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丁子霖和仲維光都沒有直接講出“六四應該由廣場割據當局負責”這句話。但他們提供了這種看法的邏輯根據和案例旁證。為了不使讀者認為我斷章取義，現在先入為主地將丁子霖發表在<民主中國>的一篇文章截錄如下。雖是截錄，但截錄的段落中間沒有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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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

我要感謝仲維光先生在第二篇文章開頭提到卡爾•波普對一件事情所作的反省，因為我還真不知道卡爾•波普曾有過這樣的反省。我在這裡也作適當的引述：

“在一次共產黨組織的遊行示威中，警察開槍打死了示威者，可是這促使卡爾•波普厭惡了組織示威的共產黨，以及他們信仰的馬克思主義。

警察打死了人，為什麼波普沒有把所有的痛恨都集中在警察身上，而把主要的反省集中在組織者及其指導思想上？原來他看到的是，組織者為了政治目的而無視普通人的生命。

這件事讓我深深地思考，為什麼我沒有如此自然的反應和思維，如此狐疑地看待這件事情，……答案是，我的人性被共產黨改造過了。因為我從小受的共產黨教育就是，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為了一個政治目的，一個所謂崇高的目標，就可以犧牲個人的生命。這是沒有人性的、對人的蔑視。波普所具有的反應才是正常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都是同樣神聖的。……”

我贊同卡爾•波普的反思，也贊同仲維光先生由卡爾•波普的反思所引發的對自己的反思。

最後仲維光先生引述哈維爾的話說：要為真實而生活，知識分子就是要不顧一切地講真話。但願他能做到這一點，至少不要說假話，更不要被人指責為造謠。

說了這麼多話，不知能否消除我們與仲維光先生之間的誤解。

丁子霖 20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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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完丁老師的信，不用我再作替換練習，也能看出六四的責任究竟在誰。現將“保衛天安門正總指揮”柴玲的錄音摘錄如下。順便聲明，這個摘錄確是摘錄。不是每個自然段之間都是上下文銜接的。但自然段之內沒有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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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我們這次絕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還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人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我們是在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柴玲：“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

“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

“（哽咽）我一個人太有限了，那麼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迷戀權力，我只是為了…為了良心，我才不願把這個權力放棄給那一小撮那種投降派和陰謀家！”

柴玲：“同學們總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有一些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達到個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拼命的在做這個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讓政府採取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所以，我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但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泣）”

康寧漢問：“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侯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的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的誕生。”

柴玲：“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我們再失掉這個陣地的話，那中國就要復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梁淑英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梁淑英問：“為什麼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這段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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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簡介：在插隊期間開始自學哲學，由於探究馬克思 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基礎，七零年轉向近代洛克、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思想，並且同時開始自學數學物理和外語。

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

兩人的哲學素養沒得可說。作為一名哲學家，邏輯一致是最起碼的準則，也就不用我再說什麼了。讀者自己做一下替換練習，就不難自己作出和此文標題一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