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沒有市場，因為人民老百姓不需要。現代化社會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嗎，市場當然是決定一切的根本了。 “承認這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是一篇文章的題目，我把此文附在下面。咱們先胡亂說幾句有關大師和現代化的問題。 總是聽到不少人（當然都是知識分子了）大喊小叫地動情呼喚着現代偉人的出現和現代大師的到來：偉大思想家，深刻哲學家，文學大師，藝術大師等等。望眼欲穿，久等不見，於是只能頓足感嘆捶胸抱怨：這是一個沒有偉人大師的時代。 為什麼高科技虛擬空間信息時代的現代化人類社會，發達興盛無奇不有，但是就是沒有了偉人與大師呢？ 咱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現代化社會沒有偉人大師，這是因為沒有了產生偉人大師的社會環境。偉人是由於社會變動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所謂時勢造英雄嗎），大師是由生存的不利逆境而磨練出來的。那麼發達的現代化社會為什麼沒有了產生偉人和大師的社會環境呢？原因如下。 1、人類社會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系統，系統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斷地發展進化。與有機生命相同（有機生命是一個小系統）：一旦發展停止，生命即結束，系統就死亡。任何系統有生則有滅；人類社會也不例外。 2、任何系統的發展過程，有其上升發展的階段，與其下降發展的階段（注意了，都是發展。退化也是一種發展）。 3、人類社會的上升發展階段，其標誌是大多數社會成員還沒有解決基本生存的溫飽問題。獨裁恐怖、戰亂天災、水深火熱、民不聊生、艱難困苦。執著追求社會大同改造人類的先哲聖人們，嚴肅思考人性的偉人大師們，均產生於此階段。 4、現代化社會（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標誌着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開始進入了下降發展的階段。大多數社會成員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獲得了作為獨立自由消費者所必需具備的基本能量，自願成為了積極熱情的消費購買者——現代市場經濟生存的根本依賴。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生存目標的現代化社會，與深遠長遠無關，不愁基本吃穿的人民老百姓們，是不需要深刻與嚴肅的。 現代化市場經濟社會需要的是具有煽動性市場效應的明星名人大腕，以及懂得市場運轉規律和操作程序的小中大技師們，而不需要那些既不具有娛樂性，又與如何能夠多賺錢贏大利掛不上鈎的一本正經的大師們。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聖人先哲，偉人大師，已經被現代的名人明星，大腕富翁們所取代。 2008-12-14 承認這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 陳季冰 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2008-11-04 　　　 茅盾文學獎剛剛頒發。很慚愧，那幾部獲獎作品我一部都沒有讀過，其中有些連名字都沒聽說過。我曾經也算是個文學愛好者，雖然現在已經很少讀小說了，但我並不認為自己不再是文學愛好者。確切地說，我不是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愛好者。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既包含了一代社會思潮的滄海桑田，也有媒介技術變遷的重大影響。然而，我以為當代中國文學的衰敗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面對這個令人失望的事實，作家們責怪“體制”。這裡的“體制” 是一個十分寬泛的範疇，有時指的是經常遭到“炮轟”的作協這種由國家意識形態掌控的職業作家管理機構以及事實上無處不在的出版審查機制，有時又指民間商業機構主導的那種暢銷讀物的市場“炒作”模式。總之，根據我的理解，作家們所批判的“體制”其實是泛指當下這樣一個整體上不利於嚴肅文學創作和傳播的制度和社會環境。 我對作家和批評家們對“體制”的不滿深表同意和同情，但我同時認為，將難以產生“大師”和“巨著”的根源歸咎於體制是站不住腳的。的確，一個好的體制能夠保證作家享有體面的生活、自由的寫作出版權利，或許還能提升社會對文學的普遍鑑賞力，但在孕育偉大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這件事情上，它無能為力。 200多年前，曹雪芹生活的清朝前期，是一個題一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都會惹來殺身之禍的時代。那時也沒有任何一家國有或私營單位發工資給曹雪芹，安排他的出版事務，更不要說給他評職稱了。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時的個人境遇也是盡人皆知的。但就是在那樣的“體制”或社會環境下，誕生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燦爛奪目的小說家和小說。文學藝術不同於思想理論和學術。雖然也經常帶有尖銳的社會批判性，但它的生命力並不在此，而在於對人性的敏銳直覺和深刻洞悉。 低俗的商業炒作對高雅文學的侵蝕的確也是事實，然而這種市場運作本身不正是對思想文化鉗制的某種解構嗎？只要全社會對何為低俗何為高雅、何為淺薄何為嚴肅等問題不能取得共識，任何試圖以外在力量限制“低俗淺薄”的文學讀物進入閱讀市場的努力，都一定會對自由出版的權利構成嚴重損害。 至於文學形式和媒介載體的變遷對文學本身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歷史上，散文取代韻文、小說取代戲劇、印刷取代口誦，乃至正在發生的聲像取代文字，都對文學及文學創作者造成過巨大的衝擊。不過，只要人類還有想象性的精神需求，文學就不會消亡，偉大的文學作品更不會失去其價值。如果曹雪芹生活在屈原的時代，他要創作的就不是《紅樓夢》，而是《離騷》了。所謂大師和經典，就是超越時空的永恆存在。 那些將希望寄托在“體制”身上的人沒有搞清楚一點：文學創作與生產奶粉或種植柑橘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對後者來說，“體制”是決定性的。而對前者來說，“體制”只是一種輔助性條件。成就“大師”和“巨著”的根本，是人類中極少數個體身上被上天偶然賜予的天才，只有當這種天分碰巧得到千載難逢的機緣的激發催化，同時輔之以後天習得的高超表達技巧和持之以恆的辛苦努力，“大師”和“巨著”才會破繭而出。 這裡並非要宣揚一種宿命論或虛無主義的文學觀，而是想為這個焦躁地期待着大師和巨著的時代提供一劑解毒散。本來嘛，面對眼前一片荒蕪的文學景觀，我們的作家所要做的，僅僅是坦率地承認自己身上不具有成為大師的天資而已，而不是有氣無力地去責怪“體制”。確實，永遠都應當努力地去完善“體制”，但我們首先要搞清楚體制之能與不能。在我看來，將大師之不出歸結為體制之不完善，就像一個望子成龍的父親因為兒子成不了莫扎特就責怪中國沒有建設成為奧地利一樣。對於我這樣的讀者來說，真正生氣的是到處看見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體制”受害者的那種拙劣姿態，仿佛只要把他們從享受着納稅人供養的溫暖的作協大院扔到風雪交加的雍正時代的大街上或破廟裡，他們就一個個都會變成曹雪芹似的。 因此，我想以一個曾經的文學愛好者的身份奉勸文學圈子中人：返回自己的內心世界，那裡才是真正屬於文學的領地。或許，真正的大師就在我們身邊寂寞而頑強地成長着，只是他註定將與這個匆忙的時代擦肩而過，在尚未到來的時代裡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