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我們就立即緊張地投入了“九大”的準備工作。首先是準備“九大”的政治報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親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 上作政治報告。會後，林彪便考慮組織他自己辦公室的秘書構思報告的初稿。後來毛澤東又認為，這個報告非常重要，要在這個報告裡很好地總結出 “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經驗。所以，他又指定陳伯達來協助報告的起草工作。對此，林彪很高興。

　　　　當陳伯達去請示林彪時，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見。根據林彪的這個意見，陳伯達拉了一個提綱，並將政治報告的標題定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不久，陳伯達寫出了報告的第一部分。在這部分里，陳伯達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義，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當這一部分拿到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的時候，被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說成是“唯生產力論”。 毛澤東贊成他們的說法，認為陳伯達的這個稿子過分強調生產， 沒有突出革命，沒有階級鬥爭，不能用。

　　　　這一下就把林彪和陳伯達原來關於“九大”政治報告的共同構思推翻了。周恩來在會議上不敢表態，而黃永勝和我們幾個人多半只是聽會，總感到人微言輕，講話無足輕重，而且沒有發言權。反正都是毛澤東說了算。因此，毛澤東就把陳伯達的稿子給推翻了。之後，毛澤東提出，另外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組成起草小組，重新寫。……

　　　　大概過了半個月，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寫的稿子第一部分出來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在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話，來論證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後，就是回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十年來粉碎劉少奇等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出乎我們的意料，毛澤東看了這一部分認為可用，要他們稍加修改後，提交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

　　　　在毛主席主持的討論會上，大家沉默沒有人發言。只有陳伯達提了一點意見，陳伯達說：“還是應當搞生產好，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光搞運動，就象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陳伯達這個話一說出口，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非常緊張，怒目而視。毛澤東一聽，則勃然大怒，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這樣急呢？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就要報復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質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你腳踏兩隻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隻船。你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的批准，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快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一把？”

　　　　毛澤東一講這話，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大為高興，而陳伯達卻大為緊張，連林彪和我們幾個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聲。周恩來也沒有說一句話。是啊，一有不同意見，就上綱上線，就翻歷史的老賬，連幾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來了，誰還敢說什麼！

　　　　看大家都不發言，毛澤東最後說：“此稿可用，請繼續寫第二部分。”說完，就散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