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名: lesson
標題: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形成與實踐
送交: lesson
內容: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形成與實踐
［ 作者：老共產黨人 轉貼自：毛澤東旗幟網 點擊數：97 更新時間：2007-9-16 文章錄入：xuesong76 ］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形成與實踐

——在紀念傑出平民領袖毛澤東逝世31周年會上的發言

老共產黨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國際上有同帝國主義首霸進行硬碰硬的惡戰，有和帝國主義支持負隅頑抗的國民黨及其殘存勢力的尖銳血與火的較量，也有和蘇聯領導集團、繼承沙皇衣缽社會帝國主義霸權的唇槍舌戰論戰的尖銳意識形態的鬥爭，面對着國際反動勢力的貿易禁運和軍事、經濟封鎖、戰爭的挑釁，這些都同當時中國國內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鬥爭攪擾在一起，造就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息息相通的局面，也成為了毛澤東同志思考中國前景時經常被縈繞的重要課題。毛澤東主席在國內外複雜的形勢下，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決地邁開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的探索與試驗，展開了如何把中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塑造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如何把握和規範中國社會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進方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並根據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產業化特點，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既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也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指明了鬥爭的重點對象、方法和形式。

一、毛澤東對共產黨執政後如何繼續革命的思考與分析

在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下，在對經濟基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也展開了對政治戰線、思想戰線、經濟戰線、文化戰線上也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鬥爭，鬥爭中由於遇到了各種各樣資產階級和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強抵抗，最後不得不把這把革命的“火”燒到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身上。

第一，共產黨執政後必須選准革命目標和對象。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在奪取政權並成為執政黨以後，是不是到此就止步了呢？怎樣才能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質呢？是不是就可以與其它剝削階級一樣打江山、坐江山、當起老爺來了呢？但如果不想止步，又如何才能選准革命的對象和如何進行把握革命方向呢？這些嚴肅的重大問題正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傑出領袖毛澤東主席，始終思考着和研究着的重大課題。毛澤東親自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開始就表明了民主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不能把革命停留在舊階段不再前進，而必須堅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最終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堅持不懈地奮鬥，讓群眾起來革資產階級的命——用大民主的形式來監督自己的黨和政府，剷除資產階級滋生的氣候和土壤，並讓群眾在革命的進程中用實踐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實現黨政軍的各級領導和每個人的思想觀念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化，最終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這在當時中央的高層領導中，卻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一部分人就不認為或不承認存在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無走資派和需不需要對這些人進行革命，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的一個根本分歧關鍵性標誌。

第二，進入社會主義後是否需要堅持繼續革命。自從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特別是經過土地改革和工農商業的社會主義合作化改造，初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革命的活動是否就已經宣告完成，需不需要繼續革命，倘若要繼續革命，又如何進行革命，需要進行那些範圍和層面上的革命等等，都是前途未卜和等待思考的重大問題。因此，毛澤東?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時指出：“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被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

第三，是簡單模仿還是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實踐中，是簡單地學習蘇聯的“一長制”、“一條腿”走路，模仿赫魯曉夫搞物質刺激、專家治國，搞全民國家、全民黨，反對暴力革命搞和平過渡，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滑向資本主義泥坑——搞修正主義，還是走出有別於蘇聯發展模式、走有所創新的社會主義道路，並能夠為廣大的不發達國家（地區）人民提供經驗性借鑑的模式。所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嚴肅地告誡全黨：“……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有不同沒有？是有的。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他們那裡三十九年前就發生了十月革命了，我們取得全國政權只有七年。至於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拿起這把刀子殺向蘇聯，反對所謂斯大林主義。……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馬克思寫了那麼多東西，列寧寫了那麼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二、毛澤東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思考與分析

1959年經過廬山會議上激烈鬥爭之後，毛澤東為了從理論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寫下了四萬多字的筆記。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就是在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這樣一個背景下形成的。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黨內存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文化藝術部門仍被資產階級統治着”等思想。這些思想在哲學基礎上，自然與毛澤東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然而，由於赫魯曉夫集團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篡改及修正，毛澤東及時地聯繫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科學地預見到了共產黨執政以後，必然還存在着修正主義並可能以不同面目出現的氣候及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探索經濟發展模式上，還必須從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和經濟戰線上，採取有效措施的防止形形色色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回潮與復辟，其考慮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點與建國初期產生了重大的變化。

