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泰一類人如果認為中國社會主義者和左派中國共產黨人可以為了他的所謂"國際主義"利益而背叛中國,背叛七億黃河和淮河人民,背叛十三億中國人民,而迎合台灣所謂左派或右派的非漢,反漢要求,他們是純粹的白日做夢.

從日本極右餘孽,如漏網的台灣法西斯戰犯和他們的遺老遺少,到台灣的一些所謂左派,甚至包括舊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類人在內,無不以所謂"自決"為藉口,企圖從外部侵略和顛覆中國.這些人,無論是左還是右,都是中國和中國文化與文明的兇惡敵人.台灣是中國的土地.不願意當中國人的人,無論他是左是右,都應該從台灣滾蛋.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什麼,和右的台獨分子無關,和左的台獨分子也無關.台灣是中國的,和一時退步階級無關,和一時的進步階級也無關.任何人,只要他是真台獨,毛澤東可以消滅他們,蔣介石也可以消滅他們.

中國沒有幾百年來舊歐洲小國如英國,德國和法國的歷史包袱.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不需要在國際主義和中國利益之間作選擇.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4左右.中國在一萬年以來的世界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一直在起決定作用.中國的利益,就是國際主義的利益.中國的成功,就是國際主義的成功.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民族,都不能以中國社會主義的暫時進退為藉口,提出分裂和分割中國要求.否則,就是對中國的背叛,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

奉勸陳泰一類人,不要用左來掩蓋自己的法西斯極右本質.無論你們支持社會主義也好,不支持也好,你們都是中國社會主義者和左派中國共產黨人的死敵.為了消滅你們,我們可以和中國的左派合作,也可以和右派合作.為了消滅你們,我們可以和社會主義者合作,也可以和資本主義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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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利益高於一切——台灣問題與工人革命
作者: 遊客甲
日期: 2007-03-24 04:26

陳泰

「汪洋大海般的勞動人群——難道有比這更好的祖國嗎？」

——羅莎·盧森堡[1]。

(轉載自紅鼴鼠第三期)

近二十年來，台灣和中國大陸發生着歷史性變化。台灣實現了資產階級代議民主，部分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積極開展獨立建國運動；在大陸，資本主義復辟已成鐵證如山的事實。藉助國家專制機器，中共官僚及其相近的私人圈子聚斂了驚人產業，正與國際前輩們緊密勾結起來；與此同步，作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大陸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被世界資產階級正式認可（WTO）。基於上述理由，今日的中國社會等同壟斷寡頭統治下的資本主義社會[2]。

針對台獨的趨勢，北京妄言「實現國家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和神聖使命」[3]，不斷武力威脅；兩個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軍備競賽你追我趕，東亞戰雲漸濃——台灣擺出「當褲頭買槍火」的架勢，更以美軍為總後盾，而大陸政府秣馬厲兵的種種舉動[4]已廣為人知。2004年9月30日，新任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接見軍內高層，指示「抓緊搞好軍事鬥爭準備」[5]，可謂東南風起，日甚一日！

台灣部分資產階級為何選擇獨立？他們又為何得到不少普通勞動者的支援？從自身利益出發，工人階級應如何看待住民（民族）自決權、分離權？愛國主義（無論中華愛國主義抑或台灣愛國主義）在為哪個階級服務？馬列先賢有雲「至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史歸根結底都是階級鬥爭史」，無論外表何等光怪陸離，任何重大社會政治現象都貫穿着階級利益的紅線；把握住這條紅線，無產大眾（首先是先進工人和革命青年）才可能看清它們的內在動力，並做出正確的政治判斷。由此說來，要找到上述疑問的答案，就必須瞭解階級鬥爭框架內的「台灣問題」到底意味着什麼。

台灣問題的三個方面

筆者以為，「台灣問題」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1949年後資本主義中國殘部與（官僚專斷的）大陸工人國家的對抗（台灣充當東亞反共重鎮）；

二．大陸復辟，台灣資產階級選擇獨立建國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過程成為美日台資本與大陸資本多方博弈的過程；

三．由於深受遷台的中華資產階級政權專制統治和排擠歧視之苦，由於台灣資本主義的長期單獨發展，廣大台灣民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小業主階層）產生了日益鮮明的本土意識，廣泛地追隨（或不反對）資產階級建國運動（及其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為後者火中取栗。與此同時，為了維護本階級戰略利益，大陸寡頭政權收台的決心日堅，並以中華愛國主義作為控制民眾的精神工具和攻台遮羞布。揭露兩岸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性質、保持無產階級獨立政治立場，是大陸與台灣先進工人起碼的責任。

