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克魯格曼教授肯定不停地打噴嚏——在遙遠的中國，不斷有人在網上罵他。先是陳序先生在東方早報發表《克魯格曼站在反華保守勢力的肩上》。接着有司馬平邦先生撰文《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怎樣變成“人彈”的？》，說：中國人花400萬元人民幣把克魯格曼請來中國轉了3天，結果等於買來一個“人彈”，他回去之後一再找中國的茬兒。後來又有一位邱林先生撰文，也批評克魯格曼“總與中國過不去”。

　　  有些知名的中國經濟學者同樣極端反感克魯格曼。他們服膺的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理論，對於“新凱恩斯主義”大將克魯格曼一向深惡痛絕。去年10月，一位中國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對一家報紙發表談話時即直截了當地表示“克魯格曼根本不配拿諾貝爾獎”。

　　“克魯格曼有什麼貢獻？他講了一個國際貿易中的規模遞增效益，除此之外就是紐約時報上的專欄文章。”這位中國經濟學家說，“金融危機給了政界和學界的民粹主義者絕佳的機會……民粹主義的學者網上點擊率可以，治學也就拾凱恩斯的牙慧而已，如克魯格曼之類，拿不出像樣的東西來。專欄作家能得經濟學獎，國內以抄抄寫寫討生活的學痞們也就有了希望。”

　　克魯格曼學術上到底有多大的貢獻，究竟能不能拿出像樣的東西來，我是門外漢，完全不懂。但據我所知，歐美經濟學界持上述中國學者“根本不配”觀點者，是極少的。當然，經濟學尚沒有一個完全客觀的學科評價標準，即便全世界所有同行都一致認為克魯格曼應獲獎，少數反對者也不見得就沒有道理。但上述中國經濟學家諷刺他“專欄作家能得經濟學獎”，則肯定是感情用事，昏了頭。

　　眾所周知，迄今已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業餘曾經長期擔任報刊專欄作家的，共有兩位，克魯格曼之前的那位，正是他的學術對頭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定期為美國《新聞周刊》撰寫專欄，綿延將近20年之久。而且，他不單寫專欄，還拍電視，十集電視系列片和同名書籍《自由選擇》，正是他邊寫邊拍出來的一部名作。但上述那位著名中國經濟學家是絕對不會質疑弗里德曼“專欄作家不配獲經濟學獎”的。事實上，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後,他曾在上述同一家報紙上撰文悼念，題目就叫“聖徒弗里德曼”，稱譽“經濟學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場，最懂得市場的人是弗里德曼”。再沒有比這更愛憎分明的門戶之見和雙重標準了。

　　這位學者在發表“克魯格曼根本不配拿諾貝爾獎”的答記者問時，也談到了“為什麼沒有中國人獲獎”的問題。他認為，其中有一個原因是“現在高校的教授對真正的學術研究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興趣點一個是擠進上書房，進宮召對，獲得皇帝的青睞；另一個是擠進電視台和酒吧……”。

　　我覺得他這段批評很對，但這樣的話卻不應該由他來說。倒不是因為這位批評者本人也寫專欄，也上電視，也曾在最靠近“上書房”的智囊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過班，而是因為他崇敬如聖徒的弗里德曼，不僅如前所述也愛上電視寫專欄，而且還曾經數次擠進過不同國家、不同政治制度的“上書房”。

　　弗里德曼1975年3月為期6天的智利之行，是世界經濟學說史上的著名事件。他被領進了大獨裁者皮諾切特將軍的“上書房”（或許叫“司令部”更合適），面呈“休克療法”之策。這是在里根時代以前，弗里德曼貨幣主義學說成功的最經典案例，其中國私淑弟子怎麼竟會把它忘得一乾二淨呢？另外，在弗里德曼夫婦晚年合著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中，專有一章講述在兩朝“上書房行走”的經歷，題目是“為尼克松總統與里根總統做顧問”。作為“聖徒”的粉絲，難道竟沒有拜讀過？

　　光讀克魯格曼的專欄文章，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憤青”。文中的黨派偏見實在太強了，以至於即便他說得頭頭是道，讀者聽起來也會半信半疑。其早期的一本專欄文章合集，內容基本上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布什都是錯的。”“格林斯潘也都是錯的。”克魯格曼曾批評弗里德曼在做“通俗化宣傳”的時候不像做學問時那樣嚴謹克制：“他的有些建議，比如取消醫生獲得資格的程序或者廢除食品藥品管理局，甚至連被最保守派的人士都認為是胡說八道。”其實他自己也是如此，只不過一個向右，一個向左。

　　但與批評他的中國經濟學者相比，克魯格曼卻實在要算溫和極了。你看他在專文中怎樣評價弗里德曼：“雖然本文認為弗里德曼在某些問題上是錯誤的，有時候對讀者不誠實，但是作者認為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偉大的人。”而弗里德曼的中國弟子則差不多把克魯格曼說成了一個混子，甚至是騙子。“憤青”治學，黨同伐異，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