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三年級時的一個下午，大隊的高音宣傳喇叭忽然響起淒婉的哀樂，一直不停地迴蕩在村子上空。因為那一年已經有好幾次聽到這樣的音樂，在教室外邊玩得正起勁兒的我也感覺到，一定有什麼不祥的事發生，某一個大人物去世了。傍晚，高音喇叭終於傳來了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聽大人們說：天上的一顆星星，對應地上的一個人。一個人去世時，天上的那顆星就會熄滅，或化為灰燼。只有代表巨人的星星隕落時，才留下痕跡，讓人發現，因為巨人的星星要大很多、亮很多。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春夏之間，據說就有三顆明亮的星星划過天際，隕落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預示着有三位巨人要離開人世。我常常在繁星滿天的夜間看到流星划過蒼穹，留下長長的一道光影，瞬間即逝，不知它們是不是就是人們所說的隕星。

那年的一月，周恩來逝世；七月，朱德逝世；不久，一場大災難降臨神州大地——唐山大地震。病中的毛主席派華國鋒副主席親自去唐山慰問災民，解放軍日夜兼乘奔赴前線救災。

震後餘震不斷，甚至距離唐山一千多公里的永濟縣也有震感。公社不敢掉以輕心，通知大家做好防震準備。有一陣兒，西下村家家都在大道兩旁的空地上，用木材和塑料布支起簡易的防地震帳棚，將家裡值錢又方便搬運的東西和生活必需品都搬出來，即使下雨天也不敢回家住。好在是夏天，晚上天氣不冷，睡在戶外反而更涼快。這樣，膽戰心驚地過了一、兩個星期，平安無事。地震的餘威漸漸散去，但唐山大地震後的慘狀卻一點一點地傳來。

九月，又傳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接着是追悼會，我還清楚的記得：電影放映前的《新聞》片中，播放的細雨中華主席致悼詞的場景。

毛主席對那個年齡的我來說是神，是無處不在的神，更形象地說好象個符號。因為到處都有毛主席語錄，牆上、電線杆上都用石灰或油漆整齊地刷着。經常能聽到“毛主席萬歲”。我甚至不知道他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不明白“語錄”是什麼意思，更不能理解他也會去世。

西下村在學校的禮堂里設置了“毛主席紀念堂”，讓全村人弔唁。紀念堂正中間放一張大方桌，方桌上擺放一個大鏡框，裡面是一張毛主席半身像，鏡框周圍掛着黑紗。桌子上是紙紮的白花。四周擺滿了花圈，大的直徑有兩米多，都是村里年長的婦女緊急精心設計製作。全村男女老少由各生產隊長組織，輪流來到紀念堂，在主持人的指揮下，不斷播放的在哀樂聲中，對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後悲傷地離開。偶爾有人悲傷過度需要被攙扶着走出來。

所有大人的胳膊上都佩戴着黑紗，胸前佩戴小白花。每家每戶的大門上也懸掛着黑紗。有的人家裡也設有簡易的靈堂，對着白瓷燒制的毛主席塑像不時地祭拜。村子裡有好一陣子沒有人舉行結婚儀式。

又過了不久，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有一天，學校通知全村的小學生都跟着大人，舉着小三角紅旗，三三兩兩地走到公社所在地——鹼莊（現稱常青）。在平時唱大戲、放電影的學校大戲台下，聚集着全公社各個村莊的上萬人，聽台上公社書記作重要報告。只見戲台上一排桌子後面坐着一個穿綠軍裝的人，遠遠地也看不清楚長的什麼樣，手上拿着稿子，對着麥可風念。一會兒一個“四人幫”，從四周安裝的大喇叭傳到耳邊。場下的人亂鬨鬨，互相打着招呼。碰上親戚朋友的，正好拉家常。家長找不着孩子的，扯着嗓子喊。各村的幹部忙着維持秩序，讓大家靜靜，認真聽書記講話。我還沒弄明白“四人幫”是什麼東西的時候，大會已經散了。大家又在熱熱鬧鬧中陸續趕回家。

學校里也開始深入批判“四人幫”，我也漸漸弄明白：王、張、江、姚原來是四個人，其中有一個女的是毛主席的妻子，一起組成了“四人幫”，干盡了壞事，迫害了許多好人。音樂課上，老師開始教唱《你辦事，我放心》、《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歌曲。我們村有人煞有介事地宣稱自己是華主席失散多年的弟弟，要進京相認。

沒有多久，國家恢復高考，不唯成分論，任何人都可以憑考試成績上大學，取消推薦上大學的制度。那時候還常聽到“老三屆”這個詞。我們村就有個作老師的“老三屆”考上了大學，成為全村小孩子的榜樣。家長都開始重視小孩讀書。特別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我的父母親也開始每天檢查功課，作業不完成，不能睡覺；問題答不上來時，或者考試退步後，父親都會批評我們。

