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繼紅早已改名為慧怡。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學學習酒店管理，把時間都花在看通俗小說、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卻是個極有孝心的女兒。1998年她畢業後，在高檔的京倫飯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馬上把每月工資的一半交給父親花。建國實在不是經商的料，這一點父女兩人心裡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於惡性腦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給了建國。建國總算有了一塊可以稱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兒的經濟援助，他終於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國一封長信，筆調悵惘，充滿憂思和懷想。建一死時年僅44歲，對建國顯然是個震驚和打擊。“他走了，我也更緊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國寫道。“昨天是我47歲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會一晃而過？”他開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強命不強。幾十年來，我一直與命運搏鬥，咬緊牙，不流淚。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民主理想，退黨；為自由理想，辭職，再辭職；為愛情理想，離婚，再離婚。至今是一個在思想上、事業上、經濟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現在中國市場低迷、蕭殺，企業多數不景氣，中國也在風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輩何時才有揭竿而起的機會？”

我記得當讀信時心底湧上隱隱不祥之感：建國一點沒變啊。在一個四處出擊、四處碰壁的生意人的內心，埋伏着一個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偉大業和又一輪時機的到來。

我並不知道，建國那時已經找到了他決心為之獻身的宏偉大業。幾年前，他遇到了一個叫徐文立的人，徐當年是鐵路上的電工，也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運老將。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短暫的解凍期，當時，在北京市區中心的西單路口，人們用大字報的形式在牆上張貼了各種油印的政論、海報、散文、詩，這些大字報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和討論，直到1979年末當局出來整肅和清除了西單民主牆。當朋友把徐文立介紹給建國時，徐剛在監獄裡關了十二年被放出來。兩人激情澎湃地談論中國政治，但一開始他們也策劃着一起做點生意。其中一個想法是開家租車公司。他們做了一些市場調查，還自封了兩個人在公司里的頭銜：徐將任董事會的主席，建國任副主席。但這個策劃後來也沒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資最終沒能到位。

1998年初，中國的環境異乎尋常地寬鬆——政府正談判加入WTO；克林頓總統來訪。於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見者的小群體們躍躍欲試，乘機籌劃成立一個反對黨，名字就定下來叫中國民主黨（C.D.P）。徐擔任了民主黨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國擔任副主席：當初經商沒能用上的頭銜，這回兩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業上。不知是因為無比的英勇還是出於天真，民主黨人們決定公開地做一切事情：他們前去民政局為C.D.P.申請註冊，在網絡上發表聲明和文章，和外國記者交流。開頭幾個月政府容忍了這些行為，但克林頓走後沒多久，6月，形勢急轉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審判開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國雖未被抓，但每天有4個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黨執行主席，並且堅持活動：他召開會議力勸剩下不多的C.D.P黨員們穩住陣腳；他在網上發表聲明，陳述他的政治觀點並要求釋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當警察最終逮捕建國時，他早已一切準備就緒。那一陣他甚至隨身帶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為會顯得不合時宜，”捷克異見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寫過，“英雄主義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會持久。”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印證了這些話。隨着時間的流逝，社會仿佛恢復了正常。整個1990年代，新的市場改革啟動了，人們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斂財富，黨為了掌控公共話題設立了一套明確的導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區”:天安門、台灣、西藏）。隨着經濟的迅速發展，知識精英群體分化了：一些下海經商，另一些――尤其是經濟學者和應用科學方面的專家――以出售專業技能為政府或企業效勞。藝術家和學者們也紛紛努力適應市場。

漸漸地，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產生了，正如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一本書的標題所言：《告別革命》。這本書是由兩位80年代的明星學者所著，一位是哲學家、歷史學家李澤厚，一位是文學批評家劉再復。這兩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響極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終導致了八九學運。

這兩人都捲入了天安門事件，結果九十年代兩人都居住在美國。然而他們的新書卻對激進分子和革命者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回望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李劉二位觀察到，激進的改革試驗最終總是導致災難或專制。中國太大了，它的問題太多太複雜，不能速戰速決。漸進地改良，而不是激進地革命，才是正確的途徑。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舉了四個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個人自由，社會公正，政治民主――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不可能逾越這幾個階段。換句話說，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這是兩位聰明、理性並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很多聰明、理性的中國人當中有着廣泛的共鳴，他們認同自由主義，卻越來越不贊同激進改革的態度。儘管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內地精英的態度在90年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新的共識是由許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嚴重的派系紛爭侵擾了流亡民運組織，使之瀕於瓦解。而在中國，公眾生活的基調是鄧小平的“不爭論”――就是說，先忘掉意識形態論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一方面，技術官僚進入政治局掌權，推進市場改革，同時，意識形態宣傳家們留守中宣部，壓制着批評之聲。