第一，關注中國重心從經濟領域轉移到了政治領域上。隨着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和鞏固，毛澤東十分關注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發展前景和前途，其關注的重點已經從經濟領域，逐步轉向如何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文化領域，從關注經濟建設的數量型逐步轉向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方面。比較具體反映在，經濟建設的重點由原來的數量上超英趕美、搶時間、比速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逐步轉向了經濟建設要適應社會主義總目標的深層次領域；政治、文化領域建設已由原來建立健全公有制為重點，逐步轉移到了要分清大是大非的總目標總方向上，目的是如何有效地防止防止重走向蘇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毛澤東主席在分析建國以來國外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進攻與顛覆形式的變化，國內各級執政者的思想觀念轉換和思想異化發展情況，階級結構和新型特權階層正在出現的狀況，一些身處高位的當權者已經逐步轉化為國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得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還依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結論，同時揭示了資產階級仍然存在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特質。毛澤東主席認識到，在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其資產階級可能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通過社會主義社會尚無法消除的資產階級法權來維持其自身的存在，通過其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來發生影響，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要通過現行體制內占據要害位置的人來作為其代言人和代理人，最終實現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已經身居高位的部分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員等，既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受益者和擁護者，也是最有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甚至是代理人。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和膨脹，會危及生產資料公有制、造就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等級工資制和級別本位主義常常會導致對革命熱情的喪失，因此它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產生和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第二，關注階級鬥爭重點轉移到了共產黨內。隨着抗擊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包圍和中國國家自身政權的逐步鞏固，毛澤東關注階級鬥爭的重點和對象也從國外轉向國內，從黨外逐步轉移到黨內。解放初期毛澤東多次提及被打倒前剝削階級的復辟企圖，指出他們隨時可能會配合國民黨和美帝反攻大陸，無產階級喪失政權的危險重點，主要來自被推翻的反動派和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的武力顛覆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這些被打倒的國內外剝削階級本身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影響已被大大削弱，但發現這些敵人對抗和鬥爭的形式已經轉化為，在共產黨內尋找反映他們利益的代言人——黨內熱衷於走資本主義的正在掌權的當權派，黨內的這些不同層次的幹部時刻都可能與前剝削階級攜手合作——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隨着時間的推移，毛澤東觀察到黨內已經產派生出了一個的新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主義體制內的異化因素——資產階級式的代表人物。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運動中，如“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部分高級幹部已明顯地表現出拼命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把鬥爭矛頭轉化為直指勞動群眾，於是就產生了要把階級鬥爭的重點轉到政治和文化領域，同時也把鬥爭的矛頭逐漸從對準前剝削階級轉向了新生的權貴階層，即黨內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最後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三，在國際上有力地批駁了修正主義謬論。蘇聯在赫魯曉夫的上台後，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義的路線，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產生極大的壓力。毛澤東在領導與修正主義集團的路線鬥爭中，清醒而又深刻地認識到，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方向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是一場充滿兇險性、挑戰性和不確定性的尖銳鬥爭。毛澤東在領導與赫魯曉夫面對面的反修鬥爭中，親自組織撰寫論戰的文稿並進行修改訂正，嚴肅地批判和揭露了“三和兩全”、“二十年建成共產主義”等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修正主義後，並在自己執筆的《九評》中寫到：“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的容易些，寧可看的困難些。”（《關於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的教訓》）毛澤東在與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和交鋒過程中，聯繫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從中深深地感到了國際修正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毒害作用，而且必然要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和社會主義的過程里，所以深有感觸地說：“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可以解決的。”

第四，嚴肅警示黨內和國人防止修正主義出現。進入六十年代後，毛澤東根據國內外的形勢的發展，反覆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強調中國可能會出修正主義，並作出了一系列有關革命有可能馬上會遭到腐蝕和顛覆的夢魘般的預言和警示，如“我們這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中央會出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就在身邊”等等。毛澤東對全黨發出振聾發聵的警鐘：“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無疑，毛澤東提出這些危言般的警告，強調了社會主義發展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和歷史決定等原來的僵化論，找回了馬克思主義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開創了創造社會主義未來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種“不經鬥爭、和平漸進、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想和思潮，這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重大轉變和產生的質的飛躍。

