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拍為人處世，具有學者型的嚴謹風格。認真細緻，一絲不苟。他的工作筆記最多最詳細，連部里開工作會、黨支部會、學習會，他都詳細記錄。尤其對來自領導部門、領導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辦，不打折扣。即使做違心的事，寫違心的文章，也極其虔誠、堅決。例如1951年報紙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旨意開展對《武訓傳》的批判，要人民日報社派袁水拍帶領一個“歷史調查團”去武訓故鄉調查，名義上由他帶隊，實際上是化名李進的江青在團中操縱一切。那個“調查”，純粹是先下政治結論、再去找尋證據，主觀臆測、捕風捉影、想像推論。江青在調查過程中，指手畫腳、飛揚跋扈；水拍則處處忍讓，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報上開展對《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批判，毛澤東主席決定發一篇批評《文藝報》的文章。最初考慮用社論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澤東親自修改，最後決定署袁水拍個人名字。水拍再三懇求不署他個人名字，理由是此文從題目、內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他的請求未被批准，終於仍然用袁水拍的名義發表了火藥氣很濃的《質問〈文藝報〉編者》。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彈，引起了文藝界的震動，當然不少了解內情的人知道袁水拍並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據此在座談會上對他個人進行猛烈攻擊，口口聲聲“《質問〈文藝報〉編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當時就坐在他身邊，我看他鐵青着臉，一言不發，心情複雜，如同啞巴吃黃連一樣。

　　從批判《武訓傳》開始，文藝戰線的批判一個接着一個，而且大都從《人民日報》上打響第一炮。在硝煙瀰漫中，《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這個角色很不好當。但是水拍總是小心謹慎，認真細緻地對待每一個宣傳任務。他總是堅決貫徹來自黨中央、中央宣傳部的方針、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執行，不打折扣，很有點雷厲風行的味道。但他同時仍然要以詩人、評論家的身份同文藝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繃越緊的氣氛中，要達到沒有隔閡、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據我從旁觀察，水拍在那個時期中，同文藝界人士的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調到中宣部擔任文藝處長（那時不稱“文藝局”）之後，更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於他的真誠。文藝界朋友同他接觸，不僅看到作為黨報文藝宣傳負責人的嚴肅，還有作為詩人的真情。有時，報上的言論和文藝批評，未必符合實際，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們還是能予以諒解。嚴厲批判不會由他發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負主要責任。

　　可能正是由於“武訓歷史調查團”的淵源，“文革”後期，水拍的處境突變，由賀蘭山下牧牛的“階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實際上就是如人們慣常說的：上了最後一班賊船，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錯事。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書冊中黯然無光的章節，好些熟識的同志都為他惋惜、慨嘆，正應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那句老話。粉碎江青一夥以後，他在悒鬱愧悔中過了幾年，直到病逝。那幾年中，他還時而給我和副刊主編姜德明來信，對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見，仍似他以前看大樣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