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一個大家族，其中不乏友愛和溫情，但友愛和溫情只施及同志和戰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以便能區別對待：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曾志就在革命隊伍中有過"冰窟窿"似的（上頁２１１）感受。

　　如何分清敵我？階級出生、戰場考驗之外，還有持續不斷的內部審查和整肅，從江西蘇區的肅反到文革，每次運動無論是什麼目的，"清理階級隊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區、敵占區和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順理成章在受到嚴厲審查。延安時期，包括極受毛澤東信用的林彪的妻子葉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臉盆里撒尿。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 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裡，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後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着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捨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４９年後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悽慘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上頁３３３─３３４）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宋任窮回憶長征時：

　　幹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着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裡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幹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６）

　　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對順利的時期，她卻被自己的同志逼瘋。

　　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但黨有辦法讓你承認組織對你的指控。車輪式的攻心戰術，各種手段的逼供、誘供，使許多革命者都無法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加壓。照曾志的看法，"臨時支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裡，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着"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下頁３４０）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咽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下頁３４１）──這是延安的另一種紅色。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下頁３４１）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個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發和組織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麼反革命或特務，那麼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壓下漏網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務，那麼也可以鍛煉一下你對黨的忠心。所以，在當時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認加給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榮的"解放戰士"，從此不再受折磨。但對於這種經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黨是不會信任的：很簡單，你也會屈服於敵人的壓力而真的成為黨的叛徒。整風過後，組織上再度對曾志的歷史和原審查結論進行考察和甄別：

　　他們考察了我在審幹中的表現，認為我態度誠懇，實事求事，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志中沒有講過假話的只有四人，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下頁３４５）

　　黨內的高壓恐怖並不是要你說假話，黨對革命者的要求是，無論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講假話欺騙黨，黨從每個黨員的無條件信仰中獲得自己的力量，而經歷了這場血雨腥風、意志變得極為剛強、沒有任何溫情和資產階級人性人情的"老革命"，４９年後就用這些在延安見識過的方式去改造全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