三、毛澤東對國家政權和政治層面上的分析與思考

毛澤東清醒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生存與發展，在國際上面臨的，不僅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陣營“顛覆”的存在，而且還有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勢力的“干擾”存在；在國內面臨的，不僅有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的存在，而且也有資產階級產生的土壤和氣候——資產階級法權存在。這些國際國內的勢力和殘餘勢力必然要在中國尋求發展的空間及市場，以某種特定的形式繼續存在、發展下去，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實現其利益所在，其必然要在中國共產黨內尋求代言人和代理人為之服務。這些被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選中的代言人和代理人，既有蛻化變質的共產黨人，也有“鑽進黨內竊取領導地位”的階級異己分子。這些被敵人選中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言人代理人，以及黨內自身的“蛻化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的背景十分複雜，能量也十分可觀，這些人物是社會層面、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緊密結合的混合物。

第一，混進黨內和革命隊伍中的叛徒、特務。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革命的不同時期都不斷地有不同成份的人員加入到革命隊伍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受資產階級支派而故意進入革命陣營而從事特殊工作的，有的則是在革命的過程中受到資產階級的拉攏腐蝕而蛻變為專為資產階級利益效勞的，有的是想通過參加革命活動的機會而實現其心底深藏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美夢的，還有的是抱着改朝換代的態度加入到革命陣營中最終要實現的是要剝削壓迫別人。這些人物只要遇到適合的機會，就必然要爭取和擴大有利於自己生存發展條件，往往會凍鑫�准s骸⑽�资产阶季劎劳抵\舊�来，必要时粔蜥相互净@顯諞黃穡�共同开创为准s何�资产阶级服务的局面�?

第二，黨內政治派別的“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部的成份中，確有一部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加入革命隊伍的，他們加入革命隊伍的目的不是要進入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現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走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強國發展道路，心底里只認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為正宗——共產黨內的民主派。這些人物被革命的大形勢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裡，心裡總感到有些彆扭和不痛快，缺少徹底革命的自覺性和徹底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在反對三座大山的戰鬥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而在全國解放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中，他們就不那麼熱情了。”（四清《十條》）。這些人物總有一股自覺或不自覺的的要回歸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糾合在一起興風作浪，為發展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和經濟制度搖旗吶喊、助威，遇有適合條件也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必然要推行起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來。

第三，修正主義式人物群和派別。修正主義式的人物群或派別，是由上述第一和第二類人物組合而成的。這些人物群或派別由於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利益為背景，為了共同的目標有機地組合成一定的勢力和派別。由於存在着共同利益的驅動很容易形成上掛下聯、心心相映的聯動機制，構成了黨內的“黨”——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剝削相聯繫的階級。這些執政黨內的當權派集團往往因內心的驅使，打着各種革命的旗號和幌子，運用手中掌握的執政運作權力，實施和擴大官僚主義、等級制度為自身的特權階層服務，他們的目標總是被掣肘於社會主義公有制而難於盡情實現，因此他們隨時準備向黨外的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和國際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作妥協、並和他們攜手合作。由於這些人物掌握着從上到下的政治、經濟、行政、司法、輿論、文化等等權力，只要機會成熟就會不顧工農群眾的反對，千方百計地推行和擴張一切資本主義“好東西”，最後實現“和平演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這些相互混合的修正主義派別和勢力，能夠採取極大欺騙性和手法，通過官僚主義、等級制度而實現的長久化，互相呼應實現利益集約化，方法相互配合實現和平演變化，最終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引向自身的反面。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一定要通過反革命政變，也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

四、毛澤東對國內思想文化領域層面上的思考與分析

在1957年後，毛澤東主席運用全面的和辯證的動態觀點來看待國際國內與黨內黨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敏銳地預見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賴以依存的根本剝削制度雖被消滅，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還遠遠沒有決出勝負。資產階級藉以發生影響的方式轉向了對無形的文化資源占有，從集中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轉向分散的、游離的舊思想、舊觀念。

