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自行車
文革前，父親月工資是149.5元；文革開始後，父親被下放勞動改造，每月只有30元生活費。
1971年，天津開始落實政策。父親問題被定性，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由工廠紅衛兵查抄的東西有一部分給退還回來，有的東西沒了下落，如紅旗自行車就不了了之。前幾年被扣的工資給了部分補發。那個年代人們工資收入水平很低，一個普通家庭收入只夠勉強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像現在家裡都有些存款，添置些東西，如自行車、手錶、收音機、電視機都不太費勁。父母手裡有了落實政策的幾千元，那就顯得很有錢了。自己有一個上山下鄉到甘肅農墾兵團十一師當農墾戰士的妹妹，還有一個到山西陵川生產隊插隊務農的弟弟。還有天津師大外語系的妹妹是1967年畢業生，1968年被分配到河北省衡水地區農村勞動。在天津工作或讀書的還有三個妹妹。做父母的沒有不心疼惦記自己兒女的，父母拿出一大部分錢分給了我們做兒女的每個人，一人一份。我用父母分給自己的四百元錢，花170元買了憑票供應的上海生產的鳳凰28自行車一輛；買瑞士進口《百浪多》手錶一塊，用去了175元。
我的天津96中學同事、好朋友杜世恩先生，家在北京，愛人沒有正式工作，有三個子女都在讀書，家庭經濟生活很困難。1974年春天，申請調到北京工作得以獲准。不過杜先生的家和他的工作單位豐臺區岳各莊中學距離較遠，沒有代步交通工具上下班是比較困難的。自己當時的家就在工作的學校內，基本是宿舍-辦公室兩點一線生活方式，沒有自行車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經過家庭內部協商，決定將鳳凰自行車送給好友杜老師，幫助解決上下班交通困難問題。
1977年，杜老師家庭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他自己添置了一輛新自行車。暑假裡杜老師又將鳳凰自行車託運到天津，給了自己......
三輛自行車的故事講到此處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