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周末，閒聊中太太無意中提到十號是我的四十歲的生日，問我要不要請幾個朋友過來給我熱鬧一下。在感謝太太關心的同時，這個提議竟觸動了我的某根神經，我突然間萌發了想寫篇文章，作為自己的四十歲--不惑之年的一個紀念。如果按照理想的人平均壽命80歲，40歲意味着我即將走過生命的一半旅程。最近看到國內的“網易”推出的“中國製造”系列，講述中國60年來發生的重大往事；我想我的文章何不以自己的每10年為一個時間之窗，記錄下我人生的的轉折點和重要事件，既是對自己四十年來親身經歷的記述，同時也能間接反映中國大陸近40年來的一些變化。

2009年

記得有人曾在網絡文學中寫過一首詩，描寫關於他自己的四十歲--“四十歲的男人一半是成熟一半是衰老。四十歲的男人一路是收穫一路是風塵”。當時讀到這首詩時，自己離四十歲相距尚遠，覺得這種感覺未免有點蒼桑和淒涼。如今，輪到自己四十歲的時候，卻恍如從夢中驚醒般，不得不慨嘆歲月的無情。說來也不奇怪，看着女兒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與太太一般的高矮，心裡就既有一種隱約的自豪感，同時又有着時光飛逝如電的感嘆--昨天的小甜心，今天已經漸漸走向羽翼豐滿、隨時準備起飛，不知道誰曾經說過--兒女長大成人之時，就是父母日漸衰老之日。

2009年，對於我和我們家是有着重要意義的一年。4月20日，是我們一家三口登陸加拿大六周年的紀念日，我們一家三口當時還曾外出就餐以示慶賀。無獨有偶，有報道說今年國內是建國60周年大慶，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包括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以展示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今年對於我們家還有一件大事中的大事，就是我們將在白色的聖誕節告別住了三年的公寓，搬到我們剛剛購買的新房，我們打算以喬遷新居的形式來慶祝這個我們來加六年來最閃亮的聖誕節。屆時，我打算把自己今年的年假全部用掉，除了用於打包、搬家和整理、布置，也打算邀約三五好友過來分享快樂，當然最重要的是能和自己家人一起在我們的新家度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1969年和1979年

1969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蘇聯4次侵入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中蘇關係從對峙進入了實質性的對抗；二是中國共xxx九大召開，宣布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江青一夥的主要成員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的階段。在這樣一個國內外的緊張形勢下，在四川樂山的一個相對偏遠而寧靜的小城--犍為縣，我的母親竟然在縣人民醫院順利產下了家中的第三個兒子--我。有趣的是，我和二哥均出生在同一天--9月10日，只是相隔三歲；更為有趣的是，沒想到到了1985年，中國正式確立了9月10日作為全國的第一個“教師節”並且沿用至今，標誌着教師在中國受到全社會的尊敬，這對於出身於教師家庭的我們兄弟倆每年在過生日的同時又增添了節日的氣氛。

因為父親是中學英語教師、母親是小學語文教師的原因，我從小在學校的教師宿舍里長大，對學校和老師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從小學到中學，多次獲得“三好學生”，屢次擔任少先隊小隊長、中隊長、學生課代表、班幹部等，在學校比較受老師喜歡，在家裡也因為學校表現好而經常得到父母的表揚。相比之下，二哥雖然和我出生在一天，卻沒有我的同樣的運氣：他從小成績不好，因為上課時調皮搗蛋，不按時交作業，有時甚至乾脆逃課去游泳、上樹掏鳥蛋等，沒有少被任課老師和班主任“關照”，有時候直接被罰站在教室外。但是他的動手能力和領導能力之強也一直讓我羨慕和佩服。比如：他敢一個人爬到十多米高的樹上去給家裡拾柴（就是折斷一些乾枯的樹枝扔到地上）；他自己學做的竹蜻蜓可以飛到令我吃驚的高度並能持續飛行到令我瞠目的時間。關於捉知了，我幼時的最愛是在地上找洞捉知了的幼蟲帶回家，可是二哥用自製的捕捉器（用收集的蜘蛛網或者自製的麵筋放在一根很細的竹竿的頂端）可以一次輕巧地捕捉到十隻以上的蜻蜓或者知了。其實按照國外的教育觀點，二哥是屬於那種非常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人，可惜那時候的中國教育體制一直很禁錮兒童的自由創造，因而很難讓他有發揮的機會。即使今天他人到中年了，聽說他夏天暑假的時候仍然興致勃勃地帶着一眾小字輩上山去捉知了，憑此就可見他性格活躍的縮影。

