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幾章。班長，不上導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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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賽（二）：羊皮書歷史

災難降臨

回到君士坦丁堡，我和約翰·迪恩登上加拉達塔，憑欄遠眺。越過金角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君士坦丁堡城輝煌的全景。聖索菲亞大教堂和藍色清真寺占去了大部分景色。藍色清真寺令人回憶起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這常常是更大災難的先兆。但是君士坦丁堡真正災難性的洗劫在那之前二百五十年就已經發生過。那是來自西歐的基督徒的胡作非為。

１２０４年，由教皇英諾森三世批準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目的是要從歐洲進攻埃及，然後理論上再從那裡進攻“聖地”。當時的問題是如何到達埃及。威尼斯共和國總督已經準備好提供一隻配備四千名騎士、九千名侍從和兩萬名步兵的艦隊，但他要價是八萬六千馬克。十字軍同意了，但在他們即將啟程時，還缺三萬四千馬克。因此他們答應幫威尼斯人重新占領達爾馬提亞人的扎拉城，並用掠奪的戰利品來彌補差額。十字軍搗毀了扎拉城，但是當他們洗劫之後，戰利品還是不夠還債。十字軍從信譽上講，無法拖欠威尼斯總督的債務。他們必須償還債務。怎麼辦？政治提供了答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伊薩克二世在１１９５年被阿歷克修斯二世篡奪皇位，弄瞎雙眼並投入地牢。伊薩克的女兒嫁給了士瓦本的國王腓力，他的兒子阿歷克塞·安基盧斯也在腓力的宮廷謀事。阿歷克塞·安基盧斯答應，如果十字軍和威尼斯總督將他扶上君士坦丁堡皇位，他將付給他們雙方二十萬馬克。這事教皇一定會高興，因為阿歷克塞·安基盧斯同意即位後讓全城改信天主教；威尼斯總督也會高興，因為他能把錢拿回來，並獲得貿易特權，而且強大的士瓦本腓力國王會在君士坦丁堡有個傀儡。即使是現代政治也不會比這骯髒到哪裡去。

中世紀征服的現實，卻可能比這骯髒得多。十字軍兵不血刃便成功推翻了阿歷克修斯二世，阿歷克塞·安基盧斯和他父親伊薩克二世被立為共治皇帝。但是，即使傀儡皇帝在位了，債務仍舊拖欠着。君士坦丁堡根本沒有打算拿出阿歷克塞·安基盧斯允諾的那筆錢。當十字軍戰士等着這筆錢時，他們中的少數人開始攻擊一個清真寺。隨之而來的混亂中，突然燃起了大火。火勢迅速蔓延，很快城裡一些主要場所陷入了火海。大火持續了八天，數百人喪生，燒毀之處形成一條三英里寬的帶狀，正好穿過古城的中心。即使這樣，錢還是沒有影子。毫不奇怪，阿歷克塞·安基盧斯失去了被包圍的城裡居民的支持；他被勒死了，他的父親伊薩克二世則在悲傷中死去。敵對再次爆發。１２０４年４月１２日星期一，十字軍突破了狄奧多西的古城牆。同一天夜裡，又一場大火突然燃起，燒毀了古城更多的地方。次日君士坦丁堡宣布投降。然而，徹底的恐怖只是到那個時候才開始－－這就是尼基塔斯·侯尼亞第一手記載的恐怖災難。結果，錢進了總督的金庫，城市落入十字軍的手裡，天主教信仰被強加於東正教之上，古典著作被完全銷毀。

對於地中海古國的文獻，這確是一場巨大的災變。古典著作的方舟已被燒掉。這就是為什麼佛提烏斯談到的三十三位史學家中有整整二十位消失了。誰知道有多少份阿基米德著作也消失了？這些著作的未來已不在君士坦丁堡。十三世紀倖存的著作只能上別處去找。古抄本A、B、C飄零在地中海國家的水域上。讓我們看看它們會漂流到哪裡－－首先看古抄本A和B，然後再看古抄本C：我桌上這本書。

阿基米德在意大利

１８８１年，一位名叫瓦倫丁·羅斯的古典學者在大梵蒂岡圖書館偶然發現一部手稿。它的作者是來自穆爾貝克的威廉，他是一位聖芳濟會修道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希臘著作翻譯家，譯作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幾部論著。不過他在這部手稿里是將阿基米德著作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他於１２６９年１２月１０日星期二完成了此書。因為威廉曾在意大利維泰博當過教皇克萊門四世的牧師和教誨師，時間是１２６０年代的某一段，而且１２７１年他還在那裡，所以他一定是在維泰博翻譯的阿基米德著作。

