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法國文學史和藝術史的讀者，看了這個長長的題目，也許會感到莫名其妙。這個問題，又跟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有關，且聽我細細道來。 余先生在他的《山居筆記·脆弱的都城》中，本來談的是中國的城市文明，可談着談着，他突然把筆頭一轉，談起歐洲的古希臘哲學、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來了。他成竹在胸，運用高屋建瓴般的語言概括地向讀者介紹說： 不能設想，古希臘的雅典沒有亞里士多德，文藝復興時期的倫敦沒有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沒有雨果。 我這個人讀書的面太窄。年輕時喜歡看魯迅的雜文，但行動上卻直接違背他老人家的教導。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我卻基本上只看中國書，很少或不看外國書。記得剛進大學時，只聽說過莎士比亞其人，但不知道他的四大悲劇、四大喜劇為何物。和我同寢室有位同學，是個外國文學迷，幾乎平均每天要看一部外國小說。一次我問他：“這外國文學有什麼看頭？”他側着頭睃了我一眼，說：“你恐怕還沒嘗過世界文學名著的味道吧？如果四年以後離開大學時連一本也沒有看過，怎麼能算中文系畢業的呢！”說完就從床頭拿了本書遞給我。我接過一看，是雨果的《巴黎聖母院》。這是我讀的第一部外國長篇小說。 既然讀了雨果的書，我也便從前言的介紹中知道了雨果是法國人，在首都巴黎念過書，並且從事過戲劇、詩歌和小說等文學創作活動，時間是在19世紀。 現在，余先生說：“不能設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沒有雨果。”這句話，一下子沖開了我記憶的閘門，心頭頓時泛起疑云：雨果參加過“法國大革命”嗎？ 其實，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很容易，查一下1999年新版《辭海》就可以了： 【法國大革命】1789-1794年法國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縮印本第1083頁）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國作家.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同上,第2400頁) 答案非常清楚,雨果是在19世紀初的1802年呱呱墜地的,這時離開“法國大革命”結束已經整整八年。因此，在1789-1794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中，根本就不存在雨果這個人。你叫讀者怎麼去“設想”呢？ 余先生發表這種荒唐的見解，也許事出有因。大家知道，19世紀70年代初，法國爆發了另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於1871年建立了巴黎公社。雨果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曾發表言論捍衛公社。巴黎公社失敗後，他又竭力保護受迫害的公社社員。次年發表的詩作《凶年集》，反映了巴黎公社慘遭鎮壓的史實和 自己無比憤慨的心情。雨果的名字是跟19世紀的巴黎公社聯繫在一起的。余先生顯然將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同它混為一談了。你看有多糊塗！ 還有一個問題出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余先生在第二章里寫道： 其時已是20世紀初年，歐美的藝術家正在醞釀着新世紀的突破。羅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諾阿、德加、塞尚已處於創作晚期，馬奈早就展出過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們中有人已向東方藝術投來歆羨的目光，而敦煌藝術，正在王道士手上。 余先生當過博士生導師,自己也出過戲劇理論方面的專著,對於論文的一般寫作規則應當是十分清楚的.你要論證一個問題,當然先得提出論點,然後引用論據來加以論證和闡述.論據必須確鑿可靠,並與論點密切配合,才能為自己進行邏輯推理和考證提供堅實的基礎,使最後得出的結論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確性和說服力。那麼,余先生在上面這段文字中做得怎麼樣呢? 他說:“其時已是20世紀初年，歐美的藝術家正在醞釀着新世紀的突破……他們中有人已向東方藝術投來歆羨的目光”。這些話包含了三點意思： 其一，時間是20世紀初年； 其二，人群是歐美藝術家； 其三，現象是〔藝術上〕正在醞釀着新世紀的突破，有人已將歆羨的目光投向了東方藝術。 可是，余先生隨後又為以上的論點提供了那些論據呢？他一共列舉了羅丹、雷諾阿、德加、塞尚和馬奈五個人。查一下這些人的國籍，竟然一無例外，都是法國人。法國能代表美國或美洲嗎？恐怕不能。就以歐洲來說，雖然法國的美術在19世紀仍處於中心地位，但到了20世紀初年，把目光投向重裝飾、善表意的東方藝術，可以說是東、西歐青年藝術家的普遍願望。因此，僅僅舉出幾位法國印象主義畫派或受其影響的畫家為例，是不能正確概括當時歐洲藝術新的發展趨向的。而且，余先生在提到這些法國藝術家時，又說了些什麼呢？ 余先生說：“羅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羅丹是一位專業的雕塑家，他不在工作室里幹活，難道會去咖啡廳工作嗎？他不搞雕塑，難道讓他去畫畫或寫小說嗎？