這期間，經濟持續高速地發展，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使得4億中國人脫離了貧窮，一個新興的富裕階層開始出現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的年輕人成長於流行文化與消費主義潮流，遠離政治。作為經濟繁榮的受益者，他們都是“挺中派”，民族主義在滋長。至於“民主”，倒真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會對這種問題有多少關注。

所以，當建國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不僅沒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線，也沒有準確地估測到國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們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未與精英階層進行溝通，連與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者也極少聯繫。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堅持不服、拒絕妥協，結果被邊緣化。他們具有勇氣和信念，除此之外卻乏善可陳。一些人，例如建國，曾去經商創業，試圖做些“建設性”的事情，但一無所獲。簡而言之，他們是一批在新時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監的時候，儘管建國不說，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對於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應，所以我努力傳達給他一些我所能尋覓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會隨之一亮，或者神色莊重。但隨着CDP越來越少見於新聞媒體，我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艱難。2002年底，徐文立這位明星異見人士在聖誕前夕以保外就醫被釋放並立即飛到美國。這之後,有關其它C.D.P坐牢成員的報道幾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視的時候我與另外一個家屬聊了一會天，她是來看她弟弟的，他因為殺人被判了20年刑。“他開了一個餐館，別人欠他的錢，”她解釋說，“他太年輕、太衝動。”她問我：你哥哥做了什麼，當我告訴她原委之後，她驚訝極了：“組黨？”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講的是一個外星故事：“咱們國家還有政治犯啊，我一點不知道！我以為都是為錢關進來的呢。”最後一次我在主流媒體看見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紐約時報》周末雜誌的封面頭條。這篇文章寫的是我的朋友約翰·卡姆，他曾經是一個美國商人，後來變成了一個全職為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家。此文以非常輕蔑的口氣提到CDP，稱它為“由幾百個沒有牙齒毫無打擊力的成員結成的一個組織，所寫的文章只是彼此讀讀而已”。

讀到這段話，我的心都疼得抽緊了。被稱作極權國家“顛覆者”，CDP成員們可以為此自豪。他們也可以原諒沒有跟隨他們站出來的同胞：他們之所以是英雄，正因為他們具備大多數人所沒有的英雄氣概。但對這譏諷他們無用而可笑的判決，他們會作何感想？這判決竟來自《紐約時報雜誌》---民主自由的象徵之一，而他們正是為民主自由的理想犧牲了一切！一群無牙無力的人寫文章給彼此看：這話夠殘酷的，同時也說出了真相。事實上，他們之所以無牙無力是因為他們的對手太強大，他們的言論沒有傳播開去是因為這種言論在中國不被允許傳播---但也許這些都無所謂。我真想大哭一場，但我不知道是為建國感到難過還是生他的氣――他怎麼這樣傻。他坐在他那間狹小的牢房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世界早已風雲變幻棄他而去。

6

“你不能說世界已經遺忘了他，”約翰·卡姆堅持對我說：“我就沒有！我一直在關注你哥哥的事。”說這話時，我們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約翰來訪中國時在此下榻。

約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人權推銷員”。他曾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是個收入優厚的商人，有專職司機替他開奔馳，有女僕和位於高尚住宅區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棄一切，投身為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他長年頻繁往返於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頻頻會見兩國高官權要，利用自己所有資源---無可爭議的數據、廣泛的個人關係網、連哄帶勸的遊說、名人效應、討價還價---來確保中國政治犯這個話題不會被人淡忘。

約翰是個聲音洪亮的大個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有傳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談充滿聖經警句般美妙的韻律。比如他會說：正義之河，急流直下，道義之川，強不可阻（意譯）。對我關於探視建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約翰提出過很多意見和指導。如果說建國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這大概要感謝約翰的關注努力。但是，約翰也承認，在由各個西方政府及民間組織合力編輯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國的名字已經消失了。我曾問約翰，假設他身處建國的處境，他會怎麼做。約翰沉思片刻，給我講了一個20世紀四十年代末麥卡錫時期，發生在德國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萊希特當時住在美國，被美國眾議院的“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訊。布萊希特出庭作證，澄清他毫不同情共產主義，委員會為此感謝了他的“合作”。隨後，布萊希特立即飛往歐洲，最後抵達東柏林，對他剛在美國傳訊席上的反共證詞毫不慚愧。“如果我被捕了，我會像布萊希特那樣做的”，約翰對我說：“我會撒謊來保住我的小命。然後我還可以擁有我的生活！”