但是，威廉翻譯的是什麼手稿呢？他是從哪裡得到的？當時有兩部這樣的手稿，都在１３１１年教皇的手稿書目中列出。這些手稿就是我們所說的古抄本A和古抄本B。第６１２號是古抄本A。即使在１２６９年它的情況也肯定不大好，它的封面已經丟失。古抄本A在這份書目中被標記成“安茹王的”。這很可能意味着這部抄本是在１２６６年貝內文托之戰後，法國安茹王查理一世送給教皇的。第６０８號是古抄本B。由於古抄本A不包括《論浮體》一文，威廉是從這第二部手稿中翻譯這篇文章的。

所以，古抄本A和B漂流到意大利。但古抄本B並沒有存留多久；自從１３１１年人們就一直沒有再見到它。另一方面，古抄本A成為意大利文藝復興最搶手的古抄本之一。１４５０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得到了它，並委託來自克雷莫納的雅科波將它重新翻譯。１４９２年，偉大的勞倫佐·德·梅第奇委派波利提安搜尋自己圖書館裡沒有的著作。波利提安在威尼斯的喬治·瓦拉的私人圖書館裡發現了古抄本A，並製作了複本。這份複本目前保存在米開朗基羅的建築學傑作、佛羅倫薩的勞倫佐圖書館中。瓦拉覺得古抄本A太珍貴，所以不讓它離開自己的圖書館，甚至拒絕了費拉拉公爵埃爾科萊·德斯特的借閱請求。來自卡爾皮的阿貝托·皮歐後來買下喬治·瓦拉的圖書館。１５３１年皮歐去世後，手稿屬於他的侄子魯道夫·皮歐。他侄子１５６４年死後，從此再也沒有人見到過古抄本A。

儘管古抄本A和B失蹤了，它們還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阿基米德的論著和思想傳到了近代。馬歇爾·克萊傑特的不朽學術著作《中世紀的阿基米德》，對當時阿基米德如何被接受有着極其詳細的敘述。無論是直接通過古抄本A，還是通過威廉和雅科波的拉丁文翻譯，阿基米德的著作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天才大師們所掌握。的確，文藝復興時代已經有了充分準備，擁抱這位偉人及其著作。

傳說中的阿基米德已成為聰明的投資者和數學家的箴言。譬如，菲利浦·布魯內萊斯奇在十五世紀初期建造了宏偉的佛羅倫薩圓頂大教堂，因此被預言為“阿基米德第二”。然而文藝復興大師們在論著中發現的阿基米德跟傳說中的人物非常一致。著名的佛羅倫薩派作家、建築家及畫家裡昂·巴提斯塔·阿伯提，知道《論浮體》這篇文章並將它運用到自己對“尤里卡”故事的敘述中。給人印象更深的是，如詹姆斯·班克２００５年所顯示，畫家皮埃羅·代拉·弗朗切斯卡，作品在幾何上透着驚人微妙之處，竟然全文抄寫了雅科波的拉丁譯文。還有德國數學家雷格蒙塔努斯，他的著作深深影響了哥白尼，在貝薩里翁紅衣主教從教皇那裡得到雅科波的譯文後也抄寫了一份。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和數學大師們通過各種手段獲得了阿基米德著作。１５４４年，阿基米德著作的印刷版首次在巴塞爾問世。從那以後，得到阿基米德的書就不再是一件難事。對於阿基米德的許多著作，同“毀滅”的競賽已經以它們的勝利告終。伽利略和牛頓讀到了這些著作，近代科學誕生了。

達芬奇從未聽說的書

我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我把文藝復興的一位重要大師給漏掉了：列奧納多·達芬奇。我們已經看到，從希羅開始，任何時代的第一流數學家和建築家都對阿基米德感興趣－－這些人不但能掌握高深的數學，而且還想將知識運用於實踐。所以說毫不奇怪，達芬奇也很渴望得到阿基米德著作的複本。他在筆記本中寫道：“羅馬城裡桑塔·古斯塔蒙席的兄弟手裡，有一套完整的阿基米德著作。蒙席說這套著作是送給他在撒丁島的兄弟的。它先是保存在烏比諾公爵的圖書館，但在范倫鐵諾公爵時代被人拿走。”達芬奇一定是以某種方法成功地得到了一些阿基米德手稿。他的筆記顯示出，他比較熟悉《圓的量度》、《論螺線》、《球體和圓柱體》、《論浮體》以及《平面平衡》。最後這篇論著尤其讓達芬奇入迷，這是因為它涉及找重心的問題。達芬奇用它來顯示如何找到三角形的重心。（在下一章里，熱維爾將和你一起做這種練習。）作為達芬奇，他並沒有停留在阿基米德的內容之上。他把阿基米德的工作當作自己進一步演算的平台。請看，在《平面平衡》裡，阿基米德僅僅討論了如何找出平面圖形的重心。達芬奇超出這一點，始終利用阿基米德的技巧，嘗試找出立體圖形的重心。他最終提出了一個如何找出四面體重心的定理。這是達芬奇這位文藝復興巨人的一個顯著成就，也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在阿基米德基礎之上進行研究的典型方式。

