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外婆

陳思進

我可以說是個非常不幸的人，從出生後的第三十九天起就不得不離開我母親，無法像其他嬰兒那樣盡情地躺在母親的懷抱里，享受母愛。但我又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我有幸被留在了外公外婆的身邊，他們使我感受到了人間無私的愛和無私的奉獻，使我懂得應該怎樣做個對自己和他人負責，對社會有所奉獻的人。

我外公是個孤兒，他六歲喪父，十三歲喪母，十六歲不到便孤身一人從蘇州到上海做學徒。舊社會的學徒工是“奴隸的奴隸”，我至今都無法知道外公當學徒工到底備受了什麼樣的艱難。然而，他卻從學徒的起點上，奇蹟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畢業於金陵大學——一所專門培養“社會精英”的學校。他的謀生之道除了當學徒以外，還兼做家教，寫文章，搞翻譯。

從我外婆的口中得知，外公在掙扎和苦鬥中成就了自己。大學一出來就被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錄用，起薪一百大洋，要知道那時普通工人的薪水只是兩、三個大洋而已。第二年加薪到二百大洋，以後每年都加薪晉級，但因不願去迎合當時官場遊戲中的潛規則，他沒做幾年便棄官而去。若干年後，還有不少親友為他的棄官感到“惋惜”不已，說是他這樣的人才假如繼續在財政部幹下去，至少能當上“次長”（就相當於現在的副部長），可他從不為此感到有什麼可惜的，以致從此不再涉足官場。

特別是抗戰時期，外公在淪陷區因為不肯為日本人效勞而失業，一家人生活在異常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位作家，我從他的文章中讀到，他很小的時候已感受到斷炊的威脅，每當外公設法從友人那裡借到幾斗米回來時，他就有節日般的快樂。外公是在抗戰勝利後才重新出來工作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外公有一個非常樸素的觀念，就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做點事。所以，當蔣介石政府即將倒台的時候，外公的朋友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國的安排，甚至連出國以後的工作，乃至於舅舅、阿姨的就學問題都一一落實，但外公決意留在中國。一解放，中國民主革命的元老——張元濟先生力薦我外公到商務印書館，不久便被董事會聘為總經理，隨後帶着上海商務印書館全班人馬搬到北京。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界歷史最長、規模最大，對中國文化建設貢獻卓越，享譽海內外。那一時期，外公早出晚歸傾心工作，有一次他因疲勞過度竟然暈倒在會議桌旁。他經歷了少年、青年時期的奮鬥；又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動盪不安的年代，到了此時，似乎終於觸摸到了報效祖國的機會；似乎終於看到祖國和平、富強、文明的前景。即便因疲勞而暈倒，卻又是在心情最舒暢的日子裡，一切便自然不在話下而成理所當然，外公這一代優秀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就是這樣着陸的！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57年，外公因在公開場合說了幾句真心話被打成右派，此後便“運動”終生。我就是在外公當上右派的第二年降生在外公家的，由嬌小瘦弱的外婆，在老年階段，花了全部的氣力和心血來呵護我，歷經“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

小時候每當我放寒暑假，外婆總會帶着我到北京去陪一陪外公。半工半讀孤苦的生活使外公養成從不言敗、不甘示弱的堅強，他從不向任何人訴苦，更不會在我面前留露一星半點，他是一個相當嚴肅的人，但對我卻格外的慈祥。或許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就特別能夠體察一個幼兒是多麼渴求大人的愛，溫暖的懷抱，輕柔的撫拍，深情的呼喚，這是一個孩子特別愜意的感受，這些都來自我的外公。後來才知道那時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被革去了總經理的頭銜，只能參與修訂《詞源》的編輯工作。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他更是連編輯的工作都被剝奪，到幹校去“改造”，於是修改編輯孫兒們的信件，便成了他最快樂的一件事。他把我和表弟們寫給他的每一封信都加以編號，糾正信中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給我們寫上成語的出處。隨後，外公再將修改後的信寄還給我們，要求我們重抄一遍後再寄給他看。前些年，我有個表弟也曾在一家出版社當編輯。他說：“爺爺是我一生的楷模，我一直在盡力爭取像他那樣，但再要找到像爺爺那樣的編輯已經不太可能了。”

