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天津往北京趕。我本來以為會有象從上海到南京那樣的動車，坐起來還是很舒服的。結果並沒有。買到了一張站台票，搭上了一趟從合肥開往北京的車。自然是沒有座位的。這種感覺並不陌生，想當年，坐完一天汽車，再到徐州轉火車上學，每次都是一場噩夢。儘管徐州是始發站，可是人還是多得要命。要擠上車不拼命是不行的。最糟糕的一次，在我踏上車門的一刻，後面的人擠得太兇，結果，我的頭和背都被擠趴下去，後面的人明明見到我被踩倒了，還是拼命往我身上踩。我根本沒法站起來。當我感覺到頭和背都在承受着無法承受的重量時，那種恐懼感永生難忘。我覺得我肯定要被踩死了，求生的本能迫使我狂喊救命，大概使出了這輩子從來沒有使過的勁，終於在門口列車員的幫助下（我已經不記得是不是列車員了，只有個模糊的印象），站了起來。至今想起來，都心有餘悸，那次真的是在生死線上徘徊。同那樣的經歷比起來，這次從天津去北京，沒有座位，簡直是小菜一碟。春節剛過，不是運輸高峰期，又是短途，站一站算什麼？不就兩個小時嘛？

話雖這麼說，站了一會兒後，我還是覺得需要找個地方靠着。大概火車上的人坐了一夜，都累了。不時有人要站起來走動走動，也有其他象我一樣沒有座位的人在到處找空間。站在那裡總是礙事。我開始搜尋比較瘦的旅客，見笑了，要是有兩個人都比較瘦的話，那他們那一排往往能有點空間，我至少可以找個地方撐着手以保持平衡。過了一會兒，我旁邊的那個中年旅客起來去洗手間，我就先坐下歇一下。他回來後，我又站起來。不過他什麼也沒說，就主動往裡挪了挪，給我騰出了點地方，居然足夠我坐下的。我十分感激地謝了他。然後，我就開始觀察火車上的旅客的表情，都說中國在迅猛發展，這趟硬座車上的人是否也感覺如此？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和我出國之前在火車上碰到的人沒有任何不同。大都神色茫然或者疲倦，或者看起來心事重重。偶爾也有幾個人在說笑。和前幾天軟臥車上的人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的。全中國每天有那麼多的火車來來往往，臥鋪車能占百分之幾？

我坐的那一排，過道對面有個三十多歲左右的男子，手裡拿着一張巨大無比的X光片。我想，肯定是什麼大病，要跑到北京看。只是不知是誰病了。過了一會，列車員推着車來賣吃的。坐在我正對面的中年婦女帶着一個兩三歲左右的小男孩，小孩在哭鬧着要吃的。不知為什麼，這個當媽媽的什麼也沒有買。等列車員走過了一會兒，她才象是下了狠心似的，叫列車員回來，買了一盒方便麵。我旁邊的那個中年男子發話了：“沒水，就讓他干吃吧。”原來，他是小孩的父親。有其他旅客告訴他，在車廂節頭處，有熱水，他才過去打了點不是很開的水回來。小男孩對着方便麵，終於安靜了下來。很顯然，這個小孩的父母沒有什麼外出經驗。

不知什麼時候，小孩媽媽旁邊又擠了一個胖乎乎的六十歲左右的女人，她和那個拿着X光片的人在聊天。“從這個片子上看，他腦子裡好幾個瘤是比較明顯的。不過，問題是很有可能在手術中間，又發現許多其它更小的，沒法摘除，怎麼辦？那就非常危險了。合肥不願意承擔風險，也是有道理的。就算沒發現小的，手術之後，能否恢復，也不能保證。所以，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我聽着聽着，覺得這人好像挺懂醫術似的，說出來一套一套的。就問她是幹什麼的。原來她是天津某醫院退休的外科大夫。過了一會兒，我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這幾個人是一家子，合肥肥西人。那個吃方便麵的小男孩是病人，他得了腦血管瘤。合肥的醫院診斷之後，不敢動手術，建議他們到北京協和醫院，也許有點希望。拿X光片的是小孩的叔叔，他看着是個見過一些世面的人，陪着哥哥來替小孩看病的。

“小孩病了，是我哥哥的事，但是也是我們全家的大事，我當然要帶他來看病。”這麼樸素的言語，我已經好久沒聽到了。

外科大夫一直不停在那裡說着，旁邊小孩的媽媽就在不停地掉眼淚，無聲無息，小孩的父親則用雙手抱着頭，衝着地面看，一聲不吭。我看不見他的表情。

“他們全家主要是種地，我哥哥也在外面打工，但又能掙多少錢呢？一年也就掙個一萬多塊罷了。”