「小中原」時代的台灣

1946年3月邱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向大小財主警報赤潮的到來（「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已經拉下了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6]；作為墨索里尼的欣賞者兼屠殺上萬巴庫工人的劊子手，邱先生對蘇東陣營的出現憂心如焚。有產階級的消亡、剝奪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儘管極其粗糙，而工人階級受到了官僚層的政治壓制）——便為蘇中工人國家最讓老闆世界陷入瘋狂的地方，兩大歷史前景的對抗就此展開。

在中國大陸，輸掉內戰的資本家政府一路南遷，苦撐着「屹立海上，成為東亞反共抗俄的堡壘」（蔣介石）[7]；台灣肩負起了雙重使命——既是中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後孤城，亦為國際有產陣營反擊工人革命的前哨。美國的金元和艦隊，使台北小王朝免遭迅速覆亡的厄運，（大陸已蕩然無存的）資產階級及其政權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續。無數剝削者（從西北馬氏軍閥到上海灘巨商）及其文人跟班青幫打手逃難至此；舊有軍政特工系統的殘兵潰部匯集於此；他們抱定「騎着白馬回去或五花大綁地被押回去」（柏楊）的決心，籌備着與工農敵軍做殊死戰。

為了繼續統治下去，20世紀中葉的世界資產階級發揮了幾乎所有潛能——從義大利黑手黨到拉美改良主義工會領袖，從中情局暗殺隊到梵帝岡的主教們，統統被動員起來投入「反共聖戰」中去了。作為「聖戰」的一部分，蔣氏政權在台灣建立了帶有若干極權成分的專制機器，以炮製「警察比老百姓還多」（李敖）的要塞式社會。幾十年裡，這個社會被極其細密和嚴酷地控制起來——暴風雪般白色恐怖過後，是漫長的特務政治黑夜；軍人思想全天候地受到監視和清洗（輔導長制度）；政工幹校的畢業生不僅服務部隊，還遍及新聞出版、文化戲劇等領域，主導全社會的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編練大批滿腦子領袖崇拜的基層幹部，隨時偵知和處理各個角落的潛在異端。

緊箍咒似的政治獨裁和困苦的物質生活[8]，使島內中下層社會對統治當局普遍抱有程度不等的反感厭惡和憤恨；但在鐵硬鎮壓機器面前，這種情緒被小心地隱藏起來，直到八十年代。大陸去台官僚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排它性（官官相護任人唯親），給長期備受冷落不得志的本地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界）發起獨立運動打下伏筆[9]。

八十年代末期，「聖戰」以剝削階級的大勝告一段落——蘇東垮台，大陸執政集團淪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狂熱推行者；今日中國也許並無世界最優的投資環境，但它絕對是中外有產者可以肆無忌憚壓榨工農和縱情狂歡的樂園。如果說逃台政權曾肩負「反共復國」的重任，那麼這一目標已完美達成；如果說「中華民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代名詞，那麼大陸民眾早已重入民國的土地；套用好萊塢恐怖片的橋段，二十年來發生的一切可謂「曾被埋葬的過去，又回來了！」。

大陸復辟後，「自由中國復興基地」的大小老闆蜂擁而至，兩岸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逐漸落實。2002年大陸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台灣為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和重要生產基地（從微電子到水泥）；台灣資本在中國經濟的分量日益吃重，投資領域從石化到金融不斷擴大。截至2003年6月，台灣經濟部投審會宣佈赴大陸投資累計金額317億美元，同期大陸商務部認為實際利用台資352.1億美元；而據台灣《投資中國》雜誌統計，實際利用台資773.57億美元[10]。2004年6月，台灣行政院經建會指出1991年台灣對大陸投資僅占對外投資額的9.5%，2003年已占53.7%[11]。

隨着經濟融合加深（大陸商業部已正式呼籲建立兩岸CEPA機制[12]），雙方人員流動劇增——截止2004年初，至少五十萬台灣人移民大陸（同時有數以萬計的大陸人移民台灣），一百萬人在大陸工作，年度人員往來超過300萬人/次。憑藉語言優勢，近十年來「小中原」的資產階級消費文化（從軟綿綿的台劇到惡俗娛樂節目）席捲中國大陸，為相關經驗奇缺的北京復辟集團送來一批優質的大眾精神致幻劑。

時至今日，兩岸政權的階級性質趨同而經濟迅猛走向統一，「自由中國復興基地」似乎失去了孤懸海外的理由。然而，北京和台北卻不單漸行漸遠，而且日益陷入劍拔弩張的對峙局面。終於有一天，大陸資本及其國家主義吹鼓手痛心地承認「在大陸對台灣二十年的呼籲、接觸、交流和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感訴求以後，在幾乎無條件出讓大陸市場給台灣商人以後，在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長期居高不下以後，台灣當局不是更願意統一了，而是更願意獨立了」（韓德強）[13]。