關於二哥幼時頑皮、不聽話、桀驁不馴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教過他的老師常常拿他和我大哥和老實聽話的我相比，都說我們根本不像是一家人。二哥的老師有時候在被激怒的時候，也會直接告狀到同為老師的父母處，結果當然是父母的責罵、怒斥，甚至於體罰就在所難免了。二哥在家裡得不到賞識的情況下，有時候難免會遷怒於我，於是對我搞點小動作或者惡作劇就不稀奇了。可是奇怪的是，到了後來長大了就完全改變了，特別是二哥從進入高中、大學、參加工作，直到現在，平心而論，二哥是四個兄妹中最關心和疼愛我的。他不僅給了我很多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同時也是和我交流最多的人，他常常和我談起他的人生經歷的成功和挫折、經驗和感悟，我每一次和他聊天總是感覺像是給我的人生上了一課。

1979年，中國也發生了兩件大事：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標誌着大陸對台方針政策由解放台灣向和平統一的重大轉變；8月，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對外開放的決策後，中央決定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處在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中的前沿陣地，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並為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89年

時間之窗向前划過了10年，轉眼進入了1989年，我已經在南京華東工學院上大學一年級了。那一年，中國發生了自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全國範圍內的學潮。作為剛進校不久的一年級新生，我雖然也在學潮時參加了罷課和上街遊行，但是現在想來從頭至尾只是一個看客而已。記得學校的招貼告示欄，從5月起就貼滿了各類小道消息和大小字報，男生宿舍上到處懸掛着“打倒官倒、懲治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等當時最流行的標語，那是一種在普通白布上用毛筆寫就的歪歪扭扭的自製標語；到後來，北京高校學生的靜坐和絕食活動逐步升級，“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的高音喇叭乾脆直接安裝到了男生宿舍旁邊，成天翻來覆去的播放“美國之音”中文廣播，記得因為短波信號不好的原因，中間還夾扎着明顯的電流干擾雜音。當時我們二系全體教師和系領導還曾聯合簽名並聲援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

5月18日，年級四個班的大部分同學，包括管理我們的年級主任都一起自發參加了從我們學校南京孝陵衛步行到江蘇省省政府，然後在省政府大院靜坐示威的活動。遊行顯得還算有秩序，沿途也有很多因好奇而圍觀的市民。遊行隊伍中時而會有人組織大家高呼口號，同時每個班都有一個人捧着一個“募捐箱”，積極鼓勵和煽動市民捐款，好像當時也的確有一些市民來給遊行隊伍送水和募捐。

遊行隊伍到達省政府後，每個高校都有派出代表，前去省政府遞交草擬的“學生請願書”，並提出與省政府談判，但是省政府好像有人收了請願書，卻無人出來應答談判事宜。隊伍是中午12點半出發的，到達後靜坐到下午四五點鐘，最後也沒有什麼具體結果；反而省政府看着我們這些所謂的天之驕子都個個已經累得人仰馬翻的，加上也不希望學生繼續占據省府大院並靜坐下去，於是趕緊抽調了很多公交汽車，分批運送學生回各自的學校。