然而，有一部著作達芬奇沒有聽說過。因此，他並不知道阿基米德在他之前一千七百年就已經大大超過他了。在《方法論》中，阿基米德已經找出了比四面體複雜得多的三維立體的重心－－這些是帶曲面的立體。阿基米德在寫給埃拉托塞尼的信中，計算了拋物面體、部分球體、部分橢球體、甚至還有雙曲面體的重心。達芬奇並非沒有充分調查他的論題。他不可能知道這篇著作。它不包括在古抄本A或B里，而古抄本A和B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了解阿基米德的僅有兩部希臘手稿。《方法論》這篇著作是包括在古抄本Ｃ里的。或者更恰當地說，曾經是。

一筆勾銷

一位抄錄人準備開始工作。這些步驟他已經重複過多遍了。他準備好蘆筆；將尺子和刀擺好。他坐在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張小桌，放了盛滿黑墨汁的墨池。他從邊上的一疊羊皮紙中抽出第一張來。他用一個硬的尖頭，在羊皮紙上刻出一條條直線，接下去他會在這些直線上寫字（他用一條直尺對齊紙頁兩端戳出的小孔）。現在，他把羊皮紙連同墊板一起放在腿上。抄錄人面前的架子上，放着他要複製的古抄本。他擺好姿勢準備開寫。你是不是覺得有些似曾相識啊？很好。再看一眼這個場面。這次我們不去注意放在架子上的古抄本。抄錄人手裡拿着準備使用的羊皮紙，才是我們要關心的對象。它在經受以前經過的同一過程。

當然，你已經猜到了。這個抄錄人手中的羊皮紙是古抄本C－－阿基米德從《平面平衡》到《十四巧板》的手稿，包括《方法論》。可是現在它已被拆開，對開頁上的文字已被擦掉。這裡的抄錄人實際上有兩位，他們要抄寫的禱告文太多，阿基米德手稿的羊皮紙還不夠用，不過這難不倒他們。他們乾脆把別的古抄本（至少四本）羊皮紙也一起拿來重新利用。

將阿基米德手稿、以及目前禱告書中所有無法確認的文字擦掉重寫，是一種冷酷粗野的行為。這些手稿被人從書架上拿下來，封面封底被割下扔掉，每刀紙之間的裝訂線被解開。這做起來很快，很容易。一旦古抄本大卸八塊完畢，接着用一種天然酸擦洗每張折頁。找不到任何希臘人的文章解釋這種過程。但是，十二世紀的提阿非羅（譯者註：不是四世紀同名的亞歷山卓大主教）在西歐寫《論多種藝術》一書時，提出用桔子汁和一塊海綿很容易將字完全擦掉。無疑在我們“羊皮書”的情形中，肯定也使用過某種酸性混合液，但是“羊皮書”所經受的過程要比提阿非羅描述的嚴重得多。阿比蓋爾在阿基米德折頁邊緣發現一些孔洞，它們看起來是釘子釘住拉緊的羊皮紙時留下的。這點跟下面的事實一致：潮濕的折頁因為晾乾後會收縮，所以被釘在木板上。阿比蓋爾進一步注意到，阿基米德文字的頂上方有擦痕：折頁晾乾後，再用輕石擦一遍。你看：這就妥了。抄寫過阿基米德著作的羊皮，在經過最有效的虐待之後，從木框上摘下來，堆在角落裡。

抄錄人拿起一張阿基米德折頁（bifolio）後，第一件事就是沿着摺痕將它一裁為二，這樣它就分成兩張對開頁（folios）。他沒有進一步修剪兩張對開頁，這一點很運氣：它意味着在每一張倖存的對開頁上，阿基米德的殘留字跡一點沒有被修剪掉。然後他將兩張對開頁轉個九十度，從中間對摺起來，這樣它們就成了新的禱告書中兩張嵌套的折頁。所以說，禱告書的對開頁恰好是原始的阿基米德對開頁的一半大小。

不過，當抄錄人拿起不同的阿基米德折頁時，它們的次序已經很亂了，因而阿基米德文字的各個折頁在禱告書中是極其分散、身首異處的。此外，它們中間還穿插一些抄錄人用到的其它手稿的重寫羊皮紙。阿基米德手稿構成了“羊皮書”的整體骨架；其它手稿的羊皮紙使它充實起來。

