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大明開國之初，朱元璋在南京開國史館，籠絡了一大批文人。有一天，皇帝與劉基，就是那位人稱前朝有個諸葛亮，後朝有個劉伯溫的劉伯溫，談起當朝文人。劉基說：“當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就是老臣我劉基，再其次就要數張孟兼了。”[①]這個張孟兼，因此得了排名第三的的名頭。劉基評張孟兼之文是“才甚俊而竒氣燁然”，宋濂也說劉基的評論是“名稱其實”[②]。後來四庫管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仍然說劉基所說乃公允之論[③]。可見這位張孟兼的文章着實了得。

 張孟兼本名張丁，孟兼是他的字。由於張孟兼比張丁叫得更響，所以說叫做人以字行。古人此類例子不少。比如明初另一著名文人楊士奇，名遇，而以字行。又隋末唐初人顔師古名籕，髙士亷名儉，房玄齡名喬，封德彝名倫，等等，都是例子。張孟兼本與宋濂是是浙江浦江的小同鄉。從來以文名知於鄉里。尤其是除了文章做得好而外，還是一個重氣節的人。 

原來宋末文天祥不屈於元，死後十二年，他曾經的門人謝翶為悼念他而寫了一篇《西台慟哭記》。到了一百餘年後的元末明初，張孟兼有感於謝翶作為宋朝的布衣，尚能為了宋朝的忠臣文天祥而痛哭於西台，而那些故宋的大臣們，卻不知所在，所以專門為《西台慟哭記》一文做了注釋，以彰顯謝翶以及文天祥的忠義。由於時間特殊，他的這一篇文章，頗有點左丘明注《春秋》的意思。那是有所謂“微言大義”的[④]。從張孟兼作注後受到一時文人追捧的事實，結合上文所述楊維楨的不受詔命來看，明初江南文人曾經有過抵制朱明政權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只是這個抵制堅持得不長久，卻因此讓不少人在後來斷送了性命。 

儘管如此，張孟兼後來還是出山做了明朝的官兒。據說是受了那位名列第一的小同鄉宋濂的推薦。當然這不謙第二的劉基的評價，必然也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加深了對張孟兼的印象。所以他的官兒越做越大，最先是在大約1367年乙巳末，經過招賢入京[⑤]，第二年秋後做了國子學錄，就是在太學院做先生。大約在又第二年冬天，一升為祠部（即禮部）主事，主管國家祭祀[⑥]。洪武三年，參預纂修元史。史成之後，洪武六年(35歲時）再陞任為太常司丞[⑦]。丞是卿與少卿之後名列第三的太常司首長。後被派為山西按察司僉事，相當於今天一個省公安廳的處長了。但是明初全國也就十三省，所以職權還是相當大的。張孟兼最大的官兒，是此後升任的山東按察司副使，大致相當於今天剛剛被判了死刑的文強的職別，也算是方面大員了。張孟兼也就死在這個任上。

 根據張孟兼好友王彝的記述，張氏“其為人眉疎顴聳，目長而清，口角拱而善辨”[⑧]，以今天的話講，就是稀眉毛，高顴骨，長眼睛清亮而有神，口角微凸而善於論辯。是生有異像的人。據說朱元璋對他的這幅面相很不喜歡，曾經說他的骨相不好，當官得慢慢來[⑨]。所以雖然張孟兼在當時有重名，又有宋濂和劉基兩位重臣的力薦，在明初用人之際，也未一下子重用他。而是讓他從國子學錄做起。但自古有才之人，往往恃才傲物，人際關係不是很好。張孟兼可算是個極端的例子。他不僅恃才傲物，而且涵養不好，脾氣暴躁，有時竟至於奴視同輩。據說由於宋濂劉基的讚許，張孟兼更加自髙，如有他人不服，或者少有侮慢，就會發怒。據說他曾經讓自己的同鄉看他的文章，沒有想到這位鄉人看了之後，不發一言，將文章置於袖中，說要晚上再讀之後，才能評論。孟兼表面上說沒關係，對方加以刪改也是可以的。回到家就大發脾氣，而痛罵鄉人。並說其人的文章就像是人在蠻荒山谷中，縱使穿了人的衣裳，也是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比起自己“國工所製，何敢望哉？”這位同鄉倒還大度，知道後並不與他計較。後來張孟兼因事而“謫輸作”，就是被罰去做搬運工，相當於今天的勞改吧。明初很多著名人物都曾經受到過這種懲罰。事發之時，這位鄉人未來得及表示慰問，卻在孟兼官復原職時跑來祝賀。被張孟兼大罵一場：說你這樣的勢利小人，不配我以禮相待。竟然倨坐不起，既不迎，亦不送。由於他的這種個性，所以很少朋友[⑩]。