記得當天的遊行活動，由於規模較大、參與人數眾多，美國之音在新聞報道中還居然提到了華東工學院的名字。回到學校，年級主任經過對各個班級清點人數，發現竟然少了我班一位個子瘦小的女同學。這在當時情況下可是非同小可，年級主任擔心她的人生安全，立即召集並發動各班幹部和部分熱心的同學，分別沿不同路線騎自行車或者坐公共汽車馬上出發去尋人。記得當時我作為班幹部也參加了搜尋，我們各路人馬先後歷經3個多小時最後帶回來同樣的消息--沒有找到。到了晚上10點鐘熄燈的時候，仍然沒有她的消息，於是大家只好暫時就寢休息，特別是我們班的很多同學都度過了一個忐忑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早上還不到九點鐘，大家正在宿舍里討論新的尋人計劃的時候，結果從女生宿舍傳來消息，人已經回來了。而女同學和“大部隊”失散的原因卻讓大家又好氣、又好笑--她碰到了南京大學的高中同學，然後在那位同學的慫恿下，離開了省政府去參加阻斷南京長江大橋的“英勇行動”，並且在那裡一直待到次日凌晨返校。

接下來的情況，想必大家從報紙、電視上都已經知道了，“519”北京戒嚴後，從單純的學潮開始逐漸一發不可收拾，最後形成了所謂的“六四事件”。這次事件顯然造成了一些嚴重後果，其中至少我確認的有兩件事：校內一位自發去北京聲援學運的教師的兒子在“六四事件”中喪生；當年畢業的85級以及第二年畢業的86級，其中很多參與發起或者組織“高自聯”的學生在畢業分配時都受到了“特殊處理”，很多人都被分去了在偏遠山溝裡面的三線兵工廠。

1999年

時間指向1999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後在自己嚮往的一個大型國營企業已經呆了7年了：92年畢業進廠，92年底開始談戀愛，95年3月結婚，96年10月年有了女兒思宇。婚後，我還幸運地分到了兩居室的住房；雖然房子窄小、破舊，但畢竟有了自己的一個家。想當初大學畢業的時候，一門心思想去企業、決心把自己的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而拒絕了兩個可能的分配去向：一是教研室老師提出的留校作實驗室助手，今後再逐步實施考研、甚至考博的道路一；二是分配到重慶工學院（如今為重慶理工大學）的助教職位的道路二。7年以後來評價當時的選擇，朋友們經常調侃於我，說我選的第三條道路顯然是下下之選，如果留在學校，不僅很快收入上大增（大學的創收渠道在畢業後的幾年得到了快速提升）；同時如果想出國留學，那麼去大學無論在提升學歷的便利上，還是在出國的信息和渠道上都遠遠大於去企業。但是人生就是這樣常常作弄於你，當你面臨選擇的時候，你往往很難做出最佳的選擇；但是我這個人從來不願對於自己作出的選擇後悔，決定一旦作出，我就不再左顧右盼，剩下的就只有一往無前了。

雖然，在國營企業的工作和生活漸趨安定，可是並未消除在國營企業遇到的種種不愉快的經歷--國企人際關係的盤根錯節、幹部選拔的任人唯親；各級幹部的欺上瞞下、利慾薰心、權錢交易、生活作風糜爛；同事之間為了利益爭奪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各種手段無不用其極，甚至於謾罵或者大打出手也在所不惜。

