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錢瑗在英國Lancaston大學進修二年後回家，在國外學會烹飪，正做了拿手菜孝敬父母。

　　●錢先生的讀書筆記，從1936年留學牛津時起始一直做到上個世紀90年代，時間很長。人們都說錢鍾書先生博學、記性好，不知道他讀書多麼勤奮刻苦用功，這7萬多頁的讀書心得筆記實是最好的見證。

　　●錢先生病情日趨嚴重，身體逐漸虛弱。起先楊先生去探望，兩人見面總說說話；後來錢先生沒有力氣說話，就捏捏楊先生的手回答問候；再後來，只能用睜眼來招待楊先生的到來了，相互以眼神進行無言的交流。

　　●我那時不在北京，是從紐約電視中得知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錢瑗才走一年多，楊先生受得了這麼沉重的打擊嗎？我撥通了電話想安慰她。沒想到楊先生意外地平靜，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

　　今年3月4日是錢鍾書和楊絳先生的獨生女兒、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錢瑗逝世6周年忌日。她沒有留下骨灰，清明節無法為她掃墓，朋友們懷念她，也只有去到她學於斯教於斯幾十年辛勤耕耘於斯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文史樓旁走走，雪松跟前坐坐，憶往追昔，憑寄哀思。

　　還記得那年“三八節”在八寶山為錢瑗送行，在她那笑容粲粲的遺像下，擺放着一隻精緻的花籃，素帶上沒寫幾個字：瑗瑗愛女安息！爸爸媽媽痛挽。可人人走到這裡都不免鼻酸淚下。錢瑗是爸爸媽媽的最愛，他們沒來同女兒告別。錢先生臥病醫院，楊先生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暫時還沒敢把阿圓去世的噩耗告訴他。而楊先生自己肝腸欲斷，實在難以面對這令人心碎的場面，寧可獨自在心裡默默地為女兒送行。

　　錢瑗是累垮的，接連不斷的政治活動、大小會議，熬更守夜批作業、編講義，常年高負荷運轉。學校離家遠，交通又不便，有天早晨急匆匆趕到學校，臨進教室才發現腳下穿的竟是兩隻不一樣的鞋。精神之緊張，由此可見。入住醫院以後，還在病床上修改教學計劃，指導研究生修改論文，忙個不停。當所有這些告一段落，她已非常衰弱，可能預感來日無多，儘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療的折磨，還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無所事事的時間，把過去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留為紀念。

　　錢瑗是肺癌轉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這事瞞着錢瑗和她父母。他們以為是可以治癒的骨結核症。1996年11月3日，醫院報病危，楊先生方知實情，忙勸女兒“養病要緊，勿勞神”。錢瑗聽命，放下了筆。她想寫的《我們仨》就由楊先生來完成了。

　　楊先生知道女兒病危，沒敢告訴錢先生。她照常天天到醫院看望。錢先生病中頭腦一直很清楚。1996年11月12日，他忽看着楊先生背後連聲喚“阿圓！阿圓！”。楊先生說，“阿圓在醫院裡呢。”錢先生說，“叫她回家去。”

　　問“回三里河？”

　　“那不是她的家。”

　　問“回西石槽？”(錢瑗的婆家)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的家裡去。”

　　楊先生答應為他傳話；錢先生就閉上眼睛不說話了。

　　楊先生真把錢先生的話轉告女兒，錢瑗微笑點頭。她領會爸爸的意思。骨肉親人之間的心犀相通往往如此，不管你信或不信。

　　錢先生原不願出《錢鍾書集》，以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拗不過三聯同志再三請求，陳說種種理由，於是同意。他在病中，不能自己作序。楊先生寫了《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一文代序，表達了錢先生的觀點，尤其是：“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他不開宗立派，不傳授弟子。他絕不號召對他的作品進行研究，也不喜旁人為他號召，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意思本很清楚，也很有針對性，可惜這對正在大揭文幕、掘文墓，炒作“錢學研究”的人，竟不起作用。

　　錢先生病情日趨嚴重，身體逐漸虛弱。起先楊先生去探望，兩人見面總說說話；後來錢先生沒有力氣說話，就捏捏楊先生的手回答問候；再後來，只能用睜眼來招待楊先生的到來了，相互以眼神進行無言的交流。也許充滿愛意的對視也是一種慰藉，錢先生不論被病痛折磨得多麼睏乏無力，每天探視時間一到，定必使勁睜眼迎候楊先生，直到1998年冬的一個早晨，剛過了他的88歲生日後不久，離開了人世。

　　我那時不在北京，是從紐約電視中得知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錢瑗才走一年多，楊先生受得了這麼沉重的打擊嗎？我撥通了電話想安慰她。沒想到楊先生意外地平靜，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還有許多事要做。遵循錢先生遺囑，後事一切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告別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也不留骨灰。此刻是北京時間下午1點，她正要出發去醫院陪送錢先生遺體前往八寶山火化。事後聽朋友說，楊先生一直陪送錢先生的遺體到焚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真是難捨難分。60多年相知相契、相濡以沫的同心伴侶，從此人天兩隔，楊先生心上的痛楚是任何別人體會不了的。

　　我重見楊絳先生已是半年多以後，她瘦了，正在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之一《斐多》。雖然是從英譯本轉譯，不識古希臘文、不熟悉哲學，以楊先生素來對翻譯的嚴格要求和認真態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無疑是聰明的選擇：用楊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她“正試圖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柏拉圖這篇描述蘇格拉底就義當日在雅典監獄裡與朋友們的談話，談的正是生與死的問題，主要談靈魂。