我嘆息了。在我心中，約翰為營救那些他素未謀面的異國人士而放棄自己的優越生活，實在是一個美國式的英雄。如果像他這樣的人也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來不至於陷身囹圄，為什麼我哥哥卻一定要如此固執？一點一點的剝去那堵牆，難道不比用你的頭去撞它要更有實際意義麼？

我所聽到過的對建國最嚴苛的評論卻來自於他的生母。“這不是勇敢，”鍾阿姨曾這麼對我說，“這是狂妄和愚蠢。他從小就有英雄情結。問題是他並不是英雄。他是一個想當將軍的士兵，可以衝鋒陷陣，但沒有將軍的才智。”鍾阿姨年輕時是一個美麗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職務，在牛棚里勞改多年。現在的鐘阿姨已經是一個鬢髮斑白、70多歲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腳時常浮腫發痛。儘管對共產黨已不存幻想，她還是認為變化只能慢慢發生。在鍾阿姨眼裡，CDP的所作所為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她曾經試圖說服建國不要捲入CDP，提醒他對於自己家庭的責任。建國卻用一句經典回應：“忠孝不能兩全。”鍾阿姨對建國的執拗徹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後的頭兩年裡都沒有去探望過他。

建國對他母親也同樣不滿。一次，鍾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視，兩人輪換着和建國通過電話交談。鍾阿姨說到中國太大了，不能變得太快，現在情況逐漸改善，很多事情都在變好。我看到建國的臉色越來越陰沉，他終於開口說了幾句話，鍾阿姨便匆匆將電話遞給了我。我一拿起聽筒建國就語氣激動地說：“我不想聽她說話！越聽越生氣！”

那次探視之後，我給鍾阿姨講了韓東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談話。韓東方是一個工會活動家，在八九事件後被關押。我們碰面的時候，韓已經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個關於中國勞工問題的電台熱線節目。作為異議人士，韓的聲譽無懈可擊。他在獄中兩年受盡折磨，染上重病差點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絕食抗議。韓一點不像我見過的其他中國異見人士，他衣着時尚，舉止得體，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對自己的過去和弱點頗有反思。韓對中國異議人士群體有不少批評，包括他自己在內。“咱們還是別談這個話題吧”，韓對我說，“對這個群體我沒什麼好話可說。”韓認為很多中國異議人士太自我膨脹、自我中心，“這是一種病，但我們中的許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不過，韓又說，最好不要對正在坐牢的異議人士討論這個問題。“為了熬過監獄生活，你必須調動全力，不斷自我激勵，確信你自己就是一個英雄。你需要這種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來支撐你的精神。你此時絕對無法承受自我懷疑。”

鍾阿姨表示接受韓東方的這些意見，她答應不再和建國討論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順利服滿刑期，健康出獄。”鍾阿姨邊說邊搖頭：“出來以後，也許咱們能和他好好的談一談。我希望他能改變他的思維方式，不要再進去了。”

7自從民主黨被鎮壓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圖變得更複雜了。經歷了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了，並且正在逼近德國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預測將會在2050年趕上美國。中國同時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但是，伴隨這種轉變的還有中國各地的腐敗，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會福利。胡溫政府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這些問題，出台政策削減農業稅，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採取措施懲戒以權謀私。但是，人們普遍意識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層次的改變和適應。一方面是飽受社會不公、人數有增無減的弱勢群體，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則是龐大的中層官僚，他們從與商界結成的利益同盟中獲利甚豐，因此抵制深層的體制變革。但大家心裡都明白，政治領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發生。