輟學已經四年的三叔也想重新開始讀書，他被迫離開學校時已經上初二，生產隊四年起早摸黑的勞動磨練，已經使他長成一個強壯的小伙子，祖父母也開始張羅着給他說媳婦。他執意要讀書，而西下村的初中已經沒有名額，三叔也覺得年齡太大，不好意思在本村上學，自己跑到二里地外的鄰村——東信上初一，成為班上年齡最大的學生。他珍惜再次讀書的機會，非常刻苦，但運氣不佳，幾次高考都差幾分未能如願，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小學教師。

文革後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已經陸續開始返城。我們公社的知識青年都集中在鹼莊的小農場，有集體宿舍和食堂。公社專門為他們劃分出優質試驗田，作為獨立的生產單位，自己種地、種菜，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平時偶爾來各村體驗生活時，才住在我們村子裡幾天，與農民打交道。此刻，小農場變的空空如也，死氣沉沉。

這些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幾年裡，雖然帶來城裡人的知識和新鮮氣息，也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鄉村的純樸之風。他們的素質良莠不齊，長時間沒有家長在身邊管教，有些人很快養成抽煙喝酒、偷雞摸狗、爭風吃醋的壞毛病。不同來源地的知青經常借看電影的機會打群架，甚至鬧出人命。據我所知，當時最大的幫派就有來自電機廠和發電廠的本地幫，及北京、上海來的大城市幫。

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汗牛充棟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把知青個個都描寫成了受委屈的時代受害者，博得了無數的眼淚和同情。如果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那個時代，似乎也不公平。

恢復高考和知青返城，也曾在農村留下無數個現代版的“陳世美和秦香蓮”的故事。我們村就有人剛上了大學，就逐漸與農村的未婚妻疏遠，最終分手。

接着又一件大事：送《毛主席選集》第五卷下鄉。一群人敲鑼打鼓，坐在一輛四輪拖拉機上，從公社來到大隊門口，將一捆一捆嶄新的、用紅綢布繫着的《毛主席選集》第五卷送來，大隊幹部畢恭畢敬地雙手接過，組織幹部社員學習。

在學校，老師讓大家上課時抄寫《毛主席選集》第五卷上面的話當寫日記，有的段落要求背誦。只不過是照葫蘆畫瓢，死記硬背，其實我根本不懂毛主席講的是什麼意思。

四年級時，學校開始實施秋季入學和升學的制度，我的四年級因此多上了半年。公社各村學校開始成立聯校，全聯校統一出題考試，年終各村比較學生成績。“青渠屯公社”也改名“常青公社”。各村逐漸取消初中部，挑選優秀教師，籌備成立“常青中學”。

我開始接觸課外讀物，迷上看小說。家裡的書除了《毛主席選集》和我們的課本外，就剩下一本被母親用來夾鞋樣的豎排字的繁體字書，好象是《小說月報》。姨父是老師，每次去古城村的姨家走親戚時，我都鑽在屋裡，找姨父攢下的小學生雜誌，一讀就是半天。有時向高年級同學借書，有被揉的破破爛爛的，沒封面，沒頭沒尾的小說、雜誌，甚至手抄本如《梅花黨》等。晚上在煤油燈下，躺被窩裡看，上課偷偷藏在課桌下看。

這一年，薛老師生小孩，請假一年。在四年級多上的半年裡，我們班又先後換了幾個年輕的女老師。她們都剛剛高中畢業，沒有教書經驗，常常被學生氣哭。但都很認真，很耐心。她們最終都出嫁，離開了西下村，對我而言，幾乎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但我會永遠記住她們的名字：孫曉梅老師，張琳老師，張榮榮老師。

村子東面的“尊村引黃大渠”開始挖掘，沿渠的每個村子負責修建一段工程。村子裡年輕人在冬天都參與修建大渠，吃、住都在工地。冰凍堅硬的工地上紅旗招展，爆破的聲音此起彼伏，小平車、拖拉機歡快地跑着，幾十公里長的大渠工地，熱火朝天。第二年，黃河水蜿蜒流過西下村，永遠結束了農民靠打井和靠天收穫莊稼的日子。

村子裡成立了計劃生育工作宣傳隊，由婦女隊長，保健站的赤腳醫生帶領，挨家挨戶地勸婦女少生孩子，勸說孩子多的母親做手術。

祖父終於被摘掉了扣在頭上幾十年的“四類分子”帽子，名義上，我們家與貧下中農的地位開始平等了。對我們兄弟姐妹來說，這就如橫亙在面前的一扇厚重的大門，打開了一條縫。只要我們探出頭來，就能看見廣闊、燦爛的外面世界；只要我們願意，就有機會走一條與祖父母、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