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衝着那個越過全國人大的違反憲法的《戒嚴令》，來到北京，準備在這裡拋灑你的一腔熱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確實讓人以為，為了國家民族的進步，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會早日到來，任何犧牲，都值。在當時，這是最後一批傳統型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後選擇。所以你來了，帶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廣場上遊蕩了一天。傍晚，在一個叫“京前餐館”的小店吃了第一頓飯。餐館老闆20多歲，一口京片子。他見你一邊喝着啤酒，一邊記着筆記，便上前問，是記者吧？接着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動而不亂的北京，和令他敬佩萬分的大學生。正是在他嘴裡，你第一次聽到北京“小偷罷工”的消息。

鄰座五個大漢正在吃飯，老闆說是“雷子”，卻沒有壓低聲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兩瓶啤酒，要請客。見你謝絕，他說，請老師寫幾個字，寫“北京市民死磕隊”。說着拿出半截白床單鋪開。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闆連比帶劃，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隊”，大概就是敢死隊的意思吧。

沒有毛筆，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寫，一氣呵成。未了，老闆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寫上去。“跟丫的”是什麼意思，更難解釋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辦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寫了。半截床單變成了一面“旗幟”，上面寫着：北京市民死磕隊——跟丫的死磕！人民必勝！旗幟展開，包括那五個大漢，齊聲叫好，小店裡響起一片掌聲。

後來，在廣場上，在帳篷村，你多次見到這面高高飄揚的“旗幟”。“旗幟”下面，是一輛免費送飯的平板車；“旗幟”旁邊，是這位年青老闆——當時叫個體戶——的幸福的笑臉。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見到了另外一條白布標語。標語下面，是一位15歲的北京女孩的腦漿和鮮血，血泊中泡着一隻白色女鞋。離地1.5米的牆上和報亭，密集分布着38個彈孔，背對着復外大街。人們說，當兵的追進胡同，從裡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報亭後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個腦袋。這是一條居民小巷的巷口，復外大街22#樓西側，巷口懸掛的白布橫幅寫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是掙脫了樊籠的國家暴力的利爪，給古城北京抓出來的傷痕之一。這個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鐵血政策下，人民處於弱勢。

堅守，還是撤離？

像一縷遊魂，你在黑暗的廣場上飄來盪去，哪裡有槍聲去哪裡，可是子彈拋棄了你。喪鐘沒有為你而鳴。

躺在廣場地磚上面，你擺出一個“大”字，雙目緊閉，休息。廣場北面傳來騷動和響聲，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轟然倒地，預示着,一個結束正在開始。

那天黃昏的晚霞特別壯觀，你滿心感激着這最後一天的美麗，於是給廣播站送去紙條，要求播放《讓世界充滿愛》。不久，廣播裡傳出尋找歌曲磁帶的呼聲。你想象，歌聲響起的時候血肉橫飛的場景，以及，嬉皮士給警察的槍口上插滿鮮花的那種美麗。歌聲終於沒有在這個註定進入歷史的廣場之夜響起，此刻，只好躺在這裡，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們擁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們擁有明天！

“明天”到來的方式很奇特：熄燈。

凌晨四時，在再次廣播了《緊急通告》後，廣場上的燈光全部熄滅。恐懼隨着黑暗降臨。紀念碑東側，有人點燃了垃圾。像戰士犧牲前，總要先砸爛武器，有人把收集起來的棍棍棒棒扔進火堆，燒了。圍坐着3000~4000名大學生的紀念碑底座上靜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後時刻的來臨。

大會堂前，聚光燈開亮，照着門前的步兵方陣。方陣閃開之處，一隻小分隊，弓着腰，端着槍，直插紀念碑而來。瞬間，散兵線包圍了紀念碑。有人喊話：市民都出去，離開這裡！士兵們開始動手，把不象學生的人從隊伍里拉出來，推出去。不一會，就有人拎着衣領，把你推到了包圍圈外面。被拉出來的市民並不走開，他們站在包圍圈外面，聲聲高喊：學生無罪！學生無罪！

有人對着紀念碑碑體射擊，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啞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階上的大學生們，一陣騷動之後，仍然坐着，沉默不語。你佩服這些孩子們，他們已經戰勝了恐懼。這時有人建議表決，以喊聲來表決留守，還是撤離。