回顧九十年代至今的台海關係史，可以清楚看到台灣資本作為整體選擇了獨立建國（所謂維持現狀等同獨立）的前途。島內主流愛國力量固然高舉「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14]的聖斗旗，連當年去台中華資本的政治代表也聲嘶力竭地表白「我是吃台灣米長大，愛台灣的新台灣人」[15]（台北市長馬英九），強調「台灣優先是不能傷害台灣利益、台灣尊嚴」（國民黨主席連戰）[16]；至於復國舊夢，兩岸實行「邦聯的構想……會是國民黨未來的主張」（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17]），或乾脆宣佈「應把台灣獨立作為選項之一（向選民）提出來」[18]（國民黨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民黨附和台灣資本主義單獨建國的轉向路線，已得到民進黨的部分肯定[19]。

獨立運動的主流化、台灣愛國主義的持續高漲、輿論界「台灣第一」的新主旋律取代「中華民國頌」，上述政治進程固然處於資產階級的絕對領導之下，但它們擁有毋庸置疑的廣泛群眾基礎。大陸工人應如何對待台灣民眾的分離意識和住民自決權的民主要求？這個問題先放一放，讓我們看看「中華民國」政治中心自台北轉去北京後，兩岸資產階級政權如何應對新局面，產生了哪些重大後果。

台北：「再造民國」麻煩多多

幾十年來，中國剝削階級懷着復仇的心蟄伏孤島，夢想快快反攻「肅清共產國際侵略的暴力，恢復中華民國的領土」[20]。中華愛國主義（「梅花梅花，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華」）是無可置疑的主流官方思想，當地和大陸去台民眾則被告知「大家都要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一個前提之下，為了反共抗俄這一個目標，共同一致，團結奮鬥」[21]。臥薪嘗膽「毋忘在莒」的蔣家父子及其大小鷹犬沒想到，不待國軍提師北伐，「共酋」們竟主動「殺朱拔毛」作起富家翁來。

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以功臣匯報的語氣宣佈中國政府的全部工作在於「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22]；並已經讓「規模龐大的國有資產得以盤活，數萬億元的民間資本得以形成，5000億美元的境外資本得以流入」[23]。大陸出現了廣泛而實力雄厚的資本家群體，有產階級的復活促使當局走向政治改良，以法律的形式「保護財產權利。既要保護共有財產，又要保護私人財產」[24]，並與私人資本分享權力。鄧小平、陳雲主導的漸進式復辟，為中國資本主義打下了經濟基礎；剛剛起步的憲政進程，則着眼於上層建築的改良；無論如何，老闆們總算得以再次為禍於神州大地。

不必重演升級版「國共雙煞大對決」，海峽那邊就變了樣；或許，「蔣公」有知，會為世仇得報感到單純的快意，台灣的上層精英卻得好生思量如何在急變的時局中維護和擴大自身利益。繼續保持中華資本「南渡衣冠」的政治身份？如果說資本主義西德以「五個新州」的名義乾淨利落地吞掉了東德（卻也未能避免極其嚴重的社會經濟後遺症），大陸則棘手得多——北京復辟集團沒有簡單地拆房散夥，而是仰仗多年打下的工業家底和資源潛力，當仁不讓地以中華資本主義新中樞自居——「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台灣跟大陸爭正統，不自量力」（鄧小平）[25]。

大陸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代價亦極為可怖——近億城鎮（和數億農村隱性）失業半失業人口、私有化造成的蕭條使內陸某些工業區長期處於「前暴動狀態」、沿海經濟帶（聚集了上億勞工）的勞資關係普遍緊張、官僚系統各派系的利益分化與明暗衝突、官員貪污行為失控和日漸激化的官民對立、全球化衝擊下的民族工業前途未卜、私人資本既與權貴資本矛盾重重，近年又同國際資本頂牛、少數民族邊區的武裝騷亂、駭人的環境破壞等等，不一而足。

目睹這一切，台北清醒地意識到「當前中共所面臨的結構性變化，就規模而論，是史所未見。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文化和社會極具多樣性，使問題益加複雜」[26]；假設台北繼續自命「漢光」嫡傳並保留「北謀中原」的歷史前途，便得有接手上述（和其他衍生）矛盾並逐一解決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或至少承擔部分政治責任）。然而，大國實力和相應的政治機動空間，恰好是依附美日發展的台灣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兩樣東西。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資產階級（包括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舉凡信貸、設備、人才、技術和能源等等，無不長期依賴英美帝國主義。遷台後的中華資本和當地資本格於大勢，在上述方面走得更加死心塌地，與美日經濟極其緊密地絞纏為一體[27]。

