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生命歷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旅程”的體認和思考。

這一點並不奇怪。事實上，我們所有關於時間的概念幾乎都來自我們對空間的體驗，“以前”、“以後”、“上周”、“下月”，這樣被用於描述時間的空間詞彙幾乎在任何語言中都俯拾即是。

所以，用旅程來比喻生命，幾乎在每一種語言裡都是天經地義的現象：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我們“走過”我們的生命“歷程”；我們設定我們的人生的“目的”，有些我們能夠“達到”，有些我們“半途而廢”；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都將“到達生命的終點”，並“離開”這個世界。不僅如此，我們還把我們生命中所遵循的原則稱為“道”，類似的概念在某些印第安文明里被稱為“地圖”，而在猶太人那裡，要終身遵行的“律法”的原詞是“Halachah”，意思是“行走”。 誇張一點說，如果沒有旅行這樣的空間歷程，我們將無從理解生命歷程，或者至少我們將獲得很不相同的理解。

其實我們不僅可以用旅程去理解生命，同樣也可以用生命來理解旅程，或者兩相對應，同時拓展我們對兩者的認識。

比如，我們可以用生命的價值去理解旅途的本質。馬丁•布伯告訴我們說“凡真實的人生皆是相遇。”因此，旅行的本質在於相遇，我們與自然相遇，我們與文明相遇，我們與人相遇。而且，與生命的對話一樣，非功利的相遇才是旅行所真正追求的目標，雖然功利性的相遇同樣存在於我們的旅程中。

旅程和生命一樣，都因其有限而美麗。時間的無限並不會讓生命更富有成果或者魅力，正相反，缺少死亡的督促，人類將喪失創造的動力，生命將由此而變得荒涼而使人厭倦。同樣，最美麗的地方是你在發現其醜惡之前就離開的地方，最完美的旅程是你在厭倦之前就終結的旅程。沒有終點的旅程並非旅行，而是流浪。

不僅生命是旅程，甚至死亡也是旅程，列維納斯便告訴我們說死亡是“向着陌生出發，毫不復返的出發，不留下地址的出發”。當然，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旅程與死亡相反，旅程的終結意味着我們向“熟知”而非“陌生”出發，這種出發有復返的可能，我們也可以留下地址，讓旅程之內的人們了解離開了旅途的生活。當然，如果我們用死亡來顛覆一下我們的固有思考的話，我們也許可以發現旅途中的自我並不完全是那個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如果我們試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旅途中的自我的話，我們便會感覺到本來熟悉的現實已經變得十分生疏，這是我在旅行結束後的最初幾天常常感受的困惑。此外，我們固然可以復返，然而時過境遷，復返的旅途絕對不會是原來旅途的簡單複製，甚至復返的那個自我也往往不再是當初的自我。這一點常常讓我想到關於“來生”的傳說，假如未來回到這個世界的自我完全沒有關於現在這個自我的記憶，那麼回歸的是我自己還是別的什麼人又有什麼區別？

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最終會讓我們思考有關終極意義的問題。

我的旅程通常都伴隨着我跟妻子之間各種各樣的爭吵。最常見的爭吵主題是有關行程安排的，妻子會質問我為什麼我要把各種小博物館塞滿所有空擋時間？而不留點時間好好享受一下旅館的房間？或者為什麼購物的時間安排得這麼少？難道我不知道女人逛時裝店是要耗費時間的嗎？對我來說，除了睡覺吃早飯的時間，在旅館多呆的每一分鐘都是一種浪費；至於時裝，我一向認為天下的衣服都長一個模樣，我實在不明白紐約的Gap跟特拉維夫的Gap有什麼不同。而妻子則同樣會把我的樂趣貶得一錢不值：在美國猶他州，我在那些布滿地質奇觀的國家公園裡安排了兩個多禮拜的行程，而她的評價只有一句話：“看石頭”，並且時常在我們精疲力盡地回到旅館時不無諷刺地問我：“明天咱們去看另一種石頭，對不對？”

有關旅行中“做什麼”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旅行的終極意義的爭論，也就是有關“究竟為什麼要旅行”的探討。令人沮喪的是，如果我們把這種爭論進行到底的話，那麼我們將發現我們所認定的所有意義其實都不是絕對成立的，都可以被貶得一錢不值。如果就旅行談旅行，我們的結論將與我們就生命談論生命一樣：毫無意義。

因此，這樣的爭辯時常讓我想起我的猶太詩人朋友約西的生死故事。

四十多年前，年輕的約西在波士頓留學，突然發現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原本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間破產，相戀多年的女友突然分手，自己嘔心瀝血的作品引來惡評如潮。財富、愛情、事業，一切被他賦予生命意義的事物突然之間都變得毫無希望而失去了價值。他苦苦思索的結論是生命毫無意義。順理成章地，他決定自殺。

就在此時，付不出房租的他被從豪華住宅里趕了出來。他在一群來自台灣的中國學生合租的普通住宅里找到一個房間。搬進去的那天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象往常一樣苦思冥想以哪種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最好。就在這時，房門被敲響了，合住的中國學生告訴他飯點到了，請他出來一起吃飯。此時的他看不出吃飯有什麼意義，而不吃飯也似乎同樣毫無意義，結果是他渾渾噩噩地跟着去吃了一頓。

從那天起，中國學生每天都準時叫他吃飯。一個星期以後，他的自殺念頭消失了，有關生命意義的思考似乎也遙遠了，而每天跟中國朋友們準時開始的三餐似乎在生命里起了一種支柱般的作用。事實上，這種作用一直持續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約西的朋友都知道當他情緒崩潰時，最好的勸慰方法是帶他去中餐館吃一頓。

生命跟旅程一樣，凡可言說者皆非其意義。如果一定要用語言去將那些有限的事物描述為對我們的意義，那麼結論將不可避免地是：一切都毫無意義。因此我們沒必要出遊，而約西則沒什麼理由活下去。不可言說之事也就不可探討，因此生命的意義是給定的，而且不是給我們去探索的，是給我們去踐行的，所以約西在苦思冥想中找不到生命價值卻可以在儀式般的定時餐飲中體味出來。同樣，旅行的意義便在於我們在旅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理論上無論是什麼，只要你在做，便不必追問。

當然如果每個人都能悶頭做事而不再追問生命的終極意義，人也就不再成其為人。所以馬丁•布伯一方面告訴我們說生命的意義不可言說，一方面又忍不住嘟囔說生命的意義在於我們是被需要的。列維納斯在這方面比布伯放得開，他大大方方地承認就生命終極意義的提問乃是我們生存的方式，由此提問也就成了“踐行”的一部分。所以，踐行生命的形式是我們一方面不斷追問生命的終極意義，另一方面不讓這追問打斷我們日常生活的努力。而旅程的心態則應該是：我們不斷爭論行程的價值和選擇，因為這爭論也是構成旅行意義的一部分行動；但同時又不讓這種爭論打擾我們的興致，無論我們選擇做的是什麼。

張平 2010年5月19日 於特拉維夫

原載《走遍世界》2010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