抄錄人將折頁裁成兩半再轉九十度，是很有道理的，這也是使用重寫本的標準做法。這個方法的一大好處是，由於是沿新的垂直方向書寫，抄錄人不必擔心受到之前擦掉文字殘痕的干擾而分心。在原文之上沿垂直方向書寫，要比跟着原文同一方向書寫容易許多。當然了，抄錄人也可以直接將擦完的折頁轉九十度，而不是從中間一切為二，再沿另一個方向對摺成兩半。但是那樣做成的抄本太長太窄，使用極不方便。我們的抄錄人遵循的步驟是經過仔細設計的，做成的新抄本既實用又節儉。由於這個原因，重寫文古抄本幾乎總是原始古抄本的一半大小。的確，因為阿基米德手稿的對開頁變成禱告書的折頁，它可能（也常常如此）構成新手稿中一刀紙的第一張和最末一張對開頁。結果是，每張老的阿基米德對開頁的中間正好穿過新禱告書的書脊。

即使知道要在什麼樣的文字上面重新抄寫，禱告書的抄錄人也不會再重新考慮的。他新抄本里的第一張羊皮紙含有《論浮體》。他在上面覆蓋了一篇復活節麵包的祝福詞。過了一小會兒，他在另一段文字上面抄寫了一段悔悟祈禱文。他在《方法論》開篇之上抄寫了一段婚姻祈禱文。在《方法論》下一段落的上面，他抄了一篇教堂奠基儀式的禱告詞。再看這個－－在命題十四上面，他來了一段給死者的禱告文。

禱告書中的一小段，是我們的抄錄人和他一位同事的合作結果。他大概很高興有人幫忙，因為這個過程確實很冗長。既然研究過“阿基米德羊皮書”的人沒有一個對他倆的抄本太感興趣，抄錄人在其中一張對開頁上給那些被無理拒絕的人來一段禱告文，還是完全適宜的。

這也許很有些道理，不過禱告書的抄錄人真的將阿基米德著作縫了個嚴嚴實實。試想，如果某個古怪的傢伙出於奇怪的理由，想要讀一段被擦掉的文字。你看到他費勁的樣子一定會樂。譬如，如果某人對《方法論》的命題十四感興趣，他很可能一開始找不到它。它其實是從“羊皮書”第１１０對開頁正面的第一欄開始。他必須將抄本轉九十度才能讀，而且是隔着禱告書的文字－－給死者的禱告文－－解讀底下擦掉的命題十四的原文。不一會兒他無法再讀下去，那一欄文字消失在書脊裝訂口。他不知道下文躲哪裡去了－－實際上是往回翻五頁，在第１０５對開頁反面。至少有兩行藏在書脊裝訂口的文字他無法讀到。如果他鍥而不捨，一定還想要讀第二欄文字。這時就更複雜了。他得將抄本轉一百八十度，讀第１１０對開頁反面的第一欄，然後再轉一百八十度，在第１０５對開頁正面找到同一欄的下半部。要讀完這張原始阿基米德對開頁，他必須重複這一步驟。這張對開頁讀得差不多之後，他又需要找到下一張阿基米德文字的對開頁。這一頁可能在抄本中任何地方。實際上，往下翻五十多頁可以找到它，在第１５８對開頁上。然後整個過程又重新開始。確實是一種高度互動的用戶經驗。但沒人真會這麼做，對吧？我的意思是，這是件徒勞無益的事。

那麼，這個抄寫禱告書的愚昧基督徒叫什麼名字？在我們判決他有抹掉阿基米德著作罪之前，辯方能找出任何減輕罪名的條件嗎？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所以只能在此嚴厲譴責一個不知姓名的中世紀無知之徒，然後繼續我要做的事。禱告書也繼續着它的故事，等我們再次追蹤它時，已經是三百年後，在另一塊大陸。

埋在荒漠

我和約翰·迪恩把君士坦丁堡甩在身後，飛向“聖地”。我們到達特拉維夫，租了一輛車，開向耶路撒冷。我們去了哭牆－－所羅門聖殿的台基。我們看到岩頂清真寺－－先知穆罕默德從那裡升天見到安拉。我們還參觀了聖墓教堂－－埋葬基督的地方。次日，我們往南開出耶路撒冷，通過安全檢查站，進入約旦河西岸，來到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們往伯利恆方向開，結果中間迷路了。我們找不到該拐彎的地方，又不會說阿拉伯語。約翰一臉的笑容顯示着友好，而我的坐立不安顯示着不言而喻的苦惱。雙管齊下的結果，打動了一位巴勒斯坦人，他極有耐心地把我們引向了正確的道路。