其實這類的廣場表決，早在“戒嚴”第一天就預演過了。5月22日，“廣場將遭到空降襲擊“的傳言不脛而走，動搖着大學生們堅守廣場的決心。這時，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裡舉行了公開辯論。正在“堅守派”和“撤離派”難分勝負之際，廣場西南角悄悄出現了一支隊伍，打着橫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風中默默地站立。人們走近一看，好傢夥，全是新聞媒體的國家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北京日報社……掌聲響起！大學生們熱淚飛迸！北京市民組成的摩托隊，插着旗，編着隊，繞場巡行，給大學生壯膽打氣。那時起你開始相信，中國的光明未來，要靠知識分子。

那時的知識分子，確實可以感天動地，就是不能感動政府。當時，你的母校華西醫大，老師們上街遊行，舉着的標語是：“課，我們可以補！”在你的右派父親工作的四川大學，老師們更直接喊出：“我們就是一小撮！”應該相信,無論將來社會怎樣發展,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賴的社會良知。

你沒料到的是，知識分子也可以被集體收買併集體作弊，成為組織起來的少數人和高度組織的極少數人，欺負沒有組織的多數人的幫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國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就擺脫了千年傳統，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轉型：從此沒有善惡是非對錯，只有貧富強弱輸贏，以發財致富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為終極價值。首先壞起來,才能富起來,不能富起來,也要壞起來。這是悲？還是喜？你認為，知識分子如果放棄理想和價值的堅守，無異於犯罪。廣場的堅守意義，就在於精神的守持。這一代大學生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是當今發展中的中國,最為欠缺的東西。

沒有敵人和仇恨

大學生“留下”堅守的選擇刺激了“清場”的士兵，他們開始對紀念碑體密集的點射，來增加壓力。你仿佛看見，紀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圓睜着困惑的雙眼。因此你穿過散兵警戒線，又一次回到了紀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記得13歲時，文革變成了武鬥，你躲在家裡看書。《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國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敘事中完成了你的啟蒙教育。那時，中國整個是革命大熔爐，50多年的黨文化熔化了個人，鑄成了集體——鐮刀與斧頭，或者劍與犁，不是齒輪，也是螺絲釘——總之都是鐵做的。所以不少人羨慕“老一輩革命家”趕上了好時光。“給我們創造了幸福生活”，卻奪走了我們犧牲的機會。因此，文革中的紅衛兵，趕着趟的爭相赴死視死如歸。那時個人的最高價值，只是奉獻生命，而不是豐滿美麗人生。

選擇重新回到包圍圈裡，主動去承擔危險，說不上有什麼英勇，但很有意義。當時，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猶豫地跳進大火，淨化了自己的靈魂，把自己還原為人。6月2日，當廣場的堅守已十分困難，而當局的鎮壓意圖已十分明顯的時候，專門從美國趕回來的文學博士劉曉波，與侯德建，周舵、高忻發起了新一輪的絕食抗議。“廣場四君子”的《絕食宣言》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起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識分子，不僅急公好義，具有捨身飼虎的勇氣，而且思想深刻，目光遠大，完全能夠擔當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使命。事實上，任何史家都無法迴避的是，中國六•四運動，以石頭翻身引起的雪崩效應，關閉了冷戰之門，開啟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它的歷史意義，並不遜於那倒塌的柏林牆。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人民可以選擇政府，而政府不能選擇人民。就法律的意義而言，主權在民，人民擁有政府，擁有國家；而不是政府擁有國家，擁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權的事。這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常識。“共和“的意義就在於，人民應該選擇一個擁有政府的國家，而不是接受一個擁有國家的政府。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擁有國家“的情緒化的威權政府，它象一個封建家長，信心不足而威嚴有餘。因而它常常把功勞歸於自己，把過錯推給人民，推給人民中間永遠消滅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僅憑着那幾雙乾枯的手，就又一次關閉了中國人民通向未來的幸福之門。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來，最大的歷史悲劇。

射向紀念碑體的跳彈，不時製造着新的傷員。不一會，四個人抬着一個脖子上噴血的學生，從紀念碑頂層跑下來。出於醫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開路，帶領着他們去博物館急救站。到了那裡，你傻眼了：長期停在那裡的幾輛救護車，不見了！救護車！救護車！救護車！你們拼命呼喊着，尋找着。

那天晚上，廣場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館前面的臨時救護中心。一整夜，警鈴聲聲，車輪滾滾，不停地轉送着廣場傷員和來自周邊路口的傷員。而現在，它們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廣場北面望去，沒有看到救護車，卻看到了坦克車和裝甲車。在初現的天光輝映中，一字排開着大約四十輛裝甲車，像一群蹲伏着的怪獸。