張孟兼雖然好面子，對人不留情面，但是卻也嫉惡如仇，少有城府的人。據宋濂《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所說，“孟兼性鯁亮，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傷。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袞袞不衰，名上中朝。”就是說他個性耿直，不善逢迎，與人有爭執，必當面說清楚，不顧顏面，但是心中不存芥蒂。當朋友相聚，酒酣耳熱之際，抵掌笑談，必吐盡胸中塊壘，也是一個豪氣爽朗的人。以他這樣的性格，其實不適宜做官的。宋濂作為他的知己，當然相當了解。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宋濂勸他“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灉灉。狻猊之彊彊，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茍有徳焉，又何憸壬之不革行哉。憸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意思是勸說張孟兼，當以雍容德化去克制小人，而不宜任氣用強，與此等小人以硬碰硬[11]。張孟兼的這種個性，當然不是說改就能改掉的。在山西按察司僉事任上，張孟兼以他嫉惡如仇的個性和雷霆霹靂手段，果然廉勁疾惡，糾摘奸猾。但是也往往每案動輒牽引株連數十人。以至於“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凜然墮膽，如畏鬼神”[12]。由於在山西反貪腐的名聲，張孟兼很快被擢升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在山東，他碰上了自己生命中的剋星山東布政使呉印。加上他的耿介和不識時務的的個性，最終送掉了他的性命。

大家知道，朱元璋出生緇流，從小當過和尚，所以結交了不少僧人，朱元璋登基之初，還下詔徴聘東南僧人。在蔣山數建法會。那些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架桬衣，召入禁中賜坐，與之講論。並提拔他們擔任朝廷重臣。時時寄以耳目。並在朝中設僧録司，建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職。並髙其品秩。度僧尼道士，至於數萬人。由於與朱元璋的這一層特殊關係，這一批人非常橫蠻。當他們讒毀大臣時，舉朝莫敢言。據說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與朝中這些僧人有關係。大理寺卿李仕魯，因為勸朱元璋棄用佛教而被朱元璋立殺階下[13]。這位山東布政使呉印，就是這樣一位朱元璋提拔起來的僧人。據說此人“少有卓識，通古今”[14]。元末大亂，吳印托跡緇流，放浪山水間。為朱元璋所知。受到寵任。讓他還俗，為他授妻室，賜金玉。張孟兼升山東按察司副使之際，吳印也從陝西布政司副使升任山東布政使。吳印由於受知於帝王，本已相當蠻橫，傲慢無禮，加上又是張孟兼的上司，自然是不把張放在眼裡。這樣激起了張氏的傲氣，竟至於與吳印扛上了。一次吳印往見張孟兼，以吳印的身份地位與為人，自然由中門而入。張孟兼則以為，我的按察司衙門，是負責司法，糾察官吏，彈劾風紀的重要部門。你雖然官大一級，也不當藐視我而進我中門。雖然不能對吳印怎麼樣，卻可以打狗給主人看。於是把守門的兵卒打了一頓。每月初一十五，高官們當入學拜孔子。禮畢之後，在學的學子要講經。其間張孟兼又故意用話譏刺吳印。兩人就這樣結下了梁子[15]。