九十年代中期，被踢出權力核心的沒落豪門終於哼哼嘰嘰地承認「日本一直控制着台灣經濟，日本一直對台灣感到極大的興趣」（蔣緯國）[28]；至於美利堅天朝上邦深入骨髓的影響，從2004年「軍購案」風波便可見一斑——面對輿論界的疑問，島內執政高層坦然宣告「美國人就是不讓台灣自己造（潛艦），我們能怎麼辦？」[29]（台灣國防部長李傑）。

數十年間，島內軍政和工商領袖們習慣於向白宮和華爾街早請示晚匯報，以精通美式文化為自炫自負的本錢[30]；八十年代後，台北啼笑皆非地發現對面的「老共」也笨嘴拙舌地與華盛頓套起近乎。

北京：「再造民國」與西天取經

蘇中官僚層走向復辟的最根本原因，一是它不具備獨立階級利益（即獨立歷史前途），空有偌大權力卻無真正的統治「名分」；二是與擁有成熟統治智慧的資產階級國家相比，「官僚獨大」的管理形式缺少有效糾偏系統，造成決策能力日趨退化[31]。專斷的官僚們（從拉科西[32]、波爾布特到趙紫陽）普遍具有視野狹窄目光短淺、偏愛冒險、常為本位小利犧牲全局等等精神特徵；對所統轄的工農群眾，幹部們（及其親眷和侍從圈子）充滿蔑視而又莫名地暗含懼意；對外要麼妄自尊大「超英趕美捨我其誰」，要麼充滿自卑恐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並對老牌資產階級抱有一種暗暗的敬畏和信服。

1978年底，急於向華盛頓示好的鄧小平主動讓步，導致保留美台同盟的《與台灣關係法》[33]的誕生；隨後（特別在蘇聯解體後）北京多年推行看西方臉色行事的「消氣外交」，讓崇毛派也歎息蜀中無人[34]。儘管北京很清楚「美國的當權人士從未放棄搞『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35]（鄧小平），因為「支援台灣當局，推行『以台制華』，本來就是美國歷屆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過會在不同歷史背景下表現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36]（錢其琛），卻仍不斷表白「我們的友誼任何人都不能離間。我們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37]（朱鎔基）。

中南海「自廢武功以德服人」的對美思路，與資本主義復辟後的新利益格局有着最根本的關係。大陸新興有產者加盟國際資本團隊的過程，即為前者向後者（特別是遊戲規則的最高制定者與仲裁者——美國資本）爭取信任努力學習（市場知識與管理技巧）的過程；大陸資本化公為私的發家史（國企改制、參與國際貿易和入世），亦離不開老大哥們配合與提攜。如此這般，北京復辟集團向資產階級轉型的過渡期，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對西方的盲目幻想、無益期待和政治短視。

藉助外資加快復辟的主觀設計、復辟時期毀棄舊管理模式引發的混亂（比如價格雙軌制）、權力內鬥的戰術需要，使得許多高層決策帶有飲鴆止渴、後患無窮的特點——為瓜分國企而對後者實施經濟窒息（掠奪性稅制），重工業因此大大削弱；向美資獻禮而放棄運十專案[38]，讓民族航空業痛失發展良機；引狼入室地吸收外資，已驚人地壓縮了私人資本的發展空間（從汽車到零售）；為安撫軍方，中央允許前者經商甚至走私，造成指揮系統人心渙散（從貪污受賄到出賣情報）；大量縮編科研隊伍[39]，使軍工開發多年滯後，諸如此類。凡此種種，官僚層雖得以較順利地轉型為超級富豪，本階級的新生戰略利益卻因此蒙受慘重損失，給今日政權留下補不勝補的爛攤子。

與此同時，復辟後大陸發展方向的模糊性，迫使窮兒乍富的大小有產者爭先在海外「花錢買安全感」；「狡兔三窟」的首選對象不外乎美國及其親密盟邦[40]。朝野精英圈「撈在京滬根留北美」的風氣如此普遍，就連官方也承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沒哪個高層領導沒有批評過美國，也沒有哪個高層領導不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國」[41]（中國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然而，「新民國」統治者中間盛行的恐美和崇美思維[42]，毫不等於中國資本主義的客觀利益會免受美資為首的外部侵犯；事實恰好相反。

