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國賊李鴻章（序）：葉名琛為標尺
跛行者6/5/2003

自1840年算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起，1912年清帝遜位，72年間，晚清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糊塗昏庸的皇帝和可笑可憐可嘆可恨的大臣，着實不少，忠肝義膽的肱股棟梁屈指可數。就對外關係而論，包括開戰議和訂立條約，把國家大臣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敢爭而有大獲。在晚清各朝屬珍稀人類，比如左宗棠。
第二類是敢爭而有小得。武將如英勇作戰的鄧世昌，關天培，劉銘傳，聶士成等；文官如辦對外交涉的曾紀澤等。
第三類是稍爭即賣。或只求存"上國體面"，慷慨讓利；或挾洋自重，心中旦夕害怕的是跟洋人決裂。權位越高，害國愈烈。李鴻章歸入此類。
第四類是不爭只賣。比如1879年和俄羅斯訂立里瓦機亞條約的崇厚，被認為是“知洋務”的人，但是如後來郭嵩燾所評，“名為知洋務，徒知其可畏而已”（1）。再比如兩次鴉片戰爭中參與訂約的耆英，只知道拿洋兵厲害來嚇唬朝廷。崇厚和耆英，都曾因喪權辱國被拘，可見賣得太多太快，連皇帝老兒也肉痛。

第一二兩類和三四兩類之間，有一個標尺性人物，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胡繩稱為“罕見的怪物”（2）。此人在中學歷史課本中，被簡單地歸入投降派，但在歷史上的評價，並不容易。

咸豐七年（1857年）十月，葉名琛收到英國的全權特使額爾金和法國的全權特使葛羅到任的照會，其中包含明確的武力威脅，並且限期答覆。英國的藉口是發生於咸豐六年九月的“亞羅船事件”，法國的藉口是發生於咸豐六年正月的“馬神甫”被殺事件。

葉名琛向皇帝報告說，他已在回照中駁斥了“英夷法夷”的要求，“其鬼蜮伎倆，饕餮潛謀，諒亦不過如此”，而且說，可以乘此時機，把他們歷來提出的要求“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諭欣慰地表示：“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3）但在這道上諭發出之前，廣州的局面已經急轉直下。

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英法兵船駛進了省河。葉名琛這時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4）。十三日，敵船開始發炮，敵兵開始登陸，兩天后，廣州被占領。所有在廣州的清朝大員都被俘虜。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英國人捉到船上，隨被流放於印度，咸豐九年死於加爾各答。

與葉名琛同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寫道，在“夷務方興之時”，“葉名琛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祐”（5）。時人譏諷葉名琛，說他是“六不”，即“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葉名琛斷不能算能吏，可以說不識時務，妄自尊大。但是還知道一個“恥”字，以投降洋人為恥，以訂立城下之盟為恥。事敗之後尚有氣節。晚清數朝的文官，封疆大吏以下，貪生苟安的多如過江之鯽，死於王事的聊聊無幾，更顯得葉名琛怪異莫名。對於他，感覺首先是可憐可嘆，其次才是可恨。

前述四類人物，可以用葉名琛作一個標尺。一二兩類，有英雄，有盡人事者；三四兩類，可冠之以賊名。至於對葉名琛本人的評斷，公道自在人心。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各省督撫向道光帝檢討戰敗，除了“船炮不堅，兵心不固”（琦善語，其人因在白河口“撫夷”有功接林則徐任兩廣總督），還列舉了漢奸的原因。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定海、鎮海繼福建、廈門之後失陷時，向皇帝報告說，這三個地方都已盡力防禦，“而該夷乃直如破竹”的原因是：“蓋其炮火器械，無不猛烈精巧，為中國所必不能及。又該逆漂泊於數萬里之外，其眾皆以必死為期，萬夫一心，有進無退，而財力充裕，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6）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說：“此時若竟與交鋒，無論船炮既不相敵，兵心亦多畏葸，……並有內地奸徒，串囑打仗。故該夷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動靜，無時不窺探通報。”（7）道光二十一年被派到浙江主持軍務，倉促應戰而潰散的揚威將軍奕經，也向皇帝報告說：“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官兵虛實，逆夷無不盡知。以故兩次接仗，轉致失利”（8）這裡推卸責任的成分是不少的，但是最先開放的沿海地區，商人、通事跟洋人的利益聯繫緊密，所以打起仗來，出漢奸難免。