我們向左拐，朝東開，再開向荒漠。最後路沒了，我們只有走下車來。這時正是黃昏，太陽已經離地平線不遠，但天氣還是十分炎熱乾燥。一個少年騎着驢從我們左邊經過，用他的棍子使勁抽打，把羊趕回村里去。除了羊脖子上拴着的鈴發出叮咚之聲，四野一片寂靜。我們可以從猶太荒漠看出去好幾哩。約旦的天是藍的；而土地是一望無際的焦赭色。沿着一條碎石小道往前下坡大約一哩路，可以看到兩個塔。我以前在劍橋的老友帕特里克·組西的書房裡見過它們，是一幅十九世紀的黑白版畫。眼前的景象看起來一模一樣，我知道這兩個塔一定是聖撒巴修道院。

我見過的那幅版畫，是皇家院士大衛·羅伯茲的作品。１８３９年４月４日星期四，他和喬治·克羅利牧師一起來到聖撒巴修道院。他們當初是從不同的方向（東邊）走過來的。克羅利記錄道：

直接走近修道院的經歷令人難忘……下到峽谷底部已是黑夜，這裡是聖撒巴山麓，汲淪谷從這裡通向死海，在模糊的月光下，我們看到修道院在我們上方。建築物看起來又高又大，面對兩邊陡峭的山腰，它一層層一級級向上延伸，頂端直插雲霄。一個年長的白鬍子修道士拄着法杖，領着一長隊皈依者沿着山腰費力地向上攀登。在我們下面有一顆岩石中生長出來的棕櫚樹，據說是四世紀時的聖徒種下的。歷史加上傳奇，更增加了這裡的神奇色彩。鐵柵欄後面有一個教堂，其中一個洞室里有一堆頭蓋骨。按修道院的說法，他們是被奧斯曼土耳其軍隊屠殺的幾千名隱士。我們沿着台階拾級而上，爬上一個樓梯，鑽過一扇一次只能走過一個人的窄門，一下子到了一個大堂，周圍是一百多位希臘來的朝聖客……這時剛好是受難周。修道士們禮貌地接待來客，他們不僅允許我們的藝術家畫他們的教堂，並且因為禮拜開始時他還沒畫完，而不願讓他中途停筆。

我和約翰走過圓形拱道的深藍色大門。十三位修道士中唯一會說英語的熱情接待了我們。他的法名叫拉撒路，是從舊金山來到修道院的。他領我們參觀了建築群，聖撒巴自己的小屋，還有聖尼古拉教堂，那裡確實存放着逝去的修道士的頭骨。儘管聖撒巴地處政治動盪的漩渦之中，它仍然是一個極不尋常、美麗而神聖的地方。雖然時光流逝，所有的一切還是克羅利描述的那樣。拉撒路教友在這裡找到了內心安寧。他錯過了西方的“死亡”樂隊，但修道院常年不斷的鐘聲總能令他想起死者。眼下他的同伴又在鳴鐘召他去參加祈禱儀式。他離開我們之前，指着頂上全是教堂和密室的較高的聖查士丁尼塔，告訴我們圖書館就在那裡。我和約翰找到了我們的目標。１８３４年，聖撒巴圖書館擁有一千多部手稿。其中一部最貌不驚人的，就是“阿基米德羊皮書”。

我們之所以知道“阿基米德羊皮書”當時在聖撒巴，完全是一位名叫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的希臘學者的功勞。他在１８９９年描述道，“羊皮書”里有另外一刀紙，是十六世紀的，其中一頁上（第１８４對開頁）的書尾銘文顯示，“羊皮書”曾經屬於聖撒巴修道院。這部手稿不再有１８４頁紙了，這段銘文也不復存在。全靠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我們才知道“阿基米德羊皮書”如何歷經幾個世紀的劫難倖存下來的。

“羊皮書”包含的禱告文之多，聖撒巴的教友們幾乎天天用得到：如果有髒東西掉在一箱酒、一桶油或一罐蜜上，你可以找到一段相應的禱告文；如果靈魂不純潔，有聖格里高利的驅邪詞；吃聖餐時，有約翰·克里索斯通的祈禱文。等等等等。“羊皮書”的外表充分說明了它被使用的情形。抄本的邊緣燒焦了，好似在炎熱的荒漠中烤過，或是被火燒過，許多書頁表面上滿是蠟滴，很可能因為是對着燭火念的祈禱文。書中的文字有很多增修之處，有些模糊的文字還被重新填寫清楚。除此之外，由於損壞，或者認為禱告文不再有用，“羊皮書”存放在聖撒巴這段期間，一共約有六十張對開頁不見了。這大約是整個古抄本的三分之一。

聖撒巴修道院是我和約翰的臨時歇腳處，是拉撒路教友的長期庇護所。然而它是阿基米德的墳墓。修道士有一萬個理由使用“羊皮書”的禱告文，卻沒有任何理由解讀下面隱藏的文字。抽象數學在聖撒巴不吃香。阿基米德在聖撒巴修道院至少被埋葬了三百年。跟古抄本A和B的命運不同，古抄本C中獨一無二的著作一直不為文藝復興時代和科學革命時代的人所知。在某種程度上說，就像拉撒路教友在《聖經》中的同名人一樣，《方法論》和《十四巧板》的作者阿基米德需要起死回生。