最近四五年裡，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大，但是呼籲和努力的方式卻變得婉轉多樣，幾乎像一門藝術。法制和維權，已經取代了人權這個敏感用語。消費者權益，民工權益，私有財產權，成了人們談論的焦點。每年都有許多媒體新聞記者報道腐敗案例，律師為民權案件出庭，學者研究觸動歷史空白點（諸如中日戰爭，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書籍。時不時會聽見又一個請願，但在這些請願書上簽名的往往是一組個人，大家都謹慎地避免成立組織。這類行動往往是自發的和零散的，但隨着網絡的普及，新聞傳播更快了，控制信息變得越發困難。在中國互聯網上，批評者的聲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檢察官們似乎在和千千萬萬的小股游擊隊作戰。一個犯忌者被抓住了，卻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網之魚。這些批評者已經不再像CDP那樣容易被抓住、隔離而消滅了。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領導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幾年，官方說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構建和諧社會”正反映了一種在國內國際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態度。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鬆了，人民也變得不再那麼害怕了。無論是私底下還是檯面上，中國人談論政治改革的聲音正變得越來越響了。

所以鍾阿姨對建國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中國的現狀的確正在不斷改進。而且，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已經忘記了CDP事件。有幾位自由派的中國朋友就對我說，正因為有象建國這樣的人敢於“以身試法”觸犯底線，其他人才會明白究竟他們能夠在底線之上推進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衛平所說的：“正因為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為我們是溫和的。由於他們，我們才不至於坐牢。僅僅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崔是一個文學和電影評論家，她將哈維爾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還公開發表文章倡議建立公民社會以抗衡極權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國這樣的人，但她也說：“真正的變化是在許多微小、被人忽視的地方發生的。創造歷史的不是孤膽英雄和精英，而是社會運動。”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人物、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是政治改革的強力呼籲支持者，但他也曾對我說，他絕對不會做出CDP創辦者們那種“傻瓜決定”。他說：“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對西方分析哲學和自由主義理論很有研究，強調行動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許他們急於創造紀錄，想成為在共產黨中國公開成立第一個反對黨的人。如果這是他們的動機，這種人性弱點屬於我可以理解和諒解的那一種。”和建國一樣，徐當年也曾是紅衛兵，他寫的文革回憶錄坦誠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時代的種種幻象。徐將回憶錄題贈建國，托我探監時帶去。不出所料，此書沒能通過監獄書籍審查官那一關。

如果說徐友漁是教育者，建國則是實幹家。CDP的所有成員都是實幹家，但歷史對他們並不慈悲。記得某位中國企業家說過：“走在眾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領袖，走在眾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員正是這樣的烈士。我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老話來自我安慰。但建國有時確實象騾子般固執簡單，對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視灰色地帶，更別說中國今天的現狀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難以名狀。在情緒不好的時候，我會想起孔子對他的學生子路的評語：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現在，我覺得這兩種態度都不大對頭。我曾與林培瑞（Perry Link）談起過魏京生。林培瑞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是一位出色的漢學家，而魏則是建國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國民運中一個傳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個28歲的電工，卻居然有膽量在民主牆上貼大字報要求民主，直斥鄧為獨裁者。更為荒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卻居然是“泄露國家機密”，換來15年的刑期。漫長的監獄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動搖魏的信念，剛獲釋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運，不久再度入獄，被判十四年。兩年後他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飛到美國，在那裡繼續與中國政府抗爭。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國改革所迷惑，因為共產黨永遠不會改變其真正本質。但其實永遠不會改變的是魏京生。隨着時光流逝，許多魏當年的崇拜者都認識到魏對中國的看法是一成不變和簡單化的。事實上，共產黨遠比魏京生身段靈活，更加能夠與時俱進。

我把自己對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訴了林培瑞：我敬佩他們的勇氣和深切的正義感，但很難贊同他們對自己觀點那種近乎宗教式的確信。林培瑞說：“魏京生這種人就像北極，他們已經冰凍了，但他們代表着一極。”

我想：是啊，哥哥已經冰凍了，他的世界觀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了。他將一堆巨大複雜犬牙交錯的問題簡化為一個萬惡之源：共產黨。結束一黨專制，罪惡就會被根除。他被關進監獄，而他也把世界關在門外，充耳不聞那些可能動搖自己信念的聲音，閉眼不看那個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卻充滿種種可能性的真實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說得對：象建國這樣的人代表着一極。當然，那些將他關進監獄的人，是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我有一位在北京開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朋友叫劉歌，就愛這麼提醒我：“歷史上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是多黨制的國家，所有頑固堅持一黨制的國家，最終都將失敗。結論很明顯：民主使一個國家強大，獨裁只會使一個國家失敗。今天中國的統治者們想讓中國變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的確幹得不錯。問題是他們至今無法面對自己醜陋的過去，無法承認正是他們從大躍進到文革，把中國搞得這樣百孔千瘡。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這樣激進的批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