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支持奧巴馬醫療改革，還是反對奧巴馬醫療改革？”，有人這麼問，言下之意，用眼下最時髦的話就是：你是美國社會主義派，還是美國資本主義派？乖乖，又來了！媽的，so  serious!  我這輩子無論走到哪，怎麼老是被“你是哪一派”纏着呢？

         記得那年冬天，正是康平路事件和安亭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隨着老姐去訪問住在愚園路的一家。該家主人姓朱，是位有名的作家，在新疆軍區政治部工作，曾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中篇小說 “五級採油工”獲得二等獎而聞名。進他家之後，遇上兩個愣小子，一個長臉和一個圓臉。那個長臉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領，惡狠狠地問：“說！你是支持哪一派？赤衛隊，還是造反隊？”那個圓臉的馬上插嘴：“說！你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這一問，可把我嚇住了，因為我還是個孩子，儘管天天去大專院校看大字報，實際上是懵懵懂懂。我想了想，我老媽是支持赤衛隊的，就忙答道：“我支持赤衛隊。”長臉的朝我眼睛一瞪：“什麼！你竟敢支持保皇派？”我害怕了，改口：“不！我是造反派！”他們看我那恐懼的樣子，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我被笑傻了，他們說是和我開玩笑。這倆小子真夠混的，說的倒輕鬆，我記丫一輩子。那個長臉的姓卞，是新疆軍區文工團有名的話劇演員；而那個圓臉的姓楊，是文工團的燈光舞美，他爸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天馬電影廠導演。這就是我的“你是哪一派”的開始。

         當兵第一年，我們部隊正在常州柴油機廠支左，軍宣隊的公務員回家探親，我被拉去臨時頂一個月。實際上，公務員不是軍代表，而我又是個臨時的。一天早晨，我提着四隻熱水瓶打水回辦公室，被幾個老造反堵在半路上，問我，你們軍宣隊是支持造反派，還是支持保皇派？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支持革命的。誰知我這話闖禍了，因為廠里搞革命大聯合，要成立革委會，但派性嚴重，各派都在搶權奪利，互相指責，一派造反最早的自封自己是天然革命派。有人拿着我的話歪曲成軍宣隊支持他們，而軍宣隊要保持中立，我的話使他們難堪了。所以，軍宣隊拿我開刀來澄清，解釋為我剛來不了解情況，並算我犯錯誤立即回部隊。奶奶的！就這麼一個星期荒唐的支左。

         正值評水滸，批宋江的時候，我們處的高書記是個大有來頭的“工人大使”，他見人家是熱火朝天，我卻沒寫幾份批判文章，就來問：“你是想做投降派呢，還是想做革命派呢？”我笑着回答：“當然要做革命派，而且還要做大學派（工農兵大學生）。”他明白我的意思，煞有介事地拍拍我的肩膀，說：“有數！只要你做革命派，我就保證你做大學派。”沒多久，周總理去世了，我從一哥們兒那弄了份總理遺言，看完後沒當回事兒，借給別人了，最後落在高書記的上司，劉書記的手裡。這還得了，反革命傳單哪！高書記氣勢洶洶地來審問我，問了半天也問不出名堂，有點氣急敗壞，最後，當我問他所答應的上大學事兒，他的話從牙縫裡蹦了出來：“哼！你這個復辟派，還想讀大學？！”加之我們之前私自召開機關全體人員的總理追悼會，這是全市局級以上機關僅無絕有的一次，震驚了馬天水和徐景賢。所以，在討論我的問題時，劉書記明確表態：我的問題不孤立的，是和我老父連在一起的（當時老父剛被解放不久）。這樣，我被勒令停職反省了三個月，差一點蹲班房。

         文革雖過去了，可“你是哪一派”的鬼魂仍附在我的身上，在此就不一一細說了。在大學裡，為女同學披肩發的風波，組織同學們給胡耀邦發了百字告狀電報，書記們說我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鼓吹派。寫了人道主義文章，再被封為資產階級自由派。研究黑格爾的異化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又被淪為異化派。