身為全球市場叢林的新客，大陸中國至今未找到自己在國際強盜俱樂部里的穩妥位置（套用莎劇名言，可謂「獵人抑或獵物？這還是個問題」）。相反，「美日聯盟是美國亞洲安全戰略的核心」（美國國防部2002年度《國防報告》）；蘇東事變後美國仍「與部分東盟國家保持了雙邊軍事合作或軍事同盟關係，這本身就是針對中國的遏制力量」[43]（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王國強），「新日美防衛合作指標」[44]的出台加劇了這一遏制趨勢。九十年代中後期到現在，美國按部就班而又「最大限度地排擠中國的海上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安全利益的底線，但這卻不是美國要求中國讓步的底線」[45]（中國現代國際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文木），東亞未來力量格局如何演變，很可能取決於這場首先圍繞台灣展開的龍虎鬥。陣勢既已擺開，習慣（並只能）「西瓜傍大邊」的台灣精英何去何從，也就呼之欲出了。

台北：你是新民國，我是台灣國

舊「民國正統」喪失現實價值後，台北與北京「角色重疊互不相讓」的尷尬處境；台灣以一己之力（無論軍事、工業抑或金融）消化大陸的不現實性；大陸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高度不確定性[46]；近十多年來海峽兩岸「二女爭夫」式討好美國的外交雷同；明確遏制中國的美日東亞戰略等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小中原」的決策者倍感中華資本主義的復興實在渺茫，不如趁早抽身另起爐灶。

儘管台北一度推出「國統綱領」並宣稱「六年帶大家回大陸，逐鹿新中原」（李登輝）云云，但九十年代台灣資本「蛻皮變臉」的政治實踐表明，這僅是反攻大陸歷史目標（及其中華愛國意識形態）的迴光返照而已。

北京：新民國的強盛，從征服台灣開始

近五年來，眼看台獨步步鞏固，大陸寡頭政權坐立不安（「台獨就像中國腳底上的一個瘤」[47]）。與此同時，（至少是部分）北京的統治精英及其謀臣正加緊佈局，視「寶島」的歸附為確立東亞霸權的必要一環（「只要台灣在手，中國東入太平洋就豁然開朗」[48]）。儘管北京從未停止「兩岸同胞血脈相連，骨肉情深」[49]之類的噪音，大陸資本利字當頭的心思難以遮掩（「大陸的對台政策首先不是感情，而是民族利益」）[50]。

中國海外利益的漸趨龐大；能源安全的空前緊迫性；東亞各方軍事力量的暗戰，都讓自強派戰略學家們把目光投向台灣——這座「中國東進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國遏制中國和日本乃至東盟的重要的海上戰略基地」[51]，必收入囊內方可心安。大陸高層很清楚「中國謀求海外利益，必然要追求海上通道的安全、重要海峽的安全」[52]（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歐洲問題專家馮仲平），台灣海峽首當其衝。既有如此利害關係，強國派學界打手們歇斯底里的叫囂也就毫不奇怪了——「我們必須參與世界資源分配。除非我們放棄這個目標，不然中國就必須擁有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最起碼的海權。而達到這個目標的第一個台階就是統一台灣，其次是南沙地區。統一台灣是世界發給中國參與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張資格認證書」（張文木）[53]。

如果說「戰台灣、定海權」的思路可歸納為中國資本外部戰略，國內資產階級的集團鬥爭，同樣把台灣深深地牽扯進去。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入世後），除了搶佔市場，跨國公司代表的在華外資還大肆滲透政界，拼湊各色利益均沾的政商同盟，已迫使「政府在決策中不得不考慮到它們的訴求。這種情況已經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生活當中」[54]，給中華資本作大做強的美夢製造着無窮的障礙。

近年來，鑒於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在自家院牆內頻遭外資和「內鬼」的聯手痛擊，部分主流媒體已連連發出「外資企業吃肉，民企只能喝湯」[55]的咆哮。自強派學界進一步把話挑明，揭露資本主義復辟後的既得利益集團「一部分人正在走向買辦化」「拒絕戰略調整，主張不惜代價與國際接軌」[56]（楊帆），嚴重牽制着中國的產業升級；自強派向中央獻計「以遏制台獨為主要內容，制定國家戰略」[57]（比如把沿海經濟重心向內轉移、強制投資西南西北建設戰略縱深、以國家恐怖清除腐敗提高行政能力、在備戰狀態下有序發展戰略產業），以求擺脫依附型發展道路的威脅。

究其本質，「戰台灣、清君側」的思路代表了某些統治精英及其學界幫凶「試行」軍國資本主義的努力[58]；「民族大義」和「民族利益」兩大概念，則構成統治者驅使工農充當炮灰的主要藉口。

