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懷屈原有感》
文 /沈漓

今年中國的端午節格外不同，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節日被正式定為國家的休假日。筆者作為一個“自我流放者”，和屈原既是湖北同鄉，又從少年時代起就尊他為精神意義上的導師，總覺得要說點什麼紀念他的話才好。
屈原就像海涅的詩歌所說的那樣，“我倒下去了，但並沒有失敗”。是的，他不僅沒有失敗，而且最終贏得了偉大的成功。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屈原定為當年紀念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屈原在生前的政治角力中與勝利無緣，他後來的勝利是文化上的勝利，是個人文學事業上的勝利，是他苦苦追求理想並不惜以身相殉的精神道義上的勝利。

政治理想不是僅僅有了美好的框架就可以實行的，它還需要大量的具體操作手段和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政治競技場上的跑道決不會是一條直線，它只能是曲里拐彎的，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幽暗骯髒的領地，所以才有“政治如同豬圈”說。用林彪自己高度概括的九個字來總結，就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可謂深得其中三昧。可是屈原不願在豬圈裡打滾，他不屑於此。他目標遠大，志行高潔，光明磊落，卓爾不群。他鄙視小人，決不與宵小為伍，於是遭到疏遠猜忌和無情打擊，最後被放逐。在朝代的更替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很多，如元之於宋，清之於明；在政治的角斗場上，陰險狡詐兇狠殘暴的人戰勝正直磊落懷柔仁慈的謙謙君子，古今中外的例子也數不勝數。在鐵幕一般的封建統治的現實領域中，屈原的清明政治理想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他的成功只能存在於精神與文學的審美和想象領域之中。

又想起那句老話：“性格即命運”。屈原天生有一顆童心詩心。詩歌需要誠摯坦蕩，從政需要縱橫捭闔；創作需要真情實意，而官場需要黑厚圓滑。這樣水火不容的兩種東西在屈原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激烈鬥爭着。
正是因為流放成就了屈原，使他的文學天才和愛國思想的沉澱和生活積累有了機會融會貫通起來，發揮得淋漓盡致，留下了爍古震今的《離騷》等名篇。
屈原丟了政治撿起了文學，是丟了芝麻抱了西瓜。屈原除了政治更有文學。他的勝利歸根到底是文學的勝利。司馬遷的名言：“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真是百讀不厭。
歷史讓中國少了一個匆匆來去的政客，多了一個彪炳千古的偉人。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似乎可以說屈原的從政和落拓都是一個作家在“體驗生活”；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而傾楚國之國運而成就屈原一人，屈原真是幸運之極啊！

現代的郭沫若在追求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國的理想時，他的文學作品曾大獲成功，其中就包括他的歷史劇《屈原》。《屈原》雖談不上是傳世之作，但也比郭沫若後來的平庸之作甚至馬屁文章要好得多。用郭沫若自己的話來說，劇中一些充滿詩意激情的台詞都是痛罵獨裁的蔣介石和呼喚新中國的誕生的。而郭沫若在政治上的追求成功之後，文學事業卻徹底失敗。郭沫若和屈原是政治——文學兩個不同相度的很有意思的古今參照系。沒有民主制度的政治權力之間較量的勝利，其耀眼光芒會隨着這種制度弊病的愈來愈明顯而黯然失色。文學史也表明，有流傳價值的偉大文學作品天生就不是對權勢者歌功頌德的。

現在中國的國力經過文革後三十年的經濟建設大大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這些成就都應該加以肯定和讚揚，但是當今的中國信仰缺失、物慾泛濫、貪腐橫行、貧富懸殊、盜賊蜂起，人們的價值觀扭曲，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因為中共建政之後一系列極左的政治運動加上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一切向錢看的做法，從兩個極端的方面共同損毀了傳統價值觀和所謂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大破”是有了，但“大立”卻立不起來。一個沒有精神信仰而只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猶如一具肌肉發達而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改革又一次艱難地走到了十字關口。中國向何處去？
面對信仰泯滅的好幾代人，當局只好祭岀原先被他們掃地出門的孔夫子，希望用儒家觀點和忠君報國的陳舊思想來解救國魂空虛的困局。現在，更把中秋、端午等傳統節日和老百姓的當代生活綁在一起，有媒體呼籲穿古服，興舊習，有點像復古。畢竟，屈原的封建貴族身份比起資產階級動不動就要民主自由更令人放心一些。但是，“中國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是過去的人民”。如果說西方民主不適合當今的中國，難道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就一定適合當今的中國麼？
如果走過漫漫長路的屈子猶在，上下求索的他一定會在今夜大聲疾呼：國魂啊，你在哪裡？
——魂兮歸來！

2008、5、8，端午深夜，
急草於溫哥華松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