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昨天，我們深深愛過，當時緊握的手是那麼炙熱；
今天，在同樣城市中，我們故做冷漠地各自生活。
愛可以讓兩個人都帶着傷口，一個夢撕成兩個世界。
當我們老去，一切風淡雲清，想起那段愛情是否還會覺得
我和你，不只是可惜

——歌詞《昨天•今天•明天》

我是那樣匆促的來到了北京又離開了北京。
我不敢在北京久留，我害怕呆得久了就真的再也沒有勇氣走了。
任何一次我離開北京只是因為勇氣和賭氣，但是，若我真是要想留在北京，可以有一千條、一萬條的理由。我相信無論把線穿在哪一根針上，都有可能織出的是一幅美好的錦繡。——但是我不能，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敢。
我在快30歲的年紀上已經參悟了一個道理：愛，有時是占有；有時，是懂得放手——不是放了別人，是解放自己，因為我們的鎖鏈已經太多太多，就算那真的是一條幸福的鎖鏈，但也還是約束、還是羈絆、還是會讓你衍生出無邊的對未來的惶惑。
記得有個年輕的女人這樣說過：“我想要很多愛。如果沒有愛，有很多錢也是好的。如果連錢也沒有，至少我還有健康。” 很多和我同齡的女人在我們現在的年紀和閱歷之上獲得的人生觀一定和她是正好相反的，在我們看來，最想要的是健康；既然沒有健康，有很多錢也是好的；如果連錢也沒有，那就給我們一點愛吧。愛是最沒有保障的東西。偏偏我們卻總還要把自己最好的光陰都耗在它的上面，對它窮經皓首、窮追不捨。

我只在北京逗留了兩個夜晚就走了。我甚至沒有回一趟故鄉江城。我是一個很好面子的人，出國了，沒有混出一點樣子，回去以後說什麼？我最怕面對的就是父母，只有他們是我覺得我有責任要做一個交代的。但是我現在拿不出一個體面的交代啊。那就迴避吧，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走的時候我和誰也沒有打招呼，我想沒有什麼道別的必要。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圓規中活着，誰對誰都不是最關鍵的。芸芸眾生之中，我們都不是誰的誰，我們只是我們自己。名字是我們的符號，父母在賜予我們生命的時候給了我們這個品牌，於是，我們帶着它掙扎。很多時候，我們只需要對自己交代，為自己活着，朝前方看着，僅此而已了。

又在澳洲混了一年。
我終於開始慢慢適應這裡的生活了，想到也許今後一輩子就真的要在這個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我不能不極力的改變自己，以趨被同化。
我們的大house裡面新搬了一對housemate，也是一對新移民。他們和我年齡相仿，也是在國內申請的P.R.(永久居留)，拿到了以後就到澳洲來坐所謂的“移民監”。我很羨慕他們，起碼他們相互之間有個照應，那種夫唱婦隨的場景真的很溫馨。哪怕吃完飯以後要多洗很多個碗盤，那也值得啊，有人欣賞你的勞動啊。這兩口子對於未來也沒有更好的安排，所以他們就和我一樣，選擇了讀書。反正在澳洲的福利體制下，有了P.R.身份的人讀起書來等同於local，不用去交納那昂貴的學費。男的選擇了去讀當時還很熱門的IT專業，他讀的master不是research，是course work，而且是專門針對沒有IT的background的學生來設計的課程，所以強度很大，差不多是要用一年半的時間把一個IT的本科連帶碩士的學業全都給解決掉。他每天都被不計其數的作業給追趕着，經常深驚半夜了還挑燈夜戰，很是勤勉。女的就一心在家裡當着家庭婦女，算計着怎麼把生活弄得更節儉又更滋潤一些。也不知道是本來就有預算呢，還是一不小心玩出了人命，總之他們到了澳洲沒幾個月，望着女的的肚子就高昂了起來。看着他們經常在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來，說，男的會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女的會生一個健康可愛的寶寶，真是很讓人嚮往啊。其他的我不羨慕，我只是看到他們即將要進行的養育下一代的浩繁工程，很覺得有些眼熱。做女人的，沒有不想當一回母親的。但是，沒有機會啊，暫時也沒有可能啊。
女人在年輕的時候有太多的閱歷確實不是一件好事情。就象我，來來去去之間，一直還是單身。我對我身邊的男人提不起精神來，不論是唐人還是鬼佬，我們之間只能是相視一笑的交情。
心裡要是有期待的話，可能應該是寄托在夏競這個名字上了。他是唯一一個和我那麼複雜的過去沒有牽扯的人，他有那麼明亮的眼神和明媚的笑容。我很多次地想過，要是我真的和他在一起，我會很快樂的。做他的小小的妻，聽人家喊我一聲“夏師母”，和他一起過一些粗茶淡飯、舉案齊眉一類的平常簡單的生活。我們都是文人，我們最懂得從哪裡去欣賞和迎合對方。我是這麼想的，但是我沒有，什麼也沒有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帝給我的一個禮物。
我回澳洲以後給夏競發過一個Email，我告訴他我已經把房子給賣了，那套留在他那裡的鑰匙只能是個紀念了——如果他願意還把它們留下來做個紀念的話。
他給我回了Email 說，他從來都是把那套鑰匙當成是一個紀念的。他在Email里問我，你連房子也不要了，是不是真的就要了斷回家的路了。
我告訴他，不是這樣的。家不是房子。有時候家就是一種氣氛，一種空氣，在現在的我看來，家的概念和物質無關。我遲早是要回家的，也許是在我坐完“移民監”之後，也許是在我葉落歸根的時候。我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但我知道，我總受到家的指引。
夏競不再問我什麼，有時候Email給我他最新完成的一些作品，他只是把那些文字放在“附件”里，而真正信件的正文部分，他總是留白。
對我，他什麼也不說了。
除了想念，我們什麼也不用去說。

我和裴俊、童濤還偶爾有一些電話上的聯繫。他們也總說要到澳洲來看看，來看風景，也來看我。我知道這些是客套話了。出這麼一趟遠門對誰來說都是需要規劃的，窮人的規劃 在於經濟問題，富人的規劃就在於時間的問題。反正總有一些在而今目前眼下和現在的時段里比來澳洲更緊迫的事情，所以他們就總在電話里說着，我也就在聽筒邊聽着。我相信這是大家的美好願望，而我們，也還需要一些個有着美好願望的語言和形式來點綴着我們的生活，敲擊着我們的耳鼓。
差不多在一年以後，有一天，裴俊在電話里跟我說，他想把錢還給童濤。
我問他：“是不是生意有很大轉機了？”
他說：“還行吧，但是還不能說有很大的起色。但我想把童濤的錢儘快還掉，也算是了卻一個心願。”他又說：“救急的錢拿來用一年也算是用得比較久了，何況這錢裡面還貼了你那麼多的人情在裡面。”
我說那好，我回一趟中國吧。
上一次回中國是為了借錢，這次回去是為了還錢。以錢做藉口，我又可以回一次北京了。
可以再回北京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