民族利益——統治階級利益的代名詞

綜上所述，中台統治者的利益分歧和國際資產階級多方博弈的階段性後果，是台灣精英選擇獨立的兩大主因；中國資本主義深重繁複的內外矛盾，則迫使它以南征台灣作為擺脫困境的一個主要「緊急出口」。征台的輿論準備，始終在「統一祖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金漆招牌下進行着。然而，階級鬥爭的實踐與思考告訴我們，社會革命的百年史提醒我們，無產者的根本利益與這場「民族復興」格格不入；而作為意識形態（ideology）的中華愛國主義與對岸「愛台灣」聒噪一樣，都是資產階級愚民工具。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代民族（nation）是人們在共同語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穩定經濟聯繫形成的社會共同體。與此相應，人群內部逐漸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歸屬感（national identity）[59]。作為承前啟後的社會發展階段，民族有自己的開端與終結，而非萬古不變的天然產物。它的誕生，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初步崛起——新的生產關係造就了廣大的地區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群共同體（民族）；統一的市場要求統一的語言、教育、行政和稅制，而新生資產者熱望着劃定國界和組建常備軍來保護自己控制的資源與市場，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便應運而生。

民族國家的統治功能——除了保護（和掠奪）資源與市場，還包括徵稅、鼓勵實業、發行單一貨幣、擔保商業信用、推廣國語（national language）等等；這些功能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即民族存在的各項先決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性質，決定了民族無可避免地分裂為利益根本對立的兩部分——「黃袍加身」的資產階級（及其有產盟友）與遭到剝削壓迫的勞動大眾。「屈居少數」的資本家不光擁有生產資料，更把持着國家機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盤剝、欺壓和愚弄無產者；儘管勞動大眾（包括小資產階級的下層）構成民族的形式多數，但它始終處於被統治地位。究其本質，民族國家建築於階級社會之上，等同（以保護統治者利益為最高宗旨的）有組織暴力機器，即所謂階級國家（class state）。當然，底層反抗的星星之火從未熄滅過，可謂民族史有多久，階級鬥爭路就有多長！

勞資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決定了雙方背道而馳的歷史前途——無產階級的根本解放在於剝奪有產者、以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成就為基礎建立工人政權；資產階級則竭力阻撓工人革命來維持既有的統治地位。面對自己的掘墓人，大小老闆及其國家不停地呼喚「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想想你為國家做了什麼」（甘乃迪），變着法兒地激發「舉國同心的民族意志」以捍衛「至高無上的民族利益」。其實呢，國家暴力與主要社會財富既已掌控於大小「恆產者」之手，兩大階級的根本方向更加南轅北轍，所謂「民族利益」絕難兼顧勞資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會給統治者帶去主要好處。

說白了，「民族利益」頗像一包蛋糕，裡面的真貨永遠屬於老闆，留給工農的只有彩繪禮盒（運氣好，或許粘有幾粒碎屑），看似花俏實難充飢。民族利益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崛起——上市分紅屬於巨頭，「傷了趕你走、老了不如狗」的減員增效屬於工人；民族利益是漫捲全球的中國鞋類出口——市場份額與鉅額利潤入帳老闆，過勞死和工資拖欠留給製鞋女工；民族利益是三峽電站的落成——能源屬於京滬大亨，失地流民食不果腹的遭遇等待着當地百姓；民族利益是未來的台海戰爭，石油運輸生命線和遠洋艦隊基地屬於中國資產階級，傷殘、犧牲與匱乏屬於中國無產階級。正如羅莎．盧森堡所言「在階級社會，民族作為渾然一體的社會-政治現象並不存在。任何一個社會生活領域（堅硬真實的物質基礎也好，細膩複雜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統治階級和覺悟的無產階級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語言，更談不上（在此前提下）構成一致對外天衣無縫的『完整民族』」[60]。

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越深重，有產者的精神統治手法越精細；幕後談交易，台上裝正經；雙手攥錢袋，滿臉擠悲情。「謙卑的布爾喬亞」以情動人的諸多法寶，少不了「為民族利益鼓與呼」的愛國意識形態；盧森堡時代的德意志愛國主義如此，羅斯福時代的美利堅愛國主義如此，21世紀的中華愛國主義同樣如此。

獨立階級立場——工人革命的思想前提

大陸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升級換代的客觀需要，使征台成為北京戰略棋盤的關鍵一步[61]。中華資本籌劃着一場豪賭，工人階級卻遠未做好應變的思想和組織準備——階級鬥爭及其骨幹仍很分散、微弱和充滿剝削者灌輸的政治偏見；缺少日常抗爭機構（工會、經濟合作社），一個清楚瞭解自身使命的革命工運尚未出現。

