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鋼：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上）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對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民間化，它的判斷、話語與主流意識形態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也比較大。
我將這些研究動態大致歸納為以下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連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不提。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漢奸"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文章說"中國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十月份，伍平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貼的漢奸"。《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在《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陳獨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新華日報》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託徐特立去做陳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說陳是 "漢奸"毫無根據，相反，他發表了許多抗日的言論。《毛選》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版本說"托陳取消派是指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注釋改了，等於官方表態。
所謂"叛徒"是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的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做了叛徒。其實在他入獄五年中，沒有發生任何因他的被捕而使中共機關遭破壞的事。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一年多中國托派的領袖。
"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研究會影響很大，但是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陳獨秀研究的突破是由於蘇聯檔案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說他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其實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陳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中，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陳獨秀研究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版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領導人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史界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
陳獨秀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也更敏感的方面，就是對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批判非常深刻。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肅反問題
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面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關於"ＡＢ團"的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到當時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是"ＡＢ團"。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着繼續抓人，事態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譁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認為毛澤東是許克祥第二，所以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臨時中央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先把事變領導人都逮捕，槍斃了紅二十軍獨立團長劉敵等二十多人。然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僅兩人逃脫）。此後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殺了"ＡＢ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戴向青教授。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由此，圍繞着富田事變展開了激烈爭論。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專門調查富田事變問題。整理出"ＡＢ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組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組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覆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為首，查閱大量材料，包括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ＡＢ團"。一九八九年春夏，覆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ＡＢ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以後，對兩軍戰略方向出現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後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右路軍中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軍差點交火，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長期以來的說法是：九月九日晚上，右路軍的作戰科長吳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發給陳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張、周、毛南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吳把電報給了葉劍英。葉把它抄在一個煙盒上，向毛報告。毛等決定迅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七九年吳黎平發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王年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表文章，第一次對這個說法提出質疑。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右路軍發給左路軍的電報和右路軍接收左路軍的電報——兩個本子，所有的編號是挨着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武力解決"的密電。第二，在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也引來批評。吳黎平發表文章堅持原來的說法。吳的文章一發表，就有很多人質疑：密電，特別是給領導人的密電，從來只能由機要科長直接向接電人送達，絕對不能給第二個人。而且一、四方面軍的密電各有各的密電碼，吳黎平是一方面軍的作戰科長，不可能知道四方面軍的密電碼。四方面軍的機要科長絕對不敢把給陳昌浩的密電給這個吳黎平看。況且，吳是作戰科長，不是機要科長。所以，你憑什麼能夠接到這個密電？你接不到。
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號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據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台台長王子綱回憶，凡是張國燾發出或收到的電報，都要經過他們，但他們從來沒見過"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澄清了毛澤東稱讚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一語的原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說：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所謂"著作"，指葉根據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精神寫的批判彭德懷的文章，根本與"武力解決"密電無關。
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五十周年，軍科院研究員范碩發表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四方面軍老人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後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並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幹什麼？算是暫時平息了，但事情並沒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范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去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發表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范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案 "；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歷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覆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歷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系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有一處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言說張國燾電文"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當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可見，後面的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後，中央軍委在《十月份作戰綱領》中提出寧夏戰役計劃。當時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地，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面。因為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無暇東顧，斯大林希望中國紅軍從東方牽制日本，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跬揪叮鈾樟〉迷?quot;北上抗日"就是這個意圖。
十月份，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及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面軍軍部共二萬一千八百人，先過了黃河，隨即被國民黨軍隊切斷後路。中央開始還讓他們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但是西北是馬家軍的天下，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預期任務。十一月份，中央軍委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組成西路軍，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結果是五個月之內全軍覆沒，只剩下四百多人。西路軍兵敗河西，長期以來被做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產的一個標誌。各種中共歷史教科書、《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注釋等都如是說。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歷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文章指出，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央主要戰略部署之一，河西部隊從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改為打通新疆是執行中共中央戰略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央也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麼會有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是後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於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的結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變化不定，大大超出應有限度；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孤軍深入敵軍腹地，曠日持久，進退失據，缺乏援應，喪失了戰場主動權；三是戰場指揮缺乏機斷，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沒有給戰場指揮官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從長征中違背中央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例如，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家軍血戰二十多天，終於突圍，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結果八千人的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鄧小平，鄧批轉李先念。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給了陳雲。陳雲同意《說明》，讓送中央黨史研究室，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批了兩句話："贊同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其中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後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誰的命？"於是將幾萬冊印好的書中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根據中革軍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台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第二集《血染祁連》對西路軍的歷史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台也連續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但到現在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是關於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於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他在整風中運用他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變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他為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
相關的問題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幾乎都把帳記在康生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負有重要責任，但毛是中共中央和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極力把康和毛分開，還強調"搶救運動"後期毛"發現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剎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著、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一書，部分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只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行。
六、朝鮮戰爭問題
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解密檔案，首先是美國、英國。九十年代是俄羅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陸續披露了一些檔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以及軍科院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等收錄和引述了有關檔案。
隨着蘇聯的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冷戰史越來越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的共識是，冷戰開始的標誌就是朝鮮戰爭，研究冷戰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爭。因此，朝鮮戰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
這裡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朝鮮戰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動全面內戰"。其實在國外，這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在中方學者對此也很清楚。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系講起。雅爾塔體系的實質，是東西方戰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協定》，戰後朝鮮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託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的格局，他要完成朝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計劃沒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朝鮮方面試圖取得中國方面的支持，但毛澤東也不贊成。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於國內戰爭，難以他顧。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原因是什麼，迄今還缺乏檔案揭示。有一種分析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一九五〇年一月，毛澤東訪蘇同斯大林簽訂的這一條約，一個重要內容是歸還旅大海軍基地，而旅大是蘇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使戰爭失利，由於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軍事計劃。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朝共同解決。儘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相信斯大林已經同意，一旦證實後，毛澤東只能贊成。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人所共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中有關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不同於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沒有涉及戰爭爆發的原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儘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於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創刊號，發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後》。認為擱淺原因就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承擔出兵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台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史料，對朝鮮戰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誌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於朝鮮戰爭的由來，在國內史學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志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准。令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松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就是前面介紹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第二個問題，關於整個抗美援朝戰爭得失的評估。這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於得失的評估也不一致。有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理由是交戰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於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單的估計，最好做一些具體分析。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面：中國志願軍兵員損失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比例是二點六二比一，遠遠超過美軍。經濟方面：中國消耗作戰物資五百七十餘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４２．６％降到３０％，結果反而漲到了４５．６４％，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濟的恢復，同時使得在經濟上更多地依賴於蘇聯和東歐。政治方面：最大的代價就是解放台灣的計劃擱淺。朝鮮戰爭之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台灣。當時第七艦隊已經開回夏威夷，朝鮮戰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台灣海峽。此外，聯合國通過決議制裁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