活動跡象

我和約翰·迪恩此行的最後一站之一，是去牛津的林肯學院見一位了不起的學者和紳士：奈傑爾·威爾遜。我已經談到過奈傑爾，在討論古代文獻過渡到現代的話題時，你不能不提到他。不過，我是在牛津見到他之後才開始了解他的。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跟我們見面他感到很有面子。禮貌周到只是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是我對“羊皮書”承擔着責任，他事後將“羊皮書”解密的工作說成是“能想像得出的最令人着迷的學術項目之一”。“羊皮書”對奈傑爾確實很重要，所以當我們在學院圖書館一遍又一遍對他拍攝，讓他重複這輩子從未有人讓他說過的極其簡單的句子，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耐心。一段錄音是：“君士坦丁堡是古代唯一保持抄錄和研究古老文獻傳統的地方。”另一段是：“我去劍橋看了那一頁，我說，‘就是它，就是阿基米德手稿。’”

事情真是這樣。１９７１年，在布朗大學Ｇ．Ｊ．圖莫教授的建議下，奈傑爾從牛津去劍橋參觀一份羊皮紙殘頁，帕翠霞·伊斯特林教授已將殘頁作為數學手稿編目。奈傑爾發覺這些數學內容很容易解讀，並從其中一個術語認定這是阿基米德的著作。的確，這份殘頁來自《球體和圓柱體》，它正好在“羊皮書”第二和第三對開頁之間接上。

這份殘頁存放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它的編目號是Add.1879.23。圖書館收到它們時都有購買記錄，這份殘頁是同其它四十三份殘頁一起，由一家房產遺囑執行者在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３日星期三賣給劍橋圖書館的。那家房產是德國古典學者康斯坦丁·蒂申多夫的。

在那之前二十年，康斯坦丁·蒂申多夫作出過一項手稿界空前重大的發現。那不是“阿基米德羊皮書”，而是最早倖存的完整的《新約聖經》，以及相當一部分用希臘文寫的《舊約聖經》。這部古抄本現在被稱為“西奈古卷”。它大約於公元３３０年到３５０年之間寫成，可能是由皈依基督教的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委託製作的最初的五十本聖經之一。它書寫用的是大寫字母，跟米利都的伊西陀爾所用的一樣。蒂申多夫發現它的地方是西奈荒漠中古老而偏僻的聖凱瑟琳修道院。蒂申多夫跟修道士商量借走古抄本，然後將手稿交給了俄國沙皇亞歷山大。沙皇授予蒂申多夫用于姓之前的頭銜“馮”，從而使一位德國醫生的兒子成為俄國貴族，並付給修道院九千盧比作為買書錢。真是筆好買賣。

除了別的之外，蒂申多夫倒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聖經學者。他毫不費力就看出了“西奈古卷”的重大價值。但他為什麼會擁有一頁“羊皮書”手稿？他究竟是從哪裡得到的呢？其實他自己差點告訴了我們。１８４６年他出版過一本書，名叫《東方之旅》。他在其中詳細敘述了對君士坦丁堡的耶路撒冷聖墓（附屬）東正教修道院的一次造訪，他在那裡沒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唯一的例外是一份含有數學內容的羊皮重寫本。我們知道，“阿基米德羊皮書”在１８９９年剛好就在這個地方，因為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當時就是在那裡為它編目。很顯然，“阿基米德羊皮書”在１８４０年代就已經在這個東正教修道院了；很顯然，蒂申多夫離開那裡時將其中一頁撕下帶走了。

當然，我們不知道阿基米德手稿是怎麼從聖撒巴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我和約翰·迪恩在君士坦丁堡時，曾試圖拜訪聖墓東正教修道院，但卻找不到可問的人。那時正好是復活節，所有的修道士都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聖墓東正教修道院的發源地－－耶路撒冷的大聖墓修道院。聖撒巴的大量手稿在十九世紀初被併入希臘長老圖書館。因此，不難想像在這種條件下，一本有用的禱告書最後又回到自己七百年前的誕生地。