“文化大革命”後，外公退休回到上海，我們總算可以朝夕相處。可外公已然病魔纏身，垂垂老矣，沒幾年他就去世了。在我舅舅的一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去世前一個月對我舅舅說的話：“我的後半生什麼事都沒做，只是當了政治運動的對象！”記得外公去世當天，他的單位派人來徵求外婆意見：喪事怎麼辦？外婆憤然回答：“人活着的時候要待他好一點，死了就算了，什麼也別辦！”外公去世時沒有什麼遺體告別儀式，外婆只在家中掛上他的遺像，帶着我們幾個晚輩向遺像鞠躬，作為悼念。

外公青壯年時才華橫溢，志向遠大。但壯志未酬，晚景是很淒涼的。然而他和外婆把能夠給我的愛都給予了我，卻把痛苦深藏在他們的心中。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能體味他們給予的愛，卻不能察覺這愛的背後的痛苦。

我是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湯餵我長大。因為精心餵養和細心呵護，我非常健康。那時，家庭經濟顯然拮据，但外婆總是把我打扮得乾乾淨淨；雖然沒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飯菜把我養得壯壯實實，又白白淨淨胖乎乎的人見人愛的小男孩。當時上影廠籌拍電影《五兄弟》，我被選中，飾演老五，就是因為我長得胖乎乎的惹人愛。可惜最終因“文革”開始而沒拍成。當外婆領着我走在大街上，無論是陌生人還是熟人，總會忍不住停下來問外婆：“這孩子長得真可愛，那麼胖，你給他吃的什麼？”外婆會微笑着用略帶自豪的口吻道：“沒什麼，就是清水冬瓜湯。”其實外婆為我所付出的何止這一個湯啊！

外婆不但注重我的身體健康，還特別培養我心靈的健康。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見外公商務印書館的信箋的紙張很好，便隨意的撕下一張來練習寫字，我外婆看見了，立刻拉我到一旁，講道理給我聽：“這是外公單位里的信紙，是公家發給外公辦公用的，等於是國家財產。你寫字需要用筆和紙，外婆給你買，但是要記住，國家的東西哪怕一張紙、一支筆都不能隨便拿來用。”

我外婆出生於官宦世家，她父親是清朝的進士，進京城當了個京官。她的姐姐們都嫁了上海的大買辦、富商大賈，唯獨她，按自己的意願自由戀愛，嫁了自己喜歡卻沒有背景的讀書人，說起來也是她從小在教會學校接觸到了西方的文化。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她要求我既要學好中文，也必須學好英文，她堅信：“讀書是通向智慧的大門。”我的英文底子是外婆長年累月的督促檢查為我打好的基礎。我現在深深的體會到，多學門外語，就多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外婆晚年得了不治之症也不願躺在病床上，而是照常每天起床將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硬撐着坐在她的小藤椅上看書讀報, 還做些輕便的家務活；到了晚上，她仍堅持收看墨西哥電視連續劇《女奴》，頗有尊嚴的走完了她人生最後一程路。外婆肝昏迷的前幾天叮囑我：外婆得的是癌症，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醫生以為我不懂英文告訴你小阿姨說我得的是Cancer，你舅舅、小阿姨還瞞着我，其實我也瞞着他們，要讓他們覺得我還不知道，他們的心裡壓力才不會太大。看完《女奴》我就要走了，你和小玲（我太太）好好的過日子，小玲比你懂事，有什麼事情要兩個人商量。有機會的話最好出國去多長點見識，你外公這輩子想做事卻沒做成，你可不要浪費青春年華。

外婆臨終前對我的囑託我一刻都不敢忘，雖然他們離開我二十幾年了，但我覺得他們始終和我在一起，無論我遇見多少艱難，碰到多少坎坷，仿佛總能看見他們鼓勵我的眼神，是他們伴隨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去年底我回國探親，去蘇州看望了他們。雖然原先的墓地被徵用，他們被搬遷到了我從未去過的另一處，但我一到那裡，就仿佛聽見外公那一口蘇白在輕吟唐詩宋詞；仿佛看見外婆那瘦小筆直的身影，帶着我一路來到他們的面前。我對外公說我這些年在外面沒有給他們丟臉；對外婆說我已實現了她的夙願。

我自豪身體裡流着他們的血液，如果人生有來世，我希望他們還是我的外公外婆！

2007年8月26日星期日

（原載2007年9月14日《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