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喜歡中國電影 (ZT)

　　毫無疑問，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蹟之一，也是人類的一種奴性。權力崇拜起源於恐懼，是一種應當受到輕視的情緒。
　　 ——波普
　　
　　幾乎沒有什麼發現比那些揭示了觀念根源的發現更令人惱怒的了。
　　——阿克頓勳爵
　　
　　一部好電影必須具備多種配方，才能分別滿足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要求。配方一般包括：曲折的故事情節，深刻的電影主題，精美的電影特技，宏大壯觀的動態場面，高超的攝影，動聽的音樂，精彩的人物對白，當紅影星的傾情演出等。《辛德勒名單》，《泰坦尼克號》，《勇敢的心》，《拯救大兵瑞恩》，《角鬥士》，《鋼琴師》這些奧斯卡影片幾乎都包括了以上配方，而中國電影在構建以上配方的優質元素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中國電影不為老百姓喜歡的一般原因。就我而言，我討厭中國電影主要不是因為中國的電影特技，音樂，攝影不如外國，這些技術因素都是可以原諒並可以指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得到改善的，今天的中國電影技術與十年前相比已經有了長足進步，這可以成為我們對未來中國電影技術的發展保持樂觀的理由。但是中國電影人的意識二十多年來卻幾乎沒有進步，不時散發出腐朽的，殭屍一般的氣息，這是我討厭中國電影的主要原因。
　　
　　在我所看過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不可救藥的包含了說教，只不過這種說教跟文革和文革以前相比更加隱蔽而已，道德至上，集體之上，國家至上，權力至上在中國電影中俯拾可即，沒有哪一部電影不考慮導向的問題，即使第五代導演如田壯壯，陳凱歌，張藝謀等也不例外，中國人要等到一部純潔的真正的電影出現，就象等待風塵女子回心轉意而從良一樣艱難。
　　
　　不能說張藝謀們沒有理想，他們也想拍出傳世經典，他們也知道電影是表現人的，但他們不清楚究竟應該表現人的什麼東西，或者他們知道應表現人性，但不確切知道表現人性的什麼，怎樣來表現。於是在他們的電影裡有離奇的情節，宏大的場面，優美的攝影，惟獨沒有人的靈魂，沒有把全部心力放在屬於人類情感的真理上，如愛、榮譽感、同情心、自尊心以及犧牲的精神，他們忽略了一個常識：任何“作品裡缺乏這些世界性的真理，則將無法流傳久遠，並且會遭人責罵”（ 威廉·福克納），在這點上，電影作品和文學作品的標準一致。在看國產電影時，我們常常有不舒服的感覺，但一般沒有去深究，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人不舒服？下面我們就以《鋼琴師》和《英雄》為例，深究一把，前者是今年奧斯卡獲獎影片，後者是今年奧斯卡落選影片。
　　
　　《英雄》在中國創下了票房記錄，她的攝影尤其是對色彩的大膽運用，堪稱中國第一，武打設計堪稱大陸第一，就正如張藝謀自己所說，也許多年後人們對《英雄》的故事情節，敘事結構可能會忘記，但對片中的有些情景，畫面應該還記得。畫面的精美程度絲毫不遜於好萊塢大片，這些或許就是《英雄》能獲奧斯卡提名的原因。但它最終沒能續演《臥虎藏龍》的輝煌，箇中原因已被《英雄》創記錄的票房吞沒了，英雄除了畫面，武打，還有什麼呢？這是看了電影后讓人產生的一個大大的疑問，全片的高潮是無名和殘劍在刺殺秦始皇的一剎那，突然為秦始皇的統一論打動而放棄刺殺，於是英雄誕生了，這個英雄完全符合張藝謀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概念，張藝謀早就說，要用全新的理念去打造英雄的形象與定義：英雄是一個胸懷天下、為民謀福、推動社會進步的人。無名，殘劍是英雄，但在張藝謀看來，最大的英雄是秦始皇，片中沒有一個角色比秦始皇更符合“胸懷天下、為民謀福、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概念。在這裡張藝謀赤裸裸的表現出了對權力的崇拜——一種“最壞的偶像崇拜”，影片宣揚的意識是，要麼統治他人，要麼屈服於他人；要麼成為一個與命運搏鬥並且贏得榮譽的偉人和英雄（赫拉克利特說：“越是偉大的奮鬥會帶來越大的聲譽。”），要麼歸屬於“大眾”，把自己交給領袖並且為集體的更偉大的事業而犧牲。這種誇大自我和集體之間緊張的重要性中，有一種神經質的、歇斯底里的因素。這種歇斯底里，這種對文明的緊張反應是那種強烈要求英雄崇拜的倫理學、統治和服從的倫理學的情感基礎，這種情感基礎在中國人身上根深蒂固並不為自己所知。