死亡線歸來

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６日星期二的《紐約時報》首頁報道了一個轟動性的發現：丹麥哥本哈根的海伯格教授在君士坦丁堡發現一份新的阿基米德手稿。一位叫西恩的教授讓他留意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１８９９年製作的編目中對一部古抄本的描述。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沒有永久教授職位，全靠論文頁數拿薪水。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他對３５５號手稿編目時，他不僅詳盡描述了禱告書的內容，而且還抄譯了一段被擦掉、被禱告文覆蓋的文字。海伯格認出這段抄譯的文字屬於阿基米德的著作。他先是試圖通過外交渠道，讓人把手稿送到哥本哈根，但這招沒奏效。所以到１９０６年放暑假時，他親自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見到東正教修道院的圖書管理員，一位叫朱卡拉達基的先生，他答應讓海伯格研究阿基米德手稿。他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海伯格發現了一個沉睡者，含有不為人知的一位天才數學家最偉大的思想。

海伯格在一份名為《赫耳墨斯》的學術雜誌上發表了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的信，即《方法論》。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１５年之間，海伯格完全重編了阿基米德著作，插入了他對“羊皮書”手稿的解讀心得。他的版本最後依賴的是三部古抄本：第一，古抄本A（現已遺失），１３１１年在教皇圖書館編號是６１２；第二，古抄本B（現已遺失），教皇圖書館編號是６０８；第三，古抄本C（現已找到），也就是“阿基米德羊皮書”。

這些發表作品是一位傑出學者的成果，但它們也反映了作者在幾個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禱告書的裝訂引起的實際限制：禱告書抄錄人製作手稿的方式，使得阿基米德原稿的每一頁中間兩三行藏在書脊裝訂口裡面，無法讀到。在這些地方，海伯格就只能猜測寫的是什麼了。其次，他只能利用他當時的技術；他甚至沒有用到紫外燈，而這是如今研究模糊文字的標準方法。第三，他受到自己專業範圍的知識框架限制。海伯格是一位語言文字學者，他喜歡語言，而非圖形。他對古抄本里的圖一點也沒有留意。他在《赫耳墨斯》發表的文章，請了一位名叫宙森的數學同事幫他按原文重新構造圖形。然而，正如熱維爾手舞足蹈給我灌輸的那樣，古代數學家不用文字思考；他們用圖形思考。“羊皮書”是了解阿基米德公元前三世紀在沙地上所畫圖形的唯一現存手稿，這些圖形從來沒有人研究過。最後，海伯格其實只對阿基米德感興趣。他確實提到在“羊皮書”中還有別人的著作，他讀了其中一篇的幾個字，但他除了原來屬於古抄本C的那部分外，對別的一概不感興趣。儘管傑出學者約翰·魯德威格·海伯格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阿基米德羊皮書”中仍然有大量的東西有待我們學習和認識。

所以，關於“羊皮書”，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二十世紀的學者們都清楚這一點。然而他們無法看到手稿。“阿基米德羊皮書”失蹤了。

消失在巴黎

到１９３８年截止，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修道院裡的手稿全數轉移到雅典的希臘國立圖書館。這是在土耳其當局的眼皮底下干的，他們明文禁止這種輸出行為。可以肯定，跟把書留在東正教修道院相比，這麼做更安全，因為土耳其的局面開始動盪不安。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法兩國在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存在扶持着風雨飄搖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歐洲老人”）的蘇丹。穆斯塔法·凱末爾（後來成為土耳其之父）離開首都，召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建立了一個現代的土耳其國家。到１９２３年，同盟國軍隊和蘇丹被徹底趕出君士坦丁堡。在這個過程中，“土耳其之父”徹底擊敗了１９２１年草率入侵土耳其的希臘軍隊。作為一個早期種族清洗的例子，成千上萬住在土耳其的希臘人被強制遷移到希臘。然後在１９２５年，“土耳其之父”廢除宗教法令，絞死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主教。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東正教修道院的書稿被偷偷地運到了雅典。沒有任何記錄說明這是怎樣完成的；但可以肯定是非常秘密地進行的。籠罩在東正教修道院手稿的這層二、三十年代的神秘面紗，想必對某人一定太有吸引力。因為，“羊皮書”和其它幾部引人注目的手稿其實根本沒有運到雅典。

這些手稿目前分布各地，包括芝加哥大學、克利夫蘭美術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杜克大學，而且居然還有巴爾地摩華爾特博物館。亨利·華爾特也購買了一本漂亮的福音書，目錄號為手稿W.529。“羊皮書”跟這些書相比就顯得難看了，但這是有緣故的。非常引人注意的一點是，它跟海伯格見到的那本樣子很不同。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還覺得其中帶畫的四頁很別致，但是在海伯格研究此書時，這四頁不在書裡。藏書目錄是這麼寫的：

四頁全都是掉開的，它們是整版色彩明亮的畫像，畫的大概是福音傳播者。有些色彩看起來很現代，讓人覺得奇怪……海伯格和柏巴杜普路－克萊默斯都沒有提到過這些畫，所以它們一定是後來加上的，大概是東正教修道院有人頭腦不清醒，將手稿裝飾一番吸引買主。畫像將大、小寫兩種文本都蓋住了。海伯格將這四頁全部歸為包含阿基米德著作一類……