近五年來，許多社會主義同情分子雖對復辟後血淋淋的苦難有大量直觀認識，但仍深信「捍衛民族利益義不容辭」等等資產階級神話。主流崇毛派更以當局的民間智庫自居，為台獨「日益對中國國家的戰略安全構成了威脅」而寢食難安[62]；他們的台灣同道（勞動黨及周邊）則替兩岸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公開背書[63]，已墮落為大陸寡頭政權在台的過河卒。需要單獨指出的是，另有部分台灣左派千方百計地尋找支援資產階級建國的「馬克思主義」依據；他們無情揭露「中國民族主義是統治階級的最佳武器」[64]，但對台灣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卻充其量只有輕描淡寫的批評。

一般說來，無產者的經濟地位，較易使他（她）產生樸素的階級敵視（「老闆不是自己人」）；反剝削活動有所開展後，這種階級觀念還會深化。然而，做為被統治階級，多數無產者通常盲從既有政治秩序和主流意識形態符號（愛國義務、民族利益、法律權威、宗教虔誠），視後者為超脫瑣碎紛爭的聖物。必須承認，這種盲從是剝削社會底層的一般狀態。勞苦大眾耳聞身受的種種壓迫，使它自覺不自覺地尋找解脫的出路，嘗試着主動介入社會生產生活（即群眾性反壓迫動員）；日積月累的各色愚昧偏見，又讓一般反抗者往往選擇似乎全體（包括「大人物」）都敬畏的「聖物」來作號召（鬥爭初期尤其如此）[65]。

換句話說，當革命形勢尚未到來，而階級對抗還沒轉化為群眾性政治鬥爭，多數工農和職員的思想意識始終受到統治者的支配性精神影響；只有當大規模抗爭達到動員高潮時，工人革命才可能得到群眾的全身心參與和廣泛支援，而舊有主流意識形態（愛國主義抑或宗教信仰）則受到普遍唾棄。這個不進則退的總動員階段（革命形勢）相當短暫，階級鬥爭的其他時間屬於漫長、枯燥、起伏不定的局部抵抗時期。

　上述條件的制約，要求無產階級先鋒黨對自己於各個鬥爭階段的不同作用有完整瞭解——它全部活動的主要意義，在於爭取無產者的歷史前途（即建立工人政權）而非保護後者的局部暫時利益（誰比「微軟」更有財力開善堂？）；它既不可妄想在平常時期工人革命綱領能擁有多數無產大眾的長期支援，也無權在日常工作中隨波逐流，模稜兩可地附和或默認統治階級的思想壓迫（比如煽動工農「為民族利益獻身」）。當階級對抗的群眾動員進入高潮，實現先鋒黨對前者的政治領導是確保工人革命勝利的一個基本條件；為此，早在日常工作期，先鋒黨就得擁有清晰的階級立場和一批先進骨幹，來構成群眾運動最覺悟的思想和組織核心。

何為清晰的階級立場？它首先意味着對勞資根本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有徹底認識：資產者及其國家的一言一行全都為了——也僅僅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首先是延續對無產者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奴役）；任何上層調整（改良或加緊鎮壓），無外乎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統治者內鬥過程的外在反應。一句話，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無產者便不能擺脫讓資本任意支配踐踏的命運，可改變的只有牢籠的尺寸和細部。

雖然勞資關係本質上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但底層對統治者普遍的思想依附，使得跨階級合作以求「雙贏」的迷夢從不缺少群眾市場[66]；奴隸總下意識地盼望以某種名義和主人建立更親密的聯繫（哪怕僅是幻覺）。很多時候，這種「主奴雙贏」想法並不體現為直接支援（暴虐而令人痛恨的）統治者，而體現為對現存剝削社會、對整個舊世界的依戀、期盼和捍衛（「不是為老闆而是為祖國」）。普遍的不覺悟、至多寄希望於建立「理想的剝削秩序」而減輕自身苦痛、比許多有產者更關心國家利益的得失[67]、試圖在與資本家對抗時運用後者的政治語言和遊戲規則保護自己，碰得頭破血流也不死心——以上便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通人的標準生存狀態。

有鑒於此，先鋒黨的一項基本任務在於系統、公開、明確、不間斷地提醒無產者（首先是已經起來鬥爭的先進分子）下列事實：不存在超越勞資矛盾的民族（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民族矛盾從根本上說是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的折射；「民族復興」和「民族獨立」跳不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五指山，復興（或獨立）後的「新天地」里照樣存在老闆和打工仔及其矛盾衝突；如此看來，一切「雙贏」都是假象。