　　楊先生的譯作獲得成功，她自己也從極度痛苦中逐漸走出。《斐多》首印1萬冊，很快脫銷。香港、台灣相繼出版此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一位年輕的英語教授，跑了許多次書店才買到一本。她說不管跑多少次書店，一定要把《斐多》買到。她不僅讚賞楊先生的譯筆流暢，更為楊先生沒因遭遇重大不幸而封筆感到高興。

　　楊先生可謂馬不停蹄，隨即投入錢鍾書先生手稿的整理出版。錢先生做有大量讀書筆記，他去世後經楊先生反覆整理，分出三類：一類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筆記，共34000多頁。二類中文筆記，數量與外文筆記不相上下。第三類為日札，讀書心得，共23冊，2000多頁，分802則。手稿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聞所未聞，令人嘆為觀止。人們都說錢鍾書先生博學、記性好，不知道他讀書多麼勤奮刻苦用功，這7萬多頁的讀書心得筆記實是最好的見證。

　　錢先生的讀書筆記，從1936年留學牛津時起始一直做到上個世紀90年代，時間很長。手稿多年隨着主人顛沛流轉，從國外到國內，由上海至北京，下過幹校，住過辦公室，歷經磨難，傷痕累累。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虧得楊先生耐心細心，一張張輕輕揭下，緩緩抹平，粘補缺損，分類裝訂。7萬多頁手稿，不知楊先生花了多少時間，肯定很累，而更令人感傷的是遺憾！面對這凝結着錢先生心血與智慧的頁頁手稿，人怎能不想，如果不是無休止的運動，洗澡、反右、四清、“文革”、下放、流亡、臥病……，多少部《管錐編》的姊妹編已經問世，留貽後人。

　　錢先生生前有話：他的東西，非要經過他自己看過，才可以出版。他的讀書筆記怎麼辦，讓楊先生犯難了：出版吧，錢先生沒審過；親手毀了它們，自己下不去這個手。想來想去，還是把它們當作資料留下來。商務印書館深知這些讀書筆記的學術價值，毅然斥巨資立項，將錢先生的全部筆記手稿掃描印行，保留原貌，公之於眾。楊先生相信公之於眾是最妥善的保存，也就放心了。

　　這段期間，楊先生還與遼海出版社簽約出版錢先生的《〈宋詩紀事〉補正》。書稿經錢先生審過，楊先生寫了序。1998年底已簽約，由於出版方的種種原因，始於今年5月面世，三聯書店將收入《錢鍾書集》。

　　錢先生的作品逐一安排妥當，楊先生又趕緊落實全家的一個心願，那就是在錢先生病重的時候，一家三口(錢先生、楊先生和他們的女兒錢瑗)鄭重決定，將錢鍾書和楊絳作品的全部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以獎掖那些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使他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錢、楊二位先生對受獎的學生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他們學成以後，有朝一日能以各種形式報效祖國、回報社會。

　　“好讀書”獎學金2001年9月建立以來，由錢鍾書、楊絳作品出版收入積累的資金目前已近200萬元，有9名學生獲得獎勵。隨着《錢鍾書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詩紀事〉補正》(十二冊)《圍城》英文版、漢英對照本的陸續出版，基金總額將相當可觀。

　　錢鍾書、楊絳先生生活樸素、工資不高(據我所知，楊先生自1952年工資定級到1987年退休，級別從未動過)，他們將一字一句寫出的作品所得傾囊捐贈，反映了他們對讀書的酷愛和對後輩學子的期待。這一舉措，中外也不多見，得到社會的尊重與認同。有些小故事挺感人。那年夏天，三里河宿舍施工，在楊先生窗下裝卸材料，通宵鬧騰不停。楊先生幾夜不能入睡，服安眠藥也不頂用。我們很擔心，跑去和工地主任商量，能否動作聲響小點兒，或通知一下夜裡幾點來車，讓老人等裝卸完了再服藥。沒想到工人師傅一下圍攏來七嘴八舌：您說的睡不好覺的老太太就是把稿費全捐給窮孩子上學的楊絳吧，我們看晚報全知道；沒說的，一定要照顧……。工人師傅們說話算數，從當夜開始，裝卸聲響大大減小。楊先生散步時看到鋼材底下鋪着草墊子，磚頭裝在編織袋裡。美國有家出版社請求重新印行英文版《圍城》，所擬合同十分苛刻，後來獲知作品預約金和版稅是付給作者在母校清華設立的Philobiblon Scholarship，大為感動，痛快答應版權方所提的一切修改意見，立即簽約，並專門寫信向楊絳先生致以敬意和問候。

　　2002年冬，當各事已就緒，楊先生定下心來聚精會神地開寫《我們仨》，這是她女兒未能完成的文章。回憶往事，很難不觸動深藏心中的傷痛，她幾乎是伴着眼淚寫完的。讀過初稿的朋友，也無不感動落淚，尤其第二部：我們仨失散了。大家似乎跟着作者在錢鍾書先生父女人生的最後驛道上，重新走了一回。楊先生的心情和那意境，恐怕只有錢先生1991年為她構思中的小說所寫的詩句足以寫照和體會：“夢魂長逐漫漫絮，身骨終拼寸寸灰。”

　　楊先生的筆調依然清新優雅，保留着她特有的冷雋幽默，有人稱之為cynical者。錢鍾書、楊絳、錢瑗“我們仨”，在楊先生傳神的筆下，躍然紙上，生意昂然，讀來十分親切。他們性格各異，志趣相投，都將讀書治學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們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們對生、老、病、死的透徹豁達，使人深受感悟啟發，獲益匪淺。

　　楊絳先生曾希望她對錢先生讀書筆記採取的辦法，能夠“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實際上又何止《錢鍾書手稿集》一書，這些年，楊先生所辦理的一切事，無不做到了這一點。《我們仨》的創作出版，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