這一派那一派，前面的定語都是資產階級，乾脆就投靠資產階級吧，這樣跑到美國來了。 原以為資本主義只講究金錢，不講究派別，這樣，我可以苟全心願於異鄉，不求聞達於名流。但是，來了之後才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兒，資產階級也是很政治化的，講究派別一點也不必任何其他階級差。

         可能是在中國留下的病根兒，我一見派別帽子就肝顫兒。 在學校時，僅以在中西部讀書為例，系裡的那個教授馬耶，不知是什麼心理，以我讀過馬恩全集為據，老說我是左派（實際上，他自己是個很左的人）。我揶揄他：我還看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是德國納粹派，我又讀過你的書，還是馬耶派，你說我倒底是哪一派？以後，另外一位教授看了我的一篇研究論文，見文中引用了不少大陸的資料和數據，說我是中國社會主義派。我就問他，你現在是美國的著名學者，在古巴住了三年，你那幾本出版的專著都是指責美國政府，為古巴辯護的，是不是卡斯特羅派？據我觀察，實際上美國大學裡，大多數研究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不包括商法專業學院）都是些經常與政府唱對台戲的左傾分子。所以，他們給我戴帽子，只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再談談學校之外吧，很多年之前，我曾打電話給我的一位熟識的老友，南加的聯邦眾議員（已故），想在他手下謀個職位。他知道我是個左傾自由主義者，給我的勸告：他就是老闆，給個工作沒問題，但要我注意話說辦事，讓我能給他個承諾。言外之意，這不但要捆住我的手腳，還要禁錮我的思想呀，更何況我也未必喜歡共和黨。若是如此，我還萬里迢迢地跑到美國來幹嗎？不干！還有另一位， Nancy  Pelosi （現在的眾議院議長）那時還是個普通的聯邦眾議員（她就是靠三藩市華人起家的）。有一次，為了一些私事，我曾到她在三藩市的辦公室談話，私事談完之後，她居然和我談起要在中國大陸新移民里擴大影響力，想拉我進民主黨，我說回去想想，應付了她。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那水深得很，入黨入派不是什麼好事兒。我還是做個自由派好，逍遙自在（文革時有一派，叫逍遙派）。

         按照古訓“君子不黨”，原以為遠離國會山，做個閒雲野鶴，就可快意人生；可是，在美國做個平頭百姓，不和政治人物打交道，就沒派別困擾了？未必！還是象電影“兵臨城下”里姜部長說的，“你不去找政治，可政治偏偏要來找你”。總統大選，國會選舉，各級地方選舉，法案投票，州民公投（加州最熱衷），各種聽證會等等，都會找上家門。公民總要盡義務，這樣，就有個立場問題，自然也有個派別問題了。實際上，派別問題說到底就是利益問題，有多少不同的利益就有多少不同的派別，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屁股決定大腦。這次醫療改革是繼克林頓失敗之後的捲土重來，有錢有醫保的當然反對，否則要從口袋裡掏錢；而那些沒錢沒醫保的自然是支持，不花錢而得醫保，天上掉餡餅，這裡涇渭分明。什麼“授漁”好過 “受魚”之說，那都是不諳世事書呆子的話。兩者放出來讓人選擇，你看那些沒錢沒醫保的，有幾個願意只要“授漁”，而不要“受魚”的？這次醫療改革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有人危言聳聽，說是納粹國家主義，更是一派胡言。如果一次醫療改革就能改變美國的資本主義，那這個資本主義也太爛了；要這樣的話，歐洲和加拿大早就成了共產主義了，因為它們比美國走得遠多了。誰的眼睛也沒瞎，都看見奧巴馬背後站着一批老闆們的身影，這些老闆們能答應改變所有制？笑話！打死我都不信奧巴馬有這個能力，並且敢把美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在我看來，那些誇大其詞語言不過是摸黑對手而已，真是不必“wee-wee’d up”。

         看來，這次我又被逼在“你是哪一派”上作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