這純粹是一句沒話找話的廢話！ 余先生說：“雷諾阿、德加、塞尚已處於創作晚期”。大家知道，一位素負盛名的畫家，進入“創作晚期”，除了維持原狀以外，可能會發生兩種變化：或是創造力依然旺盛，力求進一步革新，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再上一個台階；或是創造力趨於枯竭，藝術風格逐漸衰落老化。光是一句“處於創作晚期”，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我查了一下這三位法國畫家的代表作品，開列如下： 雷諾阿（1841-1919）： 《青蛙塘》（作於1868年）； 《莫奈夫人像》（作於1874年）； 《亨利奧夫人像》（作於1876年）； 《莎瑪麗夫人像》（作於1877年）； 《夏班提埃夫人和她的孩子們》（作於1878年）； 《傘》（作於1881-1886年）； 《金髮浴女》（約作於1882年）； 《浴後的女人》（作於1888年）； 《浴後擦身的裸女》（作於1910年）。 德加(1834-1917): 《青年婦女肖像》（作於1876年）； 《舞蹈排練室》（作於1867年）； 《康科特廣場》（作於1874-1875年）； 《舞蹈課》（作於1876年）； 《樂池裡的音樂師》（作於1876-1877年，一說作於1872年）； 《舞台上的芭蕾排練》（作於1878年）； 《揀花束的舞女》（作於1877-1878年）； 《幕落》（作於1880年）； 《繫鞋帶的舞女》（作於1881-1883年）； 《浴盆》（作於1886年）； 《浴後擦身的女人》（作於1890年）。 塞尚（1839-1906）： 《縊死者之屋》（作於1872-1873年）； 《玩紙牌者》（作於1890-1892年）； 《蘋果與桔子》（作於1895-1900年）； 《大浴女》（作於1898-1905年）； 《聖維克多山》（作於1904-1906年）。 綜觀以上三位畫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其中創作於20世紀初年的，只有雷諾阿的《浴後擦身的裸女》和塞尚的《大浴女》、《聖維克多山》三幅。無論從題意、取材和繪畫風格來說，實在看不出一絲一毫東方藝術的影響和什麼“新世紀的突破”。我翻過幾部談西方或歐洲藝術史的專著，也找不到關於這方面的點滴論述。看來這又是余先生自出機杼、無所依傍的一家之言了。不過這種毫無內容的空論，除了讓人感到故弄玄虛以外，究竟有什麼必要去說它呢？ 其實，要介紹“20世紀初年歐美的藝術家正在醞釀着新世紀的突破”，就應當扣住這個新時代的脈搏，舉出一些真正能代表它的藝術人物和流派來。這就叫“與時俱進”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文博學院院長莊錫昌先生所著的《世界文化史通論》，就向我們扼要地講述了20世紀初年歐洲現代派繪畫的發展概況，他說： 二十世紀以來，許多畫家作畫都旨在體現自己的感情、感覺，強調主觀意識，否認直接感知的真實性，認為繪畫不同於攝影，不能強調形似，而應強調意象。現代派繪畫受到了後期印象派畫家，如法國的塞尚（1839-1906）的很大影響。在他的影響下，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以馬蒂斯（法國，1869-1954）為代表的“野獸派”，以畢加索（西班牙，1881-1973）為代表的立體派，以康定斯基（俄國，1866-1944）為代表的抽象派和馬利奈蒂（意大利，1876-1944）所提倡的未來派，等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頁） 以上這些現代派繪畫代表人物在藝術上的崛起，幾乎都發生於20世紀初年，如“野獸派”這一名稱，是馬蒂斯在1905年巴黎秋季美術沙龍上獲得的；畢加索於1901年在巴黎舉辦了他的畫展，從此嶄露頭角，幾年後他又創作了震驚歐洲畫壇的《亞威農的少女》；由康定斯基與其他一些歐美畫家開創的抽象派，也在20世紀初產生於俄國，以後流行於西歐和美國。我不知道余先生在談論20世紀初年歐美藝術家醞釀新世紀突破的時候，為什麼要全部避開這些真正能反映當時藝術發展的代表人物和流派，而莫名其妙地把主要活動於19世紀的五位畫家請出來作證，這不有點兒牛頭不對馬嘴嗎？ 最令人無從索解的，是余先生提到的被法國印象派畫家奉為精神領袖的馬奈。馬奈是什麼時候的人呢？查一下《辭海》，說他是在公元1883年去世的，離開20世紀的到來還有十七年。他的傳世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在法國巴黎“落選者沙龍”大廳展出的時間，是在公元1863年，比他去世還要早二十年。可以說，他跟20世紀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余先生在文章中論述的是“20世紀初年”歐美藝術家醞釀新世紀突破的問題，這與馬奈有什麼相干？難道他想讓這位已故的畫家轉世還魂，再跨過20世紀的門檻重新發揮餘熱嗎？或者余先生是把另一位活到20世紀的法國畫家莫奈（1840-1926）錯當成了馬奈。可是，莫奈只畫過一幅《乾草堆》，而《草地上的午餐》確確實實是馬奈的名作。這種差錯似乎也不可能。那麼，余先生究竟怎麼會讓馬奈活到20世紀來的呢，恐怕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唉，我本來只以為余秋雨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方面的功底比較差，沒想到他在外國藝術領域也會這麼大大咧咧地亂說一氣的。真是： 信口開河河便開， 巴黎好戲又連台。 後生雨果參羅伯〔注〕， 馬奈喜從隔世來。 〔注〕參，此作“參拜、晉見”解。羅伯，羅伯斯比爾（1758-1794）的省稱，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