換句話說，這些畫像是偽造的贗品。金、鉛、銅、鋇、鋅，還有很多其它元素，被人塗抹在羊皮和鐵元素之上，將阿基米德給埃拉托塞尼信件的獨特內容變成了密碼！好像禱告書抄錄人將阿基米德著作擦得還不夠似的，接下來的這個貪婪者又在雪上加霜，傷口撒鹽。

拍賣目錄上只說，“羊皮書”離開東正教修道院，最後到了法國一個私人收藏家手裡。然而，希臘長老提出手稿歸屬權的訴訟案件，意味着這裡的細節需要進一步解釋。所以，B先生將“羊皮書”交給我之後，又給我寄了一些文件。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一位羅伯特·古爾森先生的宣誓口供。羅伯特·古爾森是安妮·古爾森的兒子，是拍賣前的手稿主人。他認為他的外祖父馬里－路易·斯里克斯是在１９２０年代獲得“羊皮書”，並保藏在巴黎的家中。

斯里克斯“一戰”中曾在希臘服役，１９２０年代初期遊歷過希臘和土耳其。他大概是在這段時間得到“羊皮書”的。他在巴黎住過，“二戰”期間為法國抵抗運動組織作出過傑出貢獻，１９４７年戰後搬到了法國南部。他離開巴黎時將“羊皮書”交給女兒託管，並把自己的公寓讓給了她。他是１９５６年去世的。

安妮·古爾森在六十年代開始注意父親傳下來的書。她向巴黎的鄰居波拉克教授以及英國萊斯特的瓦瑟斯坦教授尋求建議。她最晚是在１９７０年知道，自己手上拿的是什麼。那一年她將掉下的幾頁交給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語言史研究所的神父約瑟·帕拉梅。１９７１年，她把“羊皮書”拿到馬勒營業所，請他們“去掉一些頁面上的黴菌污點並對書進行保養”。當時她準備賣掉它。她在七十年代出過小冊子進行介紹，並向少數個人和機構謹慎地提出私下出售的建議。結果都被婉拒。最後，安妮·古爾森找到了克里斯蒂拍賣行的菲力克斯·德莫拉思·歐岩思。

“羊皮書”到我這裡的日子是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拍賣引來的官司到那時還沒有解決。我和約翰·迪恩在地中海旅行時，克里斯蒂和希臘長老還在法庭上打官司。我們的樂趣比他們可要多。他們對事實並沒有異議。這個訴訟案引起對法律的解釋，法官作出了對克里斯蒂有利的裁決。法官認定法國法律對此案有效，按照這個法律，只要安妮·古爾森公開、連續、無爭議地擁有手稿三十年以上，她就有權出售它。如果要說明她沒有在這些條件下擁有手稿，舉證的責任則落在長老的律師身上，而後者並沒有提出這種證據。法官同時還解釋，即便使用紐約州法律，她的裁決還是會對克里斯蒂有利，不過會根據不同的原則－－懈怠的原則。如果原告不合理地推遲行動而使被告受到不公正的侵害，這項原則便適用。法官一定覺得拍賣前夜才提出申訴屬於不合理延遲。此案終於在８月１８日星期三被駁回，那時“羊皮書”展覽已在華爾特博物館開幕了。

我在五個月當中學到了很多。我的故事肯定還有許多漏洞。但我明白這是個悲劇式故事。我不知道擦掉阿基米德著作的蠢貨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何時何地、以什麼理由那麼做的。但是，我掌握的資料足夠展覽會使用，我可以以快樂的結尾收場：不論發生過什麼，隱藏的文字一定能解密出來。“尤里卡：阿基米德羊皮書”於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０日星期日開始展出，並在秋天到達芝加哥菲爾德美術館作巡迴展出。展出時“羊皮書”翻開的一頁里，來賓只能勉強認出阿基米德信中命題一的插圖。

展覽是從約翰·迪恩的電影開始。它敘述了一個奇妙的故事：公元前三世紀生活在地中海一個三角形島嶼上的人，頭腦中開始構思。一千二百年之後在君士坦丁堡，這些思想被抄錄在一部手稿里，它是保留至今的唯一一份。它見識了帝國的興亡，目睹過洗劫的城市，經歷了書寫方法的變革，它逃過所有劫難，倖存到今天。儘管這些思想被擦掉並覆蓋以新的文字，它們仍在那裡。這是一場令人稱奇的經歷。

“羊皮書”中的信以“阿基米德致埃拉托塞尼：您好”一句啟頭，這封信從古抄本C第４６對開頁正面第二欄的頂端開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信頭裝飾和阿基米德的名字，然後這欄文字很快就被禱告文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