第一，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思考。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次年在武昌會議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重申了階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因素，將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化、政權性質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相聯繫，進行着相互作用並將產生的重大影響——社會主義中特權階層的長期存在，必然要追求顯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別是來自資本主義西方的物質消費，給整個社會漸漸帶來一種崇拜西方消費主義的文化氣氛，這種文化氣氛，會反過來危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推行資本主義剝削機制創聲勢、造輿論，最終打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閘門，從根本上摧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第二，在文化領域的思考。在文革前夕，毛澤東更注意到了文化與政權的關係，發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很多上層建築領域，仍然是為老爺、小姐服務的文化官僚的體系，被“古人、死人、洋人”為底蘊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封資修所把持所統治。毛澤東在1951年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的討論》中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鬥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裡去了呢？”1954年10月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也指出：“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修正主義一號頭目把這部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作者注）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第三，在思想意識體系領域的思考。1963年在《對柯慶施同志報告的批示》中說：“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一個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些文化部門的城市老爺們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很多有關資產階級化集團個人生活揮霍、大搞特殊化（《紅衛兵資料續編》（一））和“裴多菲俱樂部”精英圈子的豪華生活等事實（《體育戰線》1967年3月11日），而這些當時的共產黨內高官，由於自身特權和享受的需要，就曾經培養和發展了大量的“文化名人、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權威集團，讓他們通過他們所壟斷的文化渠道，在“學術自由”的幌子下，將他們自己需要的世界觀充斥到“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中，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利用的文化“獨立王國”中統治者和剝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完全服務於這個等級既得利益集團的格局。造就了黨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流合一的“自由王國”，而這種形“左”實右的當權派們常常試圖掩蓋這種默契關係，把文化界和文藝界的反對“反動權威”、“學術權威”行為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成為了“黨內包庇資產階級權威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五、毛澤東對黨內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分析與思考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動前，當時正在堅持有計劃有步驟地復辟資本主義的共產黨高層人物中，主要形成了第一個修正主義核心頭目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化集團。這個集團的頭目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具體表現或反映，許多的說法和做法絕不僅僅是一種在理論提法上的偶然失誤而已，而是有着其內在聯繫和客觀存在的事實。在黨內也存在着許多同志在政治上，還看不清這些人和思想的本來面目的情況下，由於當時的第一個修正主義集團不僅權高位重，還結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關係網絡體系。這正是毛澤東擔心並下決心發動群眾，奪回被這些地位顯赫的復辟資本主義勢力把持的權力，再重新回歸勞動大眾人民的根本初衷。

第一，對第一個復辟資本主義勢力集團的脈絡分析。翻開中國第一個修正主義在革命過程中的歷史，這些人並非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長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消極糊塗思想，民主革命的思想濃厚，改朝換代當官做老爺施“仁政”思想也特別深厚，在許多重大政治理論和重大原則問題上曾多次具體地表現出來，而且有着歷史的一貫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澤東由於多種原因逐步把許多黨內和經濟建設的領導大權轉到了修正主義頭目系統的靡下，由此這些人一唱一合推行了很多非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東西，並且也很得心應手。諸如說：“資本家現在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今天不是……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農民的痛苦在於沒有人剝削他們，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提出了“剝削有功論”鼓勵剝削的主張；1951年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社會主義問題是將來的事情，現在提得過早。”，“有些人認為農村可以依靠互助組、合作社、代耕隊實行農業集體化，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化。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農業要實現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業的發展，不實現工業化，農業根本不可能實現集體化。”提出了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先有工業化後有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和主張，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將來的事情，黨在現階段的根本方針和任務是“確保私有”、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和主張等等，反對把民主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1956年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中說：“官僚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了個別地區外已經被消滅了軍事家階級也正在消滅之中。”“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現在國內敵人已經基本上被消滅，……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滅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與赫魯曉夫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如出一轍；在1959年的政治報告中講：“蘇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決定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許多重大政策方針，批判了在黨內曾造成嚴懲惡果的個人崇拜現象，而且提出了進一步促進和平共處和國際合作的主張，對於世界緊張局勢的緩和作出了顯著的貢獻。”1960年在蘇聯的演說中講：“現在蘇聯人民在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正在勝利地執行着宏偉的七年計劃，開展着全面的共產主義建設，以新的成就吸引着全世界各國廣大勞動人民。”高度讚揚蘇聯的“成果”並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修養》再版時，在當時那樣的國際國內鬥爭的背景下，在進一步對內容進行修改以後，在論述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問題時，仍然繼續堅持不談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在引用列寧的語錄時竟然把列寧五處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都刪掉了，特別是把兩處引文中間講無產階級專政的話也刪除了。本來講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問題時，是不能避開也不應當避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不但避開了而且是有意地避開了，對列寧講無產階級專政內容的話也是故意刪掉的。特別是在當時國際國內鬥爭的背景異常複雜的條件下，在內容上作了重要修改之後，甚至連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好學生”也修改為“作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10個字就沒有恢復。1964年12月召開的研究社會主義教育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推廣“桃園經驗”，堅持以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來概括運動，反對和否定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提法。