　　這種意識和當下主流的歷史觀一拍即和，這或許是《英雄》的首映式能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的別樣原因。 當下主流的歷史觀眼中的歷史指的是權力政治學的歷史，而不是指的人類發展史，不包括那些被遺忘的、不知名的個人，雖然也許他們的憂傷和快樂、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為止人類體驗的真實內容。個人的價值，尊嚴，榮譽從來不是主旋律考慮的問題，自然張藝謀的“統一高於一切”的理念（實際是權力高於一切的理念）會得到主旋律熱烈響應，從而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成為中國電影人的聰明樣板。然而張藝謀不明白“一切現存的歷史，偉人的歷史和權力的歷史，至多是一場膚淺的喜劇，是一場在現實之後的權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劇”（波普），因而它註定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甚至它也無法在奧斯卡評委的眼皮下矇混過關，波普這樣揭示歷史的本質：“沒有人類的歷史，只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無數的歷史。政治權力的歷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歷史。但是我認為，這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再也沒有比把貪污史、搶劫史或放毒史當作人類史更糟糕的事。因為權力政治學的歷史不是別的，而是國際犯罪和集體屠殺（它當然包括某些掩蓋它們的企圖）的歷史。這就是在學校中講授的歷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頌揚為歷史的英雄。”
　　
　　“有一種經歷叫倖存”這是《鋼琴師》表達的主題，類似的主題《辛德勒名單》，《美麗人生》也曾表達過，為什麼這樣的作品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引起震撼呢？我想，是因為它們撥動了人類靈魂深處永恆不變的弦，迫使我們拷問自己靈魂：我們是否有理性自負，道德自負的理由？在生與死的考驗中，個體的生命，道德，尊嚴究竟哪一個更重要？一個自詡受過良好教育，平常以理性而自負的人，在整個族群發瘋的時候，你的人性，道德還有多少？看了這些好影片後，我一方面深深地感到對一向自負的理性缺乏信心，另一方面，也增強了對人性弱點的理解與寬容。好的影片總能引導人向自己的內心世界進行探索。
　　
　　《鋼琴師》的主角是一位猶太人，青年時代就享譽波蘭的鋼琴演奏家，每天在波蘭電台向全國人民傳遞藝術的享受，直到德國人一夜間占領波蘭。猶太人被迫戴上大衛星的袖標，禁止在人行道上行走，禁止去餐館和公園，直到最後，無可避免地被趕到城中央幾個高牆圈起來的集中營，面臨滅頂之災。
　　在集中營里，鋼琴師一家先是做苦力，然後，被送上去別的集中營的火車，只有鋼琴師一人在別人幫助下得以倖免，卻從此與親人生死相隔。他做苦力，幫助抵抗力量傳遞武器，直到逃離集中營。在故友—————一對日爾曼演員夫婦的幫助下輾轉藏匿在德國人的街區中心，靠日耳曼友人的幫助存活下來，直到藏身之地被摧毀，他被德國高級將領發現。他用音樂打動了這位深知大勢已去的納粹，並在他的幫助下獲得了食物和衣服，等到波蘭解放，重返舞台。
　　
　　電影沒有離奇的情節，在表現人物感情方面非常內斂，節制，沒有鋪張的人物情感宣泄，影片的鏡頭清醒而體貼入微，它輕輕撫摩鋼琴師瓦瑞憂鬱的面龐，緊張關注着滿街的屍首，冷靜旁觀生命在瞬間破碎。生命如此甜美，又如此脆弱。影片當中纏繞着許多令人難忘的細節，流轉着一幕幕真實的存在主義生死劇。比如，剛被趕到集中營的猶太人在德國兵的皮鞭下奏起歡快的樂曲，兩眼含淚，跳着歡快的舞步。拒絕向德國人起立鞠躬的老人從樓上連人帶輪椅摔死在路上。生離死別之際，一家人用所有的錢買一塊糖，切成了六塊。新年夜，皮鞭下猶太苦力們高昂地唱起新年頌歌，雖是被迫，卻不見悲涼，依然有希望。在藏身之地，鋼琴師得到了一架鋼琴，不能出聲，他將手指懸在鍵盤上盡情演奏，沉入一個純粹而美好的世界，這一刻讓人淚流滿面。
　　
　　影片沒有一絲說教，沒有給主人公罩上堅決反抗納粹，參加1944年華沙起義的道德光環，而是讓主人公象畜生一樣東躲西藏，象老鼠一樣不見天日，從而凸現了納粹暴政下，人類膽怯而又強烈，懦弱而又持久的求生本能，嚴格說來，這部影片不僅僅是一個逃離集中營的傳奇、一種求生信念的揮揚和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導演波蘭斯基在破碎的視野上拔起悲劇的骨骸的同時，更講述一個在極度痛苦和壓抑中，依然保持充盈和完整的靈魂的人性故事。
　　
　　“是否關注人性”是《英雄》和《鋼琴師》最大區別，“關注人性”是人類對自身好奇的必然反映，是一切優秀電影的永恆主題，它不因時間的久遠而損失其價值。當然電影不是不可以表現統一，不是不可以表現道德，災難和戰爭，但道德，統一，戰爭，災難只能作為一種背景，為體現人性而存在的背景，而不能成為電影的主題，因為道德是相對的，不同的歷史事期有不同的道德標準，若道德成為了電影的主題，電影的生命就不會長久，它必將隨着時間的流失，道德標準的變化而過時。同樣，重大的災難和戰爭如已成為電影的目的，也必然隨着新鮮感的喪失而在人的心中逐漸淡化，模糊。唯有人性永恆！缺乏對人性真誠的關注（中國也有歪曲反映人性的電影），這是中國電影與世界電影本質的區別，也是我不喜歡中國電影的主要理由。我同意福克納的觀點：“人類之不朽並非只因他在萬物之中有着無窮無盡的聲音，主要是因為他有心靈、有同情、犧牲以及忍耐的精神，而藝術家的責任就在於寫這些事情，他們有權利幫助人類升華精神世界，提醒人們過去有過的光榮，如勇氣、榮譽、希望、自尊、同情及犧牲精神，詩人的作品不止是人類的記錄，也可以說是幫助人類生存及超越一切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