導致張孟兼之死的，是關於明初行大明寶鈔，政府印行錢鈔紙幣，與銅錢並行。但是紙幣易壞，所以官府又推行易鈔之法，准許軍民人等以舊鈔換新鈔。就是所謂的倒鈔法。據《明史食貨志》，倒鈔法起於洪武十三年。但據《明實録》及《大政記》，則洪武九年已行此法。但是直到十三年才特別申明之[16]。可能正是由於法規未定，各地執行起來，理解上面也各有差別。比如十三年之法規定：“凡軍民倒鈔，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各以戶帖路引為驗”。明確規定了軍民倒鈔的時間地點的安排。但是在此法未定之前，難免在混沌不明之間。根據朱元璋殺張孟兼的勅文看來，吳印使用了“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的分開軍民的辦法[17]。可能此法引起了軍民感到不便。而張孟兼認為吳印之法，是“印擅行之。是違制也”。以至於“騎馬入布政司，讁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看起來，雙方最終都向皇帝上了書。大致而言，吳印的封事不外說張孟兼無狀，請求皇帝放自己歸田裡，以為賢者避路。而張孟兼所說，不外所謂“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不便軍民倒鈔，吳印擅行違制。等等[18]。其結果當然是皇帝採信了吳印的說法。而張孟兼為此最終丟了性命。

據《明太祖文集》中《諭山東布政使呉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為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特與軍民便利，湛杉紊小１戎�其餘布政司官，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為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壊公政之事。特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據方孝孺《張孟兼傳》，朱元璋見吳印告狀之後，“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髪，摘拏埀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從勅文看，朱元璋對張孟兼早已先入為主，認定他是一個小人。所以派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就地杖責六十，然後鎖項至京城，再行問罪。並隨之棄市而死。所以，傳說張孟兼先受笞刑。孟兼受辱之後，更加憤怒，竟然捕捉為吳印寫封事者，而且“欲論以罪”，因此最終導致了被殺。看來都不是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張孟兼被殺一事後面的深層次原因。首先，是張孟兼本人人格個性上的原因。明方孝孺撰《張孟兼傳》歸納說：“孟兼中突，無憸僦�心，祗译E袣猓�好髙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茍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洰埶�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自哉。”總的講來，還是很中肯的。說他恃才而驕，不懂得謙遜之道，更不懂得尊重他人。尤其是胸無城府，一點不懂得中國官場政治的厲害關係，尚氣蠻幹，其實就是一個讀死書的書呆子。象張孟兼這樣的文人，用之於政事，只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並非國家人民之福祉。以其行政的作風看來，“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雖然打擊貪腐很有力度，也合符明初朱元璋喜用重典的國策，但不過是封建專制下一酷吏而已。所以當此類酷法被反施之於其己身的時候，難怪有人要“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

其次，涉及到明初政治中的派別之爭。朱元璋以一介平民出生，靠自己淮西的一幫哥們拼殺起家，加上以劉基宋濂為首的一班浙東文人的輔佐，終於登上大寶，做成了皇帝。所以朝中自來就有“淮西功臣”集團與“浙東文人”集團之爭。朱元璋居中，平衡利用兩派的爭斗，時而打西抬東，一時又抑東揚西。先是利用劉基等人的力量，收拾了淮西集團的李善長。然後開始打擊劉基。洪武三年，劉基被遣回鄉。又以宋濂未按時上朝的“失朝”為由，將他由翰林學士降為翰林編修。洪武四年（1371），又借細故（坐儀孔廟禮迕旨）將宋濂由國子司業謫為安遠知縣。洪武八年，劉基被胡惟庸下毒而死。此後數年，宋濂雖然一直上升，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太子贊善大夫，但也時常受到一些小敲打，比如洪武九年十月，宋濂等因詣闕奏事時錯行左門、有違禮儀，而受到監察御史吉昌等的彈劾。到了洪武十年，也就是張孟兼被殺的這一年，宋濂被令致仕還鄉。期間排擠被殺的浙東文人，不在少數。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宋濂的孫子宋慎被查出與胡惟庸黨事有連，朱元璋不僅將宋璲和宋慎一併處死，又將宋濂一家械至京師問罪。朱元璋還要殺掉宋濂以解恨，由於馬皇后和太子力救，宋濂得以免去一死，但全家被發配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宋濂一家行至四川夔州；二十日，宋濂自裁於僧舍。想一想象劉基這樣長於政治斗爭，宋濂這樣惟恭惟謹，且功高而位尊者，皆不得倖免。何況不懂收斂，不識時務的張孟兼呢。

