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在。官方的結論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
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全盤肯定；第二種觀點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錯，但操之過急，開始的時間提前，過渡的時間縮短；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很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曾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即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實行五種成分並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反覆強調過，這個共和國，既不同於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又不同於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政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時期。
毛為什麼放棄他最初的設想？有一種看法說，毛的新民主主義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從來就不準備實施。因為是在野黨，要成為執政黨，需要一個贏得廣泛贊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目標提出的策略或口號。一旦目標實現，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影響，即來自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壓力。斯大林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他看來，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說毛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壓力，所以，中共執政後不久就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政後採取的工業化戰略和計劃經濟體制，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化戰略效仿了蘇聯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擠壓農業、輕工業，這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要求政府集中控制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各種所有制經濟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原來的確是一個戰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素有三點：（一）國民經濟在三年內迅速恢復，比原先的估計更快。毛覺得既然經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復，經濟改造也可以更快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濟比例發生了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濟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面說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生牴牾；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
毛什麼時候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計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初露端倪。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意味着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於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能要走一段聯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掌政權，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東北局要把老區的互助組提高一步，削弱農村的私有制基礎。劉少奇認為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據簿一波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給了毛，毛面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情形跟東北局的一樣。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還是說現在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事情。這回毛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早期也有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
關於這個問題，最大的爭論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題目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並且最早批評了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沒有堅持這一理論，反而染上了民粹主義的色彩。他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後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私有制改造，後來搞人民公社，"文革"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這個階段，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言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引起廣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說胡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的與歷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
從此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直到現在也沒有完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只承認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而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一直有爭議。
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是否必要？民間研究早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說"文革"結束後，改正錯劃右派，全國沒改正的（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不到一千人。統戰部掌握的"右派"一共二十七人，只摘帽不改正的只有五個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為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
還有一個爭論是：整風運動是不是一開始就要"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後來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朱正先生的看法。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心態是比較高昂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在搞了。毛說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還有，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時，斯大林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蘇關負責。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毛的心態非常好。他說過，波、匈事件在中國不會發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波、匈那樣的七級颱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來整理發表時刪掉了）。可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非常自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輿論都是批評。這其實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評意見。一時間報刊、電台和各種非黨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就像"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不提什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是提制度問題，認為這個制度過分集權，認為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民主黨派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中共執政以後歷次運動和政策，比如鎮反、肅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五月中旬以後，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坐不穩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

九、"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這裡主要介紹兩個問題。
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字。
第一個是《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了的數字。只統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
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其中涉及人口的內容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
第三個數字出自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從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第四個數字來自國防大學叢進教授。他在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
第五個數字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在四千零四十萬。
第六個數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計的。他認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我個人對兩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有一個材料，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見國家農業委員會《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死亡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後，揭發的是八萬人；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死亡三萬人，複查揭發出來的數字接近十萬。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字，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複查是近四千人。按照《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數字，取一個相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面去統計。再說，當年統計的數字是不是準確也很難說。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這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蘇聯撕毀合同；二是"三年自然災害"。
有研究者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這個統計將全國氣象狀況劃為五個等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這三年，比起五四年、五七年、六五年和七〇年、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因此，"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李銳先生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歷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功德無量。這兩部書裡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大躍進"親歷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歷次中央會議和某些小範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這段歷史有一個問題：毛為什麼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於彭。這個說法缺乏材料證明。
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是毛有一個底線，就是"三面紅旗"。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他雖然糾"左"，但是始終維護"三面紅旗"，多次說過對那些"動搖分子" 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講。其實，毛上廬山之前和會議期間，已經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大躍進"，那裡面有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的言論摘錄，毛對此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的態度對毛有很大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合作社發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國內戰爭結束後，我們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儘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赫魯曉夫講的是蘇聯的歷史，實際上是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美國的《紐約時報》馬上報道了。毛對蘇聯的看法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後，毛要創造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典範。他想走出一條跟蘇聯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官方報紙一九五八年沒有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對於人民公社則連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人和美國人、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我認為這個大會是毛髮動"文革"的起點。
"文革"發動的原因可分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革"。我以為，直接原因是"大躍進 "失敗後中共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麼分歧。這不符合事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面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面是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工作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與成績，總起來講，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三個指頭。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面紅旗"。他說"三面紅旗"現在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劉的話中可以聽出某種批評的意味。劉的書面報告，按程序應是經政治局討論再下發，可這次沒有討論，報到毛那裡，毛決定直接印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覺得這件事很蹊蹺：為什麼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而對後十年的經濟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後來這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
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會後不久，毛審閱林的講話整理稿後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裡有話，"那些人"是些什麼人？什麼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對經濟的調整措施上，毛不滿中央一線。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聯部、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面要講究策略，後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三降一滅 "。在毛看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不僅僅是劉的問題，整個黨都完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得很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說的這種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作者簡介：
韓鋼，生於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曾在黨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現任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教授。
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政治體製發展概要》、《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二卷）等。為當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