我一直在探尋能夠讓自己徹底擺脫自己感覺有些失敗、有些懊悔的現狀的道路，當我聽說一位朋友的朋友，單身多年最終下苦功考了托福和GRE準備出國了，我好像在漫長的、漆黑的隧道里前行，突然看到了遠處的一盞明燈。於是，我約他好好長談了一番，並了解了他出國之路的種種步驟。我馬上買來了托福的種種教材和錄音帶，參加托福培訓班，夢想着留學美國之路。我參加了托福考試，申請了美國三所學校，可是托福成績卻不夠理想。同時我也了解到沒有獎學金，就需要經濟擔保人，可是上哪裡去找經濟擔保人呢？眼看留學之路即將擱淺，1999年8月的一天，我忽然在本地的報上看到一則移民中介的廣告，大意是說本科畢業生可以專業技術人員的身份移民加拿大，並且移民成功後可以繼續在加拿大學習深造。我剛開始和妻子商量移民一事時，她堅決反對；好在我表達了我決心趁自己還算年輕、打算去國外拼搏一番的想法後，我的父母以及岳母都表示支持。於是，我在瞞着妻子的情況下和移民中介簽訂了委託辦理移民的協議，並在我父母的資助下付出了第一筆簽約的費用。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在內陸城市的重慶，和沿海城市相比，打算出國的人幾乎寥寥無幾。幸運的是，我早在1996年左右，成為了當時朋友圈內幾乎是第一個上網的人，雖然那時候還是撥號上網，但是互聯網成為了我聯絡外界、了解各類信息、特別是移民信息的的重要工具。我1999年成為多倫多“華楓論壇”的註冊用戶，通過和網友在線交流和瀏覽網上帖子等了解了很多關於技術移民的進程以及新移民在加拿大艱難創業的點點滴滴。

幾個月以後，妻子看到了我辦理移民加拿大的堅決態度之後，終於伸出了援助之手。雖然申請時，移民中介承諾一年內就會讓我拿到面試通知，可是我的移民之路卻遠非想象的那麼順利，我從1999年９月遞交申請，到最後在2003年春節拿到移民簽證，耗費了將近四年之久，中間經歷了移民新法實施，移民申請積壓嚴重、審批時間曠日持久的考驗，911事件對移民審批的影響，個人事業和家庭生活因為遙遙無期的移民申請而不可避免的備受煎熬。好在自己的不輕言放棄和家人朋友的大力支持，最終在2003年4月20日，就在中國大陸非典疫情的警告持續升溫的時候，我們一家三口終於如願以償拿到的移民簽證並且義無反顧地登上了通往楓葉之國的航班。

像所有的新移民家庭一樣，剛開始我們都曾經經歷了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在落地溫哥華的第一個月，我就經過朋友介紹去了一個華人餐館洗碗和幫廚，後來又去建築工地做零工，以及去西人食品廠打工等，一年多後終於去了嚮往已久的大學讀了兩年書拿到了碩士文憑，畢業後才找到了一份專業工作。面對困難，我們始終堅持許三多式的“不放棄、不拋棄”，漸漸地感覺眼前的道路越走越寬，並且開始喜歡並享受着加拿大的民主和自由的氣氛、清新的空氣以及清潔的環境。

後記

記得一位不知名的詩人這樣描述40歲：“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壇酒，那麼四十歲是最好的一個年份；四十歲是個中轉站，青年和中年在這裡籌備交接儀式；四十歲是最絢爛的陽光，經歷了艱難的爬升，終於可以俯瞰大地；四十歲是預賽之後的決賽，第二輪起跑的槍聲將響，已經積蓄了足夠經驗和教訓的我們，除了跑出自己的最高水準，再也用不着動別的念頭……”

再過幾天，就是我的四十歲了，說實話內心感慨良多。撫今攬昔，我這四十年中也經歷了人生的許多坎坎坷坷和種種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從來沒有輕言放棄自己的追求和肩上的責任--以自己的勤奮工作來改善家庭的生活，同時認真盡到作為丈夫、父親、子女等多重身份的職責。人到四十，時間終究是有點緊迫了，意味着不能再隨意揮霍時間，人生再也經不起大的折騰。一個成熟的男人最終應該要徹底擺脫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踏踏實實地過好自己的每一天，要學會用成熟的眼光和一顆感恩的心看待工作和生活，對家人、朋友和他人要更多一些寬容和忍讓，要懂得珍惜所擁有的親情、愛情和友情。

最後，我很想藉此感謝我的爸爸媽媽和兩個哥哥、一個妹妹，感謝他們這麼多年來一如既往的關心和愛護；同時更要感謝我的太太，是她自和我結婚以來表現出的忍辱負重、相濡以沫、互敬互愛一直感動着我、激勵着我，陪我度過了人生的一個又一個的低點和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