最後，朱元璋的僧人出生以及與吳印的關系，當然與張孟兼的被殺干係不小。歷來有一種說法，以為朱元璋忌諱自己作賊和當過和尚的經歷，所以曾經大興文字獄。最有名的案例，是說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作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話，而“光”被認為是剃光頭，影射朱元璋的和尚出生。“聖”即“僧”，“作則”即“作賊”，所以被誅。此說源於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又經過吳晗的《朱元璋傳》發揚光大，所以影響甚大。其實徐一夔其人是當時著名文人，曾經參與修《元史》，《明史》有傳，其傳並見朱彝尊《曝書堂集》。均未提及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他於洪武三年九月完成《大明集禮》後，五年任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編纂日歴。之後得實授官。並賜文綺，繒，裝錢等。洪武十六年，皇帝還命令遠在杭州的徐一夔撰靈谷寺碑文以進。由於文章寫得好，還賜蟒衣采幣。可見徐一夔因文字獄被殺一事，實屬子虛烏有。相反朱元璋對自己的和尚出生和造反起家的經歷，倒是坦坦蕩蕩，從無隱瞞。

如上文所述，朱元璋的和尚出生是他與這些僧侶的關系極其特殊。據上引《明史李士魯傳》說：“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徳興之被謗”，都是這些“緇流憸夫”，“益以䜛間”有關的話，可知實際上明初政壇，除了“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集團之外，還有一個“緇流道士”集團。該集團不僅與“浙東文人”有種種矛盾，也與“淮西功臣”們產生摩擦。是朱元璋用以平衡東西二者之外的另一重要力量。《明史》以及《張孟兼傳》說張孟兼由於輕視這些緇流之輩而被殺，也不免皮相之論。其實明初所謂緇流之中，也是大有人才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胸有韜略，亦且文采風流。著名的例子，就是那位佛號道衍，在燕王王府後院練兵，呋I帷幄，決勝千里，助成祖奪取了天下的姚廣孝。張孟兼本人也並不一概輕看和尚。據方孝孺《張孟兼傳》所說，孟兼與越僧證就是好友。而且孟兼得到宋濂推薦給朱元璋，也與這位證上人有一點關系。據說是皇帝想提拔證，向宋濂問起證上人的文章，宋濂因此趁機說張孟兼與證上人，有討論性命之學的書信往來，於是叫孟兼帶上證上人之文來見。這才令孟兼有了與皇帝的一面之緣，和後來的提升 [19]。。所以孟兼之得罪，並非由於輕視和尚而觸了朱元璋的瘡疤，而實在是由於不識時務，不辨厲害所致。 

張孟兼之死，不過是明初“淮西功臣”和“浙東文人”以及“緇流道士”集團之間的斗爭中，“浙東文人”中的一個犧牲品而已。利用這種集團之間的斗爭，朱元璋先是拿掉了李善長，繼而打擊了劉基宋濂等浙東文人，再次清除了胡惟庸，後來又“詔清理釋道二教”。這種專制君主利用派別，搞平衡控制，恐怖統治，其實是封建專制下的常態。在這種制度之下的政治人物，又因其個人的個性，是每一個故事具有了不同的生動細節。而從朱元璋動輒廷詰大臣，立殺階下，既不交付有司，更無司法程序的情形看，我們更知道了朱元璋兇殘嗜殺的個性，以及封建專制的殘暴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