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九、

對於深圳工廠的迅速衰竭，直至幾乎關門倒閉的邊緣，勇本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於這十幾年來在商場上連戰連捷，幾乎每一次的判斷和選擇都是正確的。勇變得越來越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勇的屢屢成功，他的幾位合作者，都形成了“唯勇的馬首是瞻”的特點。就拿我們幾位股東來說吧：軍就不用說了，從大學時代起，他就以緊跟勇的步伐而出名，沒有一次不是以勇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就是後面我介紹的老遲，經過十年的合作，也對勇的個人才能徹底迷信，以至於逐步放棄了自己的獨立看法。唯有我，對勇的這個毛病是有比較早的預見性的。

2004年年初，在公司董事會上，我就看到：國內的經營環境很惡劣，節節上升的銷售額里有很大的虛胖成分，因為，超過50%以上的貨款實際上並沒有收回。那麼，公司的利潤何在？在人家的帳戶上。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出：應該把銷售的主要精力和對象轉移至澳大利亞市場，這個工廠的產品系列本來就來自澳洲的圖紙，生產出來的產品自然符合那裡的標準，此外，我在澳洲仍然據有很大的銷售資源，有三家AF工廠原先在澳洲的分銷商還願意繼續銷售同類的空調產品，這三家公司願意代銷的銷售額達到每年300萬澳元以上，300多萬澳元啊！不是小數目，轉化成人民幣可以說是2000萬元以上了，況且，澳洲的企業都是些信譽良好的公司，他們在訂購我們產品的時候是會開出國際通用的定期信用證的，不存在拖欠貨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該把生產和銷售的主要定位放回澳洲。

但勇不同意我的看法，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們應該先把中國國內這個市場經營好，然後再轉向國際市場，自己家裡的事情還沒有辦好，怎麼能急着向外發展呢？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後來多次發生的現象，只要勇一開口，軍和老遲無不頻頻點頭稱是，認為勇是對的，而我立刻成了董事會裡的少數派，只好默認勇的做法。但勇卻沒有意識到當前的危機，還要繼續大量地向銀行貸款，用於購置國際先進的製造機器，還要大興土木，擴大工廠的徵地。對此，我再次表示反對：公司的財政情況已經至此，流動資金捉襯見肘，雖有龐大的紙面利潤率，可那都是些沒有收回的錢，不能畫餅充飢的啊！

但勇仍舊是一意孤行，軍和老遲都附合勇的意見。我又成了少數派，我發現：勇確實是一個善於幕後操縱的人，表面上看，他推舉我做了這個公司的董事長，但我可以控制的股份很有限，而董事會裡其他人都是以勇為中心的股東，造成了我“董事帶了長，放屁也不響”的局面。開了半天會，沒有一件事是尊重了我的意見，董事會成了勇個人的一言堂。我的脾氣和修養是遠不及勇的，最後是拂袖而去，董事會開得不歡而散。但勇是很擅長於表面功夫的，私下裡又過來看我，表示我在澳大利亞的工資不會被拖欠，分紅也不會受到影響。我當時曾非常惱怒地對他說：“以後這種流於形式的董事會根本就沒有必要開，招我回來做什麼？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精力。我對做橡皮圖章沒有興趣，我煩透了這種木偶般的董事長職位。”勇一連聲地陪不是。我這才發現：在善於周旋人際關係的外表偽裝下，勇其實是一個非常固執的傢伙，根本就聽不進一點反對意見。

說歸說，鬧歸鬧。回到澳大利亞，我還得在那邊繼續配合勇和工廠的工作，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經完完全全地跟勇綁在同一條戰船上了，不管我願意不願意，勇都是這條戰船上毫無疑義的艦長，即使是把這條船駛向深淵，我也無可奈何。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在澳大利亞坐以待斃。於是，在這幾年裡，我也着手嘗試了一些別的生意，因為我心裡的真正想法是：照勇這麼瞎折騰，這家工廠就像紅樓夢裡的大觀園 —— 全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遲早得垮台！

2005年年初，勇又請我回深圳開董事會，我本來是一口回絕的，但架不住他幾次來電相求，軟磨硬泡，還是回來了。當然，董事會裡仍舊是勇的一言堂。至此，我對勇特色的“股份制”徹底喪失信心：什麼股份制，完全是扯蛋！此時，公司的敗落徵兆已經非常明顯，但勇仍舊一意樂觀，認為前景良好。而我則心急如焚，覺得要為這家工廠找條出路，否則。它可真的要完蛋了。回到悉尼之後，我竭盡全力地為這家工廠尋找合作商，由於AF工廠以前在悉尼頗有名氣，還真是有澳大利亞的企業對於與深圳的工廠合作有興趣，當然，前提是：人家要控股，當大股東。

但勇再一次地拒絕了我的提議，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勇是非常有私心的，他怕失去對自己工廠的控制，他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人。但我卻不能不為大家着想，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利益在內，我認為：與其自己經營要搞到破產的地步，倒不如讓人家控股，讓他們賺大錢，我們也跟着賺點小錢，還可以讓這個工廠逐步國際化，學習學習人家的做法，擺脫以前的小本經營意識。但勇仍舊無動於衷，說：“你實在是要一意孤行，可以回來開董事會，看看大多數股東們的意見嘛。”我一聽就來了脾氣：“明明是你自己一意孤行，怎麼倒成了我一意孤行？！真是不可理喻。”

說罷，我很憤怒地掛斷了電話，順手將手邊的玻璃茶杯砸了一個粉碎：“豎子，不足與謀！”這時候的勇，完全是一個土財主的做派，沒有一點兒前瞻性。從此，我與勇的關係就每況愈下。自此以後的兩年裡，我們基本上沒有通過電話，我也懶得再去打聽工廠的狀況了，心裡想：反正勇也聽不進我的任何意見，說又有什麼用？徒然傷感情而已，還不如裝聾作啞算了。2006年年初，勇再請我回深圳開董事會的時候，二話不說，我就斷然拒絕。

2006年7月，最後的一幕終於上演了：勇通知我，由於國內的工廠現金流出現困難，讓我關閉澳大利亞的公司，與此同時，我不僅拿不到一分錢的分紅，連拖欠我的工資也一文不發。讓我自謀生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