突然，怪獸們一聲嘶吼，發動機噴吐的濃煙，頓時遮暗了初現魚肚白的天空。

九個太陽

你緊盯着200米外的裝甲車，下意識地數着，剛數到第28輛的時候，它們轟鳴着，隆隆向前開進了。這時你想到了帳篷村，和熟睡的孩子們。

廣場熄燈前，你又一次走進帳篷村。因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沒有坐在紀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帳篷里休息。狹窄的過道里，你聽到從帳篷里傳來的鼾聲，還有輕輕的談話聲。你來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帳篷前，聽到傳來交談聲：你什麼時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嗎？回學校。

幾天前，這個帳篷里傳出來的是早期的搖滾樂聲。當時六個大學生拍打着臉盆、背包，唱着《九個太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尾聲：哦……哦，九個太陽！哦……哦，九個太陽！八十年代，祖國開始青春，美麗動人。你依窗望着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結局，不由熱淚盈眶。

現在你沒有眼淚。十個小時你沒有流過一滴淚水。你只是納悶。

你沒有看到有誰在檢查帳篷。當你還在想“帳篷里還沒有人”的時候，裝甲車已經到了面前，並且快速越過你，推進到紀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隨着加大馬力的轟鳴聲，把碗口粗的鐵旗杆推到了。中間幾輛車，把帳篷頂起來，蒙在頭上前進。這時紀念碑上，還有超過2000名大學生，周圍，還有不少學生和市民並沒離去。而你，站在廣場東路，博物館前面，眼見裝甲車隊越過你，一直前進。車隊開過，車隊後面的帳篷村，矮了一半。

現在想來，爭論這個細節已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殺沒殺人，而不是殺多少人、怎樣殺人和在哪裡殺人。真正重要的，是為什麼殺人，過失殺人還是故意殺人。更加重要的，是殺人過程中雙方乃至多方應檢討的過失和責任，包括良心和道義的責任。沒有這種檢討，所有犧牲的人——包括大學生、士兵和市民，永遠不會閉上眼睛。

殺死李鵬！

有秩序的廣場撤離開始了。說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圍困，東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況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後一刻，的確和平，有序。

士兵們採取了緊逼戰術。大學生退出一層，士兵們占領一層，不多時，紀念碑上已全是士兵。為了搞清狀況，你甚至爬上了一輛裝甲車，看到大學生撤退的頭隊，已到了前門大街，掃尾的剛出了包圍圈。人數估計有1000多人。時間是6月4日凌晨，五時十分。

你跳下裝甲車，去追隊伍。早起的市民向廣場擁來，他們表情沉重，卻鼓着掌，夾道歡送——不，是悲送你們。你追上隊伍問，後面還有人嗎？有同學答，還有人在紀念碑上，他們堅決不走！這時，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女生衝出隊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兩三個女生去拉她，她卻抱住道旁的小樹，死不起身！兩個男生又過來勸，也拉不起來。幾個人蹲在地上，哭成一團！

這時你聽見了你喊的卻不屬於你的嘶吼聲：殺死李鵬！殺死李鵬！殺死李鵬！大學生們跟着，喊了三聲。隊伍繼續向前門行進。

這時你相信，此刻如果有個代表李鵬的東西站在面前，無論它是一個士兵還是一輛坦克，你都會毫不猶豫地撕碎它。如果手裡出現機關槍，你會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此刻，你完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轉變。再跨半步，你就是街頭暴徒，就是暴政製造出來的暴民了。當然，這個結果只能證明：你輸了，手握權柄和武器的人，贏了。

多年後你想，其實這場“動亂”正如那個人所言，是早晚要來的。這是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大循環，近一百年來的社會大變革，以及四十年來國家發展史的必然的歷史節點，是實現憲政與民主，實現中國改寫歷史的社會進步，以及參與世界歷史前進的上升階梯。李鵬和趙紫陽，包括鄧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誘因而已。可惜這個千載難逢的國家大機遇，被一心為私的封建頑固勢力扼殺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艱難改革，被自私的人們推給了下一代人。近百年來，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選擇制度和人民選擇政府的權利沒有得到體現，更沒有得到保障。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沒有切切實實的還權於民，將來還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學生乃至各族人民，將會成為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