第二，對復辟資本主義勢力集團所作所為的分析。毛澤東對修正主義頭目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貫堅持和在建國後處於高位上的路線主張，以及思想動態和所作所為是比較清楚的，但當時最害怕與擔心的是——已經成為黨的第二把手的國家主席，與身處第六號總書記人物完全糾合在一起，仍然堅持着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態度，而且搞資本主義東西的立場是堅決的、行動是果斷的——正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旦成為黨的領袖之後必然要繼續全面地推行這一套的“理論”和路線。特別是在權高位重的情況下失去強有力的監督和控制——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已初步形成，很容易或者說必然要變成“赫魯曉夫”式的資產階級新型典型代表——逐步經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一條比較系統的幹部“路線圖”。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關繫到黨和國家是否變色、改變發展命運的大事大是大非的面前，決不能坐視不管，這就是毛澤東最終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本來毛澤東是十分重視黨內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領導人的，這既是修正主義頭目能夠在黨內的地位為什麼能超過其他領導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毛澤東席曾經把第一個修正主義一號頭目選定為接班人（1959年毛澤東決定退居二線，這個人成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毛澤東主席對修正主義一號頭目的工作並不滿意，特別是對其思想上理論上凝固和根深的消極東西是有警惕的，否則《二十三條》時的那場爭論是絕對不會成為觸發毛澤東與修正主義頭目政治上對立的導火線。所以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針對修正主義頭目提出和執行的所謂“四清四不清”的問題，進行批評時指出的：“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麼歷史時期、什麼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矛盾，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教育文選》第5－6頁）反映出了修正主義頭目在四清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上，既具有“左”的一面又具有右的一面，形“左”實右是符合修正主義頭目思想實際的。

6.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與實踐。通過文化大革命前中後形成的大量和豐富的歷史文獻，尤其是毛澤東大量的著作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出：毛澤東主席從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命運的深層着眼，尤其是思考第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為首的“蘇東集團”走向修正主義深淵的教訓，從中國建國後已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以及執政黨內思想等方面的客觀形勢變化，如何確定中國社會主義未來的發展方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來分析複雜的社會現實問題，形成了較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導向。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形成。毛澤東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其整個思想的構思，從產生到成熟，是在經歷中蘇論戰的實踐鬥爭中具體分析了黨內發展趨向，由外部逐步轉化為內部而最後形成公開，從枝節轉向原則，從利益摩擦轉到大是大非問題上的衝突，前後經歷了十年左右的醞釀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生、發展和運用，是各種鬥爭都集中交匯的時期，與國內外的反帝和反修矛盾糾纏在一塊，與黨內外的反修和防修衝突交織在一起，與國際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與中國革命建設上兩條道路的鬥爭、與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匯集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整體的複雜的難解難分的鬥爭格局——矛盾和問題特別尖銳突出的歷史階段。毛澤東主席根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的變化和階級鬥爭的新特點，在國際上批判和汲取赫魯曉夫集團修正主義上台教訓的基礎上，緊密聯繫中國國內階級鬥爭變化和黨內高級官員的思想發展情況，得出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的科學論斷。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論《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第二，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鬥爭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當時存在着處於高位並把持着要把中國革命引向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化勢力集團，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由於當時存在着處於高位並總是想把中國革命引向資本主義的勢力集團，證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化了的人物思想沒有死並正在到處活動，只要時機成熟就必然要興風作浪，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回歸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老路上去。這就是毛澤東主席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動因和需要迫切着手解決的根本問題。

第三，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實踐形式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主席晚年深刻而又清醒地認識到，要在中央和地方資產階級化人物掌握着執政、行政權力的狀態下，使中國革命和建設保持正確的方向，必須採取大規模的、自上而下的、狂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讓廣大勞動群眾在奪回自己權力的運動中，自己通過自己的行動教育自己，自己通過自己的行動提高階級覺悟和識別能力，不斷地識破並清理混進各條戰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特別是那些掌握着領導權或已經蛻化為資產階級式的人物，防止這些人繼續把持着各級的領導權並把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引向深淵。於是，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革命將在當時的世界革命中心——紅色中國展開，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選擇了首先從文化上開刀——力求將孳生修正主義的土壤與溫床徹底根除，所以運動的名稱也理所當然地定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選擇的方法步驟是以文化批評為先導，以撕開文化官僚的“獨立王國”為突破口，這場鬥爭既是“思想教育、文化領域”的大革命，又是“階級、政治領域”的大搏鬥就應運而生了。因此毛澤東在世期間，以傑出馬克思主義領袖的英勇氣概，始終代表着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繼續革命的利益和願望，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一切反動勢力和腐朽思想，阻止了兩個資產階級陰謀集團迅速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批判了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