冬開始的幾個年頭，是電影營養全盤西化的過程，我徹底吃慣了好萊塢口味的配方鼠藥，甚至一度修行到了煉丹專家的火候。記得看完《英國病人》《戀愛中的莎士比亞》《美國美人》《角鬥士》幾部片子，我就與人家打賭，預言這幾部要麼問鼎最佳影片，要麼入選最佳導演，而翌年的頒獎果然應驗了我的點炮手氣。只有對《泰坦尼克》不以為然，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那是純商業製作在奧斯卡的登峰惡極，也是奧獎評委貼在自己臉上的羞辱。而我非常看好的另一部《木棉花》(Magnolia，1999年)， 甚至沒有擠入當年小金人的候選名單。看過2005年獲獎片《撞車》（Crash）的同學，如果退場時還自恃氣若游絲的話，建議回家再放一遍《木棉花》，同時手裡攥緊電話準備隨時撥打911急救----那部片子我本人從心率不齊，一直看到呼吸窒息，尤其胖警察與吸毒女初次遭遇那一場戲。最後不得不承認，在最為鍾情好萊塢的這個階段，我的藝術鑑賞能力也圓滿成熟，具體的表現是，在《勇敢的心》裡面小露崢嶸的蘇菲瑪索，再次重新改寫了我的審美理念，即便有她後來在007片中的俗氣表現，也不能否認那段完全屬於她的心路歷程。

畢業以後一個偶然機會，我謀職到一家電影公司做過一陣子的市場發行。這個人生轉折的好處之一，是讓我又開始領取免費的觀摩電影票----其實兩張也不過十幾刀的貨幣價值，自己還得倒貼一半的爆米花稅；不過更大的壞處之一，則是讓我把好萊塢的垃圾桶由里到外抄了個底朝天。一般忠實影迷對好萊塢的印象，總習慣停留在那幾十部不朽經典的層面，也就是‘美倫美奐’四個字；而一旦混入局內人的陣地，才發現光環下面掩蓋的虛弱本質。打個比方說，所謂叫好又叫座影片所占的比例，大概占好萊塢大片廠庫存總數的10％左右，這也是不費嘴皮，就可以等客戶自動送錢提貨那一部分；還有20％的片源，則需要給客戶做相當的思想工作；而剩餘的70％，就是那破銅爛鐵的、哭天喊地恨不能賠錢嫁女、潑水出門的等外品。不能否認，其中有一部分是小字輩導演磨牙煉刀的必須，然而更多的簡直就是扼殺地球人生命的藥渣。廢名和廖教授提到的歐洲片《Downfall》不能進入主流院線，幾乎是勿容置疑的問題。普通美國觀眾在好萊塢長年累月的調教下，已經喪失了獨立的鑑別能力，這與2004年超過50％的選民推舉布什二進宮的弱智行為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貿然上一檔外來文化的非搞笑影片，無異於給廣大的愛國影迷當頭一記悶棍，賠錢是十有八九的概率，更不用說主力院線的檔期早已被各類垃圾片塞滿到了明年年底。國內網友評價甚高的法國片《逃之夭夭》，也就是蘇菲瑪索2005年出演的《Anthony Zimmer》，至今尚未在美國影院露臉，甚至DVD的出籠計劃也是遙遙無期。

自從達到這一點認識高度，我的免費電影票實際就成了兒子的專利，所以最近兩年伴隨他成長的同時，我們也一起淪為動畫片的俘虜。我們充分利用電影院檢票的疏漏，入場後首先借用衛生間，然後堅定不移地迅速調換到當場動畫片的放映廳。令人感慨的是，好萊塢的不少動畫片寓意深遠，可以老少咸宜----小孩子看稀奇，成人接受再教育。新近的如《史萊克怪物 1》《海底總動員》，稍早的還有《美女與野獸》《獅子王》都是絕世的珍品。隨着三維動畫的日臻成熟，我也在想，說不定某一天，我的電影分類乾脆再次二元化為動畫片和垃圾片；我的下一個女明星偶像，說不定就是候德建創意動畫《白蛇傳》裡面的3D青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