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在耶路撒冷的一個高檔住宅區里住過一段時間。雖然是三教聖地，這個住宅區卻是個地地道道的世俗樂園。住宅區有個很大的露天購物中心，開着各種名牌商店。初秋的午後，我時常坐在中心的露天咖啡館裡看書，不時抬頭，看看那些穿着考究合體的男女們的悠閒姿態。如果不是夕陽的斜暉在耶路撒冷特有的山石牆上塗上美妙的金黃色，如果不是四周茫茫群山的蒼涼，你幾乎會誤認為這裡是濱海都會特拉維夫的某個富裕社區。

每天午後四五點鐘的樣子，總會有一個穿着筆挺的黑西服、戴着黑禮帽、腳蹬鋥亮的黑皮鞋的正統派猶太教徒騎着自行車在中心慢悠悠地轉一圈，他不下車，只是時常會停在某個商店或者咖啡館的門口，衝着尋歡作樂的人群吼上一嗓子：“朋友們啊！彌賽亞就要來了！”

希伯來語重喉音，幾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嘶啞的悲涼感，而這一位的嗓音還格外低沉沙啞。那時正是耶路撒冷戰雲密布的年代，他喊的又是凝滿猶太民族血淚、恐懼和希望的彌賽亞話題，因此，在我聽來，那幾乎就是天然的詩句。以至多年以後的今天，我甚至已經忘記了當年的性感女郎們的穿着和笑語，但他的相貌舉止卻依然歷歷在目，那句話也時常縈繞腦海，原聲原色，絲毫不曾變樣。

見得多了，有時就不免跟旁邊的人聊兩句這位上帝的信使。沒人知道他是誰，連咖啡館的老闆也不知道，因為他除了這句話並不跟任何人交流。說起彌賽亞，眾人或是搖頭苦笑，或是撇嘴不屑，沒人拿他的“警世名言”當回事。

三年以後，我重訪該社區，坐在那家咖啡館裡，又是準時聽見他的聲音，問起旁人，還是沒人知道他是誰，沒人對他的警句有興趣。他那句話是喊給猶太人聽的，結果似乎只有我這個外人對此有些興趣。

我不知道他是否至今還在那裡喊話，但我相信即使他再喊上十年，結果也是一樣，沒人會知道他是誰，以及他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因為沒人在聽。同樣，這位信使對芸芸眾生的談笑風生也毫無興趣，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緒里，也沒打算聽聽別人的想法。結果是大家都在說話，卻構不成有意義的對話關係。

不能傾聽，這是人類的通病。在現代社會，如果你想讓一個人好好聽聽你的肺腑之言的話，最保險的方法是用昂貴的費用雇一位負責任的心理醫師——幾乎每個人都在忙着向世界宣示“我是誰”，沒人對“你是誰”有興趣，除非這裡邊有利益關係。這通病也不限於凡夫俗子，通儒大哲們同樣常常充耳不聞。1962年，20世紀兩位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 卡爾•波普爾和托馬斯•庫恩，在位於加州伯克利的庫恩家中會面，“證偽”高手遇上“範式”大師，旁人以為這下會有一場精彩的哲學對話流傳千古了，然而庫恩卻一支接一支地拼命抽煙，雖然他知道波普爾對煙草過敏。波普爾則一邊保持英國紳士的彬彬禮節，一邊咳嗽得喘不過氣來。結果對話就在繚繞的煙圈和痛苦的咳嗽聲中結束。顯然，對於庫恩來說，波普爾的咳嗽聲比他的辯論聲更值得聽。難怪孔子說“六十而耳順”，以他老人家的大智慧，也只是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裡才學會了傾聽，比學會“知天命”還晚了十年。聖人尚且如此，他人自然就更難強求了。

在加州北部，有一個紅杉國家公園，生長着世界上最高的紅杉樹。有一段時間，我着迷般地嚮往那些筆直的參天古木，只要有一絲機會就設法到那裡去。在美國旅行的時候，總是設法把那塊地方包括在行程里，哪怕繞上一兩百公里，也要到那片林子裡坐上一兩個鐘頭。

我迷戀那裡，是因為早年讀馬丁•布伯的對話哲學時，一直想不明白一個問題：人怎麼可以跟一棵樹對話？在巨大的紅杉樹前，我時常仿效布伯的教誨，敞開心扉，拋開得失，嘗試建立一種“我與你”的對話。然而紅杉是一種超級沉默的樹：如果有風，你聽見的是划過樹身時風自己的嗚咽，那些巨大壯實的枝幹絕對不會隨風搖擺而悲鳴；如果下雨，雨水會順着紅杉尖細的葉子悄悄流下，而不會聽到樹葉與雨水相遇時的細語。紅杉林里似乎連動物也顯得格外沉默，完全不像我在巨杉林漫步時，往往一路都伴隨着鳥鳴或者小松樹的叫聲。在多次對話嘗試失敗後，我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紅杉也許不會高談闊論，但它至少是一位忠實的聽眾：不會走神，不會打岔，不會指責教訓你，不會抽煙嗆你，而只是默默地承接你所傾倒的一切。所以，也許布伯的 “跟樹對話”只是在詩意地表達對人類的失望：由於人類的共同弱點，對話的難處在於傾聽而不在表達，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對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跟樹木能建立起來的關係有時比我們跟人類同伴所能建立的更有意義。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猶太教徒每天早晚各念一遍的祈禱文是這樣開頭的：“以色列啊，你要聽！”

張平 2010年3月13日 於特拉維夫

原載於《走遍世界》201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