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倫敦逼成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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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老舍是在倫敦居住５年，接觸英國文學，才成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異國生活的孤獨寂寞和貧困，才把這個中國年輕人逼上寫作道路。
　　老舍的父親是旗軍，每月僅３兩餉銀，全家生活本已十分困窘。庚子之役，父親死於北京護城之戰，連這點收入都消失了，全家靠母親縫補漿洗得些微收入免於成為餓殍。長子舒慶春好不容易讀些書，成為小學教師，在民國初年，這是個受人尊敬的工作，報酬還算不錯。１９２２年老舍受洗入基督，併到燕京大學跟埃文斯學英文。此人是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校外考官，由他介紹給北京西城區禮路胡同的倫敦傳教會伍德小姐，聘為東方學院教師，任職５年。因此，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７歲的老舍來到倫敦。小說《二馬》中記述了他第一天走上異國國土所感到的茫然心情。
　　老舍在東方學院任教，聘期５年，年薪僅２５０鎊，每個月僅２０鎊，而當時一般學生在英國的生活費每年３００鎊。從如此低的工資中老舍還要省出錢來寄回中國，撫養母親。據寧恩承回憶，當時的老舍，“一套嗶嘰青色洋服冬夏長年不替，屁股上磨得發亮，兩袖頭髮光，胳膊肘上更亮閃閃的，四季無論寒暑只此一套，並無夾帶。”
　　老舍的工資一直沒有增加，直到１９２６年夏，老舍才給東方學院院長寫信要求提薪。信中說：“對於工作，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屬於合同規定的，只要是學生願意學的課程，我都教了。現在２５０鎊的年薪，不足以維持我在倫敦的生活和贍養我在中國的寡母。”措詞雖不亢不卑，但窘迫之情可見。
同時，老舍也嘗到了異國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後來說：“據我看，一個人即便承認英國人有許多好處，大概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樂意與他們交朋友……至於一個平常人，儘管在倫敦或其它地方住上十年八載，也未必能交上一個朋友。”
　　老舍在倫敦的朋友，主要是一些中國學生，當時有“六君子”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但老舍最好的朋友是許地山。那時許地山只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沒敢做作家夢，連個“文學青年”都算不上。兩人相知莫逆、無所不談，甚至能在街上站着談三四個小時。可惜許地山不久去了牛津，只能偶爾來往。
　　老舍後來在《我的創作經驗》一文中承認：“２７歲我到英國去。倘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為小說家。到了英國，我就拼命的念小說，拿它作學習英文的課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離開家鄉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過去幾年的生活經驗。為什麼不寫呢？”在眾多作家中，他漸漸迷上了兩個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時候最愛讀的。”而康拉德，“他的結構方法迷住了我。”
　　在倫敦的第２年，他用３便士一本的學生練習本寫成了《老張的哲學》，取材於他在北京的小學教師和草根群眾的政治社交活動。寫完後，許地山正在倫敦，許讀後大笑，大約沒想到這個談吐頗為機伶的青年寫作也那麼幽默。老舍問他評價如何，他不置可否，代為寄到上海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處。兩三個月後小說就發表了。這幾乎是五四新文學的第一個有分量的長篇小說，雖然其中的誇張帶着過於明顯的狄更斯標記。一年後，完成第二部長篇《趙子曰》。又一年後，完成了以倫敦華人生活為題材的《二馬》。
　　１９２９年６月老舍結束在英國的教職，去歐洲旅遊，並續寫《二馬》的下半部，依然是愛情小說，名之為《大概如此》。後來老舍追尋康拉德小說的軌跡，到了南洋新加坡，這部小說擱置一邊而永遠沒有完成。
　　老舍在倫敦還有一件“趣事”。他為數不多的洋人朋友中，有一個怪人埃傑頓。此人下了１５年功夫，譯出了《金瓶梅》，可能是至今英文惟一譯本。初版時，尚為英國書刊檢查所不容，因此“淫褻”段落全譯成拉丁文，似乎專供懂拉丁文的牧師們享受。扉頁上寫了題獻給“好友Ｃ．Ｃ．ＳＨＵ”。前言中又說“如果沒有好友舒慶春的慷慨幫助，恐怕不敢擔此重任”。但老舍的任何回憶從不提此事。須知《金瓶梅》德文版出版時，中國留德學生示威抗議，差點把譯者庫恩先生揪出打一頓，罪名是污衊中國人。這麼說，老舍的小心也有道理，至少直到“文革”期間紅衛兵不知道此事。 （摘自趙毅衡著《倫敦浪了起來》，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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