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幸運的人。從1983年起至今，以各種身份陸陸續續走訪了105個國家和地區。這段時間也正逢中國的迅速崛起。實際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似乎已普遍接受了這個概念，而且從我的觀察來看，大部分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對中國並無惡意。至於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國際上還有爭論。但對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識。

特別是當你置身國外，你會感到中國的崛起幾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我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泰國，時間是1983年4月，當時泰國還鮮有來自中國的客人。我下榻的飯店經理用懷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來自‘紅色中國’？”。而今天，中國遊客早已成為泰國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灣訪問，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館吃小火鍋，老闆娘聽說我來自大陸，驚訝的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台灣很多計程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呀”。實際上，整個中國周邊的地區，從朝鮮，到韓國，到香港，到泰國，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亞，幾乎一夜之間，中國遊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客源。台灣還沒有對大陸真正開放，如果開放的話，情況也會一樣。隨之而來的就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幾乎都可以兌換了。

在歐洲，“中國熱”也一直持續着。除了商店裡都有很多中國製造的產品外，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東西，從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經》都很受歡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華人職員。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現在每周有54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廣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從布魯塞爾到巴塞羅那，從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到倫敦，與中國崛起有關討論會一場接一場，讓人應接不暇。最近參加了在里斯本舉行的中歐論壇會議，葡萄牙總統致詞強調：“歐中關係的前景無比開闊”。

拉美情況也類似。我到巴拿馬參觀聞名世界的巴拿馬運河，巴拿馬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係，但運河管理局的經理一聽我來自中國，便為我一人單獨介紹了半天這條運河的歷史和今天，最後說：“我們早該和中國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租車司機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說“中國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誇張口氣說：“中國人來了，我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學者對我說：“二十年前，上海比不上聖保羅，現在聖保羅比上海落後了一大截”。

消除貧困在國際上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但中國僅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經濟規模擴大了十倍以上，近3億人脫貧，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提前實現聯合國2015年極端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的國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我在發展中國家講學，一提起中國的這項成就，聽眾甚至會自發鼓起掌來。雖然我們還是比較低水平的脫貧，但你只要去任何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看看，大部分國家在過去30年裡，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政治動盪、戰亂不止，人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就不錯了。

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非洲也特別關注中國。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員對我說：“我們歡迎中國的投資，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亞的第二大城市阿魯沙，旅店經理與我開玩笑：“只要中國人每人捐給我們一分錢，我們國家就現代化了”。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黑人教授對我坦言：“非洲很難重複中國奇蹟，因為上層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下層缺少中國人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一次在內羅畢談中國發展模式，一位聽眾問：“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質量不怎麼好，這是什麼原因？”沒等我回答，會議主持人、肯雅塔大學的校長就說：“過去日本產品的質量也很差，中國很快就會趕上來的”。講座結束，我坐上計程車回旅館，司機聽說我來自中國，對我說，“中國貨質量還不錯，但中國人建的路更好，車開上去真舒服”。 對於中國的崛起，除了讚譽之外，也有不少擔心、疑慮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蘭做訪問教授，一位當地學者私下對我說：“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國人：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和餐館都買下，然後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餅和面點，比我們意大利人做得還好，還便宜，再加上偷稅漏稅，我們怎麼競爭？”意大利和西班牙後來都出現過針對華人的騷亂。

有一次我去巴塞羅那開一個討論中歐關係的學術會議，見到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他對我說：“我們歐洲人心裡真是有點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這麼一個問題：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服務外，在幾乎所有其他的領域，中國最終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這樣的感覺，隨着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迅速擴大，不少當地人開始抱怨中國產品損害了非洲的民族工業，抱怨中國人不與當地居民接觸。

今年10月在日內瓦一次討論亞歐經濟制度比較的研論會上，一位丹麥學者甚至提醒“歐洲經濟要當心‘中國化’”。他說，“你看，歐洲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業都是小公司，現在很多小公司的經營方式越來越不規範：不開發票、非法雇用東歐工人、節假日也幹活”。另一位學者則持異議：“這是歐盟擴大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競爭使然。中國的企業倒是在從不規範走向規範，否則中國不可能吸引到這麼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歐洲企業則需儘快擺脫許多不合時宜的規範，否則歐洲將失去國際競爭力”。

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心情更是複雜。我前年到紐約出差，住在曼哈頓尚東區的一所公寓裡。臨走時，我的美國房東老太太以略微猶豫的口氣問我：“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訴我：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後會不會打仗？”。老太太在朝鮮戰爭時期是美軍護士，畢竟是過來人，知道中美交惡對雙方帶來的代價。美國近期的民意測驗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發展互利合作的關係。但一位資深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私下對我說，美國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擋。但另一方面，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一個“共產黨國家”竟然會成功，竟然要與美國平起平坐。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宗教勢力影響更大，意識形態色彩更濃，這也影響了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判斷。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國要大亂，後又預測中國會像蘇聯一樣解體。有一個叫章家墩的美籍華人六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衝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六年之後，中國非但沒有崩潰，而是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總量又翻了一倍，經濟規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今年四月，在巴黎一個中國問題研討會上，一位學者不經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會場發出一陣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當然，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國的崩潰，那也沒有辦法了，就讓他們去吧。

很久以來，中國總是對發達國家說：我們人均收入比你們低很多，趕上你們還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這麼看。他們說：你們人民幣的匯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你們沿海發達地區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你們內地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種良性互動。你們的沿海地區就有3億多人口，如果你們沿海地區2020年達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規模就會大致等於今天的歐盟。西方持續不退的“中國熱”很大程度上與這種研判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國知道自己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遏制和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社保體系、推動生態文明、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改革、確保中國的長治久安等等。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還需要全體國人今後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會為國際社會的種種讚揚而忘乎所以，也不會為任何暫時的挫折而垂頭喪氣。中國迄今所取得成績還只是初步的，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這種清醒姿態的背後是一種新的民族自信心：通過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要思路和路徑。不管我們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迴旋餘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繼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進這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事業。（張維為高級研究員 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