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醫院離史鐵生的家不遠；當時兩個陌生人見面還沒有“電話預約”的程序。這樣，一個下午，我信步走到史鐵生的家，扣開了他家的小門。

我推開房門，一股的尿和煙草的混合氣味撲面而來。房間很小，家具很簡單。一個男人坐在床上，熱情地招呼我。主人不能站起來；一根膠管從他的衣襟下導出來，聯到地上的一個玻璃瓶里。他是史鐵生。我就坐下，和他聊開了。我們開始談了一些個人的經歷。他說，他是“清華附”的，本來想作電氣工程師。後來，文革了，插隊了，病了，病退了，等等，等等。他又說，一般國家危難的時候，會造就一批寫書的。我連忙補充道，是呀，象你這種情況的，也進了作家的隊伍。我剛說完，立刻意識到我的話很不禮貌，也非我的本意。短暫的尷尬後，鐵生哈哈大笑起來，說，你的話沒錯。他問我為什麼上醫學院？我說，第一年高考時，非常茫然，上醫學院的志願是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這是我們共同話題的第一個交匯點。當時我們那一代人，能夠找到，能夠看到的“好書”不會超過一百部。我們會從一本書跳得另一本書，從一個人物跳得另一人物，從一個格言跳得另一個格言。談話的節奏不斷地加快。

北京的冬天白天很短。小屋裡慢慢暗下來。鐵生的面目也不清楚了。他偶爾抽一隻煙。煙火一明一暗，映着一張方方的臉，黑框的眼鏡，蓬亂的頭髮。看上去，象一個雕像，也象一副木刻。

我在告辭時，鐵生邀請我常來。很實稱，我又去了幾次。談的都是些“不着吊”的；有物理的，有“老子”，有生物的，好像還有“聖經”。我們都沒有談過他的病，他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當時，對他的身體情況，我們是心照不宣的。一個癱瘓病人，膀胱上引出一根簡易的管子。一不留神，管子會滑出來。反覆的感染，腎功能不全。其前景，不難預測。鐵生一直自認為名字裡有“鐵”，命硬。和他相處時，你會感到他的“陽光”。這種“陽光”不是造作的，假裝出來寬慰別人的。它源於對於生命和死亡的大徹大悟，半帶哲學半帶宗教。鐵生有很多的朋友。他們會用輪椅推着他爬香山或什麼地方。與鐵生相處，你會感到心靈的洗滌和精神的滿足；憐憫是微不足道。

後來，鐵生的寫作進入上升期，我就不好意思去找他“侃”了。但我一直關注着他，讀他的作品，讀他的情緒，讀他的人生。

在他六十年的人生里，大約有十八年屬於正常人的生活。那是從出生到文革前的十五年和插隊時的三年。文革開始後，鐵生由於家庭出身，被劃在“不許革命”的一批人裡面。他破了工程師的夢；但因此讀了大量的文史書籍，為後來的寫作打下了基礎。

據說，鐵生願死後將大腦和肝臟捐獻出去。從醫學講，腦細胞是最早死亡的。大腦移植是一個在技術上無法實現的幻想。但那一行行，一頁頁的文字裡，他已經把他的大腦一點點捐出去了。

小時候，北京的雨很勤，雨水也大。雨後，院子裡和巷子裡有一片片的積水，馬路上也有一道道小河。大雨剛停，男孩子女孩子們迫不及待地衝出房門。他們把各式各樣紙作的小船放在水上，再推波逐瀾。這是他們童年的遊戲，也載着他們童年的夢想。有一個男孩和他們一起，跑着，跳着，叫着，笑着。他也會“使壞”，把水撩在同伴們的身上，船上。

他的名字叫史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