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搬來的那天，系裡老師和他的媽媽也來了。他的媽媽是一個很老實慈祥的人，一再感謝我們寢室能夠收留她的兒子，搞得老高心裡還有些過意不去。 後來的幾個月的生活，大家還算和諧。他不經常上課，起的晚。我們當時晚上10點宿舍管理強行熄燈，他通常燈滅後才回來。但是不上床睡覺，在黑暗中的地上走來走去，弄得大家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的心情中入夢。衣服很少換，換下就放在盆里，個把個月也不洗。有時還拎回一個燒鴨，吃了半個就放在桌上，直到風幹了。我經常想，如果那時遇見一個和尚或者牧師，稍稍勾引一下，我們寢室的所有弟兄們都會義無反顧地加入宗教組織。 幾個月後，老大突然帶回一個消息。這位同學被查出結核帶菌，有傳染的可能。系裡已經找他談過多次，讓他搬到學校的隔離寢室，都被他拒絕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他一直怕被學校趕出去，只有和我們正常的學生住在一起，才會讓他安心。誰讓他搬走，誰就是他的最大敵人。但對我們來說，傳染病可比精神病嚴重多了。以前，大家還有些無可奈何，現在，說什麼也要趕他出去。 歷史告訴我們，在困難關鍵的時候，黨和政府是從來都不會站出來的。對待這麼一個精神患者或者康復中的精神患者，誰和他談，怎麼談。我的運氣又一次到來，誰讓我那個學期是寢室長。 於是，第二天晚上，我們在黑暗中等待了漫長的一個小時。在11點左右，他終於回來了。我們點上了兩根蠟燭，弟兄們都趴在床上探出頭，只有老高坐在桌旁，看着他站在地中央晃動的身影，開口道：“咳咳，那誰，我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對話進行了大約90分鐘。我可以很正經地起誓，當時我完全按照和正常人談話的方式來進行，並且沒有任何假話，更沒有任何誤導性的話。結果是他基本答應儘快搬去隔離寢室。當第二天，我告知系裡做準備時，系裡的幾個與他打過交道的行政老師，沒有一個人相信。 第三天，他搬走了。 六度說，俺們天天在這裡面對精神病患者。正是這個經歷，給我以勇氣在茶館和五味混下去，咳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