（記得不久前有人鼓吹，北方中國人劣等一些，喜歡當漢奸。這裡順便提一下，中國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小賊生於鄉野，大賊居於廟堂。李鴻章等在其位，食其祿，不謀其政，不公忠體國，是為國之害。

近代史一般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翻過幾本史書，不忍卒讀，好好的歷史，被“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搞得一塌糊塗。比如李鴻章平捻，他是清朝的臣子，平捻就是對清朝有功，非要加一個“反動”，實在沒有必要。再如太平天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使清朝受內外夾攻，客觀上幫了英法的忙。但按階級分析法，凡是農民起義就是正義進步的，太平天國於是光輝萬丈，連天國跟洋人的密切關係也一筆帶過，實在是強姦歷史。

夏東元先生研究洋務運動，自成一家，曾經研讀過李鴻章的大量史料，他的《洋務運動史》史料比較詳備，關於李鴻章的評價他寫道：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在50—60年代學術界對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賣國賊李鴻章》；“文革”中“四人幫”把李鴻章比作所謂“走資派”，當然置於徹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開放以來，李鴻章似乎“走運”了，評價日益增高，到前幾年特別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為中國近代化打了頭陣和走第一步的帶頭人”、“愛國主義者”和“具有民主立憲主張”者，等等桂冠。我對此是“不敢苟同”的，持否定態度的。我在為博士研究生講課時，闡明了對李鴻章研究的學風、評價標準及其主要表現等問題，由他們記錄整理成《關於李鴻章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接着又在上海《社會科學報》（1989年6月29日）發表了“答記者問”的談話。該談話的結束語中是這樣說的：

“李鴻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經歷，如外交、軍事等之外，在近代化問題上，基本與洋務運動的規律相同。即經濟上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政治上違反了變封建專制為民主立憲的時代要求。這樣，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鴻章的頭上。他雖有御外侮願望，但簽訂了那麼多屈辱條約，怎麼可稱之為愛國主義者？應該變而不變，堅持封建專制制度，怎麼可詡之為民主立憲主張者？‘師夷長枝’的實踐在李鴻章之前有林則徐、曾國藩等人，怎麼可以說是‘打了頭陣’或‘走第一步的帶頭人’？”（9）
我這樣說，倒不是故意同“潮流”唱反調。事實上我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較為實事求是的為李鴻章講幾句好話者。”

筆者無意拉人助陣。引用一家之言的目的，是想說明，如《走向共和》這類美化李鴻章等的影劇，只不過是文革史觀的惡性反彈。歷史好比盪鞦韆，不是偏激，就是矯枉過正。對歷史的評價，或者史觀，也是如此。

譬如李鴻章，一生作事七壞三好。文革時只是一味渲染壞事，自然是十惡不赦之徒；現在有人撇開或少講壞事，只講好處，獻上一頂“愛國”桂冠，自然李二先生地下笑死。兩種做法，本質一樣，都是史觀先於史實，換句話說，先作結論，再根據結論（好惡）去裁減史實，當然看起來冠冕堂皇，實際上常常黑白顛倒。筆者不敢自詡公正，只願為恢復歷史原貌，稍盡綿力而已。

梁啓超先生在《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中有一段耐人尋味：“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為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評價李鴻章，梁啓超先生在同一篇中有言：“要而論之，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然彼彌縫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於未死前，當責任而不辭，然亦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雖然，近日舉朝二品以上大員，五十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此則吾所敢斷言也，嗟乎！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鮮矣，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不可復現也。”

這兩句“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切中肯綮！尤為欣賞後一句，而前一句需要酌改，李鴻章的才氣學識，於行政、經營是很有一些的，於軍事、外交則是些小聰明誤盡大事。軍國大事，任之勉強，而愛戀權位，終致慘敗。不是說滿清屈辱，要有李氏一人擔當，但是皇帝西太后之下，李鴻章要擔最大的一份。

（1）《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頁19。
（2）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6章4節。
（3）《咸豐夷務》卷十七，頁37。
（4）《咸豐夷務》卷十七，頁39。
（5）《咸豐夷務》卷十八，頁11。
（6）《道光夷務》第三冊，頁1300。
（7）《道光夷務》第三冊，頁628。
（8）《道光夷務》第四冊，頁1669。
（9）夏東元，《洋務運動史》，18章4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