斷斷續續，我一直在聽小孩叔叔和外科大夫在聊天。

我想起了外公。十多年前，外公才剛６０多一點，被查出患了癌症。是個病人，當然要去看，問題是，錢從哪裡來？外公有七個子女，兩個舅舅因為沒錢還沒找着媳婦，其他五個成家的子女個個過得緊巴巴的。沒有人能夠拿得出錢來給外公看病。結果，就沒有人帶外公去動手術，我記得，那年春節時，外公看起來氣色還不錯，還在不停地幹活，到暑假時，他已骨瘦如柴，暑假還沒有結束，外公就去世了。外公是個堅強的老人，儘管沒有藥物治療，無論有多痛苦，他從沒有哼過一聲，怕讓家人難受。痛不欲生的時候，他就跪在床頭，咬緊牙關，其情其景常讓人一想起來就要掉淚。多少年來，當年沒有能夠給外公看病，一直是所有子女的心病，大家都覺得對不起外公，每到清明、過冬之類的節日，每個人都要念叨幾句“我們對不起您，當年沒能夠給您看病。”我這次回去給外公上墳的時候，和我同去的舅舅和姨夫也不例外。我在難受的同時，也知道這種愧疚將會伴隨到他們自己終老的時候。親人有病，沒錢去看，這樣的痛苦和那種看了未果而失去親人的痛苦是無法相比的。

我問小孩父親：“你們在協和醫院有熟人嗎？能及時找到床位嗎？”他搖搖頭。

小孩吃了一些方便麵，開始玩耍，又有旅客說：“這小孩真聰明。”他父親答：“他是很聰明，但是他病了。”簡單的一句話，卻讓我感受到他的痛，哪個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長？誰願意自己的兒子要去面對死神？我悄悄地背過臉去，擦掉不由自主湧出來的淚。

我猶豫了一陣，想要不要幫幫這個不幸的家庭。以前在國內工作的時候，我的原則是自己身邊的人還幫不過來，哪有精力去幫不認識的人。誰知道我的錢是不是被貪官污吏挪用了。有次，單位強迫大家捐款，我就捐了個最低數。但這次不一樣，這個家庭就在我眼前。那個母親的淚仿佛是我母親、我姨或者是哪個舅母的淚，那個父親和叔叔的神色仿佛就是我的父親、姨夫和舅舅的神色。這一切，是那樣的讓我心痛。但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要不要動用網絡的力量，多幫他們一點？但是，一想到自己還要找工作，事情太多，又怕萬一忙起來，就顧不上了。左右為難，最終，感情戰勝了理智，我決定要幫他們。

我悄悄地拿出紙和筆，包了一百塊錢，在紙條上寫下：“請留下地址，我也許可能幫忙籌點醫藥費”字樣，遞給小孩的叔叔。他狐疑地看着我，打開了紙條，表情十分複雜。不是驚喜，也不是感激，而是一種從心理上不想接受幫助，卻又確實需要，不知所措，不相信，卻又十分感激的混合體。他幾次想把錢退給我，我趕緊擺手，請他“拿着，拿着。”想起網上有個人說過，在上海給了乞丐一百塊錢被朋友抱怨了一陣，說要是被別人看到，就走不了的事，我有點擔心，要是車上萬一有小偷知道我給錢的話，說不定，我包里的幾百塊錢呆會兒要遭殃。但是，小孩叔叔給我寫了他家地址之後，還是公開地告訴了他哥哥。說：“人家給你一百塊錢，咱怎麼收得起？”小孩的父親嚅嚅着說不出話來。我趕緊再一次請他收下。最終，小孩叔叔收下了錢，說了一句：“世上還是好人多。”我頓時覺得十分羞愧，我配不上這句話。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百姓，他們不是西方福利國家的懶漢，只要不是不得已，他們就是再苦，也不願意向別人伸手！

但是，更讓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車過廊坊的時候，我旁邊站着的一個大概還不到三十的小伙子問我：“請問到北京還得多長時間？”我說大概還得一個小時吧。他說：“還要這麼長時間？我幹嘛拿下我的包呢？”他把行李又扔上了行李架。這個小伙子看起來很高興，笑咪咪的，朝氣蓬勃的樣子。我感覺他似乎是這節車廂里最快樂的人。可能別的旅客也被他感染了，有人開始和他聊天。他說：“我從黑龍江來的，咳，我是個農民，第一次來北京，走親戚串門子，沒趕上直達北京的車，就先坐到天津，再換車的。”

當我給了一百塊錢的事被公開之後，這位黑龍江的農民大哥（或者小弟），也掏出了二十塊錢，給了小孩媽媽，並且請她一定收下。我再一次被這樣的人民所震撼！兩天前，臥鋪車上，我見到的是政府官員瘋狂揮霍百姓的血汗錢，這列硬座車上，我見到的是愛心，同情和幫助！誰說中國人素質差，沒有慈善意識！中國有的是好百姓！

我知道，其實，根據那個外科大夫所說的，小男孩很可能來日無多，但是，那個家庭恐怕仍然會傾其所有直至負債纍纍堅持到最後一刻。我所能做的，也僅僅是給這家人一點點力量，希望他們能在小男孩走了之後，還要繼續為活着的人堅持下去。

你我他的力量雖然大，終歸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中國有無數需要幫助的家庭。我希望，社會變革儘快發生，只有制度變了，才能從根本上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即使美國這樣有兩百多年民主歷史的國家，也有很多社會問題。不過眼下，我還是希望我所寫的，能夠給這個我承諾過的家庭帶來一點實際的幫助。

後記：

如果您也有意給這個家庭貢獻一點熱量，哪怕只是一頓飯錢，這裡是那個小孩叔叔留的地址。我想，他肯定沒抱任何指望，因為我跟他說，我有可能籌不到錢。我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對自己也算是有個交待了。

安徽省肥西縣豐樂鎮肖圩村新二新村

王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