鮮明地揭露資本家驅使工農做炮灰的謀利動機；一以貫之地用階級團結的旗幟對抗跨階級和諧神話；當無產者出現群眾性直接行動的意願時，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階級身份和加強自我組織的趨勢，直至奪取政權——這就是先鋒黨政治活動的思想軸心。長期地貫徹這些主張，就可能鍛造出一批有清醒覺悟和忠於工人革命路線的先進骨幹，使後者在工農運動中樹立威信；當社會生活發生歷史急變後，這批骨幹就可能成為無產大軍衝決有產網羅的司令部。

相反，聽任工人慘遭有產者「同舟共濟渡難關」「別鬧了，這也是你的家」等等精神毒素的侵蝕，支支吾吾不敢與當令的主流意識形態公開決裂，空談社會正義卻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追隨資產階級，凡此種種，會使自命先鋒的工人組織最終喪失方向感，永遠對階級鬥爭的轉折措手不及，輕則成為群眾運動的尾巴，重則斷送工人革命。

中國的階級鬥爭與台灣住民自決權

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中國工人階級如何看待北京的統一叫囂和台灣獨立？如何看待台灣無產者中間廣泛的獨立自決要求？覺悟的中國工人應該怎樣做，才最符合本階級的眼前與長遠利益？

自決和分離權顯然屬於民主要求的範疇。我們暫且不必爭辯是否存在「台灣民族」，指出一點就夠了：台灣大眾對上述民主權利的具體行使，未必符合本階級利益，但中華資本的吞台欲望，卻完全出自本階級的戰略利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取決於許多未定因素；中資和外資、港資和台資各路邪神之間的合縱連橫尚有待展開並充滿謎團[68]。台資的介入日益改變着中華利益分界圖；2002年後，伴隨着「要卡位，台灣現在最有條件！」[69]（王永慶）的歡呼聲，台灣資本更加洶湧地跑向大陸。利益動機曾使對岸冷眼向中華，今天卻讓它變身為大陸工人的一個主要雇主和階級敵人[70]。與此同時，島內新自由主義社會改革亦「漸入佳境」——除了教育產業化和削減社保福利，大陸司空見慣的國企公司化和上市、減員增效與強繳返崗費、中年失業導致自殺等等黑暗現狀，也成了台灣生活的一部分。「兩個國家一種社會」局面的形成[71]，意味着兩岸無產階級面臨共同的歷史任務——剝奪有產者和建立工人政權。

與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分子（從韓德強、房寧到王小東[72]）不同，中國的先進工人無意充當大老闆「在野國師」的角色，為中華強權的崛起殫精竭慮。我們的任務是明確、公開地揭露資本家主導的「統一大業」不可能給工農帶來任何實質好處——「大中國」里的僱傭奴隸還是奴隸；國家主義者引為自豪的航母艦隊、導航衛星網與船塢礦山，註定不屬於無產大眾。任何中國社會主義者，如果不敢捅破這層利害關係（更別說替老闆吞台充當「馬列說客」），等於對工人解放事業的直接叛賣。

無疑，單純地行使住民自決權與分離權絕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現實，台灣無產階級革命者有義務向本地群眾清楚地說明這一點。至今為止，台獨運動的主導者和最大受益者是資本家，這就決定了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有產階級性質，而中國工人絕無義務幫助對岸的老闆欺騙群眾。反對中華資本吞併台灣不等於政治支援有產者主導的台灣建國運動。反對吞台，因為覺悟的無產者永遠不會贊同任何階級敵人（及其國家）為牟利採取的任何行動（其他的事它們不會做）；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不支援另一幫老闆謀劃的建國運動。

假設中華資本吞台企圖失敗，而大陸工人尚難奪取政權，台灣資本會是這一局面的贏家；反過來，假設台灣建國失敗，而當地工人革命仍未成功，中華資本會成為贏家。在上述假定中，只要我們堅持獨立政治立場，把階級鬥爭和工人自我組織放在首位，只要我們秉承「無產階級利益優先」的行動準則，那麼我們至少幫助先進工人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明晰的階級路線，而沒有淪為老闆掐架的工具。但宿命論不屬於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理由斷言今日的東亞戰雲不會成為系列社會革命的前奏；北京、東京、華盛頓和台北的有產精英決定戰爭如何開始，中、台和日美的無產大眾會決定戰爭如何終結。讓更多的階級戰士擺脫老闆灌輸的偏見和幻覺，是

（暫時僅有極少數）先進分子的責任；擺脫偏見，等於擺脫奴役的第一步。

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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