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故事每天都在重複.四月里我也曾回到北京,為了看看,為了死心......
2003年3月，我再次短暫地回到中國。
事先我為自己此行找了很多的理由。
當我背着輕薄的行囊踏上歸途的時候，才發現，回家是最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到底哪裡是我的家呢？武漢？北京？還是其他一個我呆得比較久和比較習慣的城市？或者是一個有着我的寄託和歸宿的地方？現在填寫各種表格的時候，已經不問籍貫了，說的是出生地；不講民族了，說的是國籍；——所以，我在向澳大利亞海關提交的出境單上填寫的常住地址是布里斯班的一條雅靜的小街的名字。它應該算是我的家了吧？在這個離中國有十多個小時飛行時間的海濱城市裡，有我的父母和妹妹、以及他們的事業，有我的兒子、和他熱愛的玩具，有我的房子、和我自己挑選的家具；有我的車、和我開車時倒背如流的每條街名••••••有時候一覺醒來真的很恍惚，窗外吹來的清風讓我需要重新確認一下我的立身之地。因為，這樣和煦的陽光和這樣舒適的床榻，小時候我在武漢的家中享受過，在大學裡偷來的一次懶覺中遇見過，在巴黎的租屋中領教過，在和自己喜歡的人纏綿之後醒來的時候，沉迷過••••••
我的兒子在一歲多的時候就曾經教會我，什麼叫做家。那時候，我已經和他的父親分開了。我獨自在北京工作，兒子在武漢和我的父母一起。當我在周末回武漢看他的時候，他含着眼淚跟我說：“媽媽，你別再一個人走了。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媽媽就是我的家。”
他以我為家。
那我呢？
兒子冰雪聰明，他在三歲的時候寫了一首小詩，他說：“樹是蟲子的家，天空是小鳥的家，水是烏龜的家，殼子是蝸牛的家。”我追問他，那你的家呢？他想都不想就脫口而出一連串的英文——那是我怕他萬一走丟、不斷跟他強化、讓他可以這樣跟警察說的一個地址——就是我們現在在澳洲的住處。兒子剛隨我到澳洲的時候，英文說得還不好，這個地址被我寫在一個小卡片上面，每天給他換衣服都一定記得要給他拴在衣服的某一個有鏈褡的地方。
——沒有根的人在漂泊的時候好像每一個去處都是家的指引。
我這次回中國的時候，海外蔓延的是關於SARS的種種傳聞，儼然中國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疫區，甚至評說北京是個“死城”。有朋友知道我要回中國的時候開玩笑說，你發燒了、還是想發燒啊？幹嘛這個時候回去呀？
我說，我想念中國了。
朋友又說，你沒有看到網上說的中國的情況啊？給自己多留幾天的生命好不好啊？你找死啊？
我說，死哪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我其實是想念一種空氣，一種我浸染了30年的空氣。空氣里有我的成長和我的夢想。不管我走得有多遠，有一個夢總是牽繫在這個土地的——哪怕這個土地被人稱做是“疫區”，哪怕這個空氣里摻雜有SARS。
朋友說，如果你這麼想念一個土地，那麼這個土地上一定有你喜歡的人吧。
我不置可否地搖搖頭。
但是，在心裡，我把一些人的一些個名字再一次排列了出來。這些名字都捆綁在那片我想念的土地上。他們沒有能夠留下我，而我也帶不走他們的愛。有些事情就那麼永遠地被淹沒在那片空氣中了。在我經常性的自虐式的反芻之後，我想呼吸那些空氣，也想祭奠另外的一些空氣。
世間有一種人，他生活在離我們很遠的地方，但他又永遠擱在我們的心裡。一個閃神，可能就會許多年。我們漫不經心，我們雞零狗碎，我們玩世不恭，我們在世界上某一個他們找得到或者找不到的空間裡,過着自己的日子，有意或者無意地把他擱在一個專門的角落裡，仿佛因了他的遙遠他就決然不會和我們一樣漫不經心、雞零狗碎、或者玩世不恭。他的思想，他的容貌，他的悲喜，他的社交，包括他的詞彙量，永遠都停留在我們為他定格的一個年歲上。我會視他為一個被我書寫的名字。而一切的名字，自然不會老去，自然不會變質。他被我們經年累月地打造成一個不朽的想念中的不朽的名字••••••然後，靜等再許多年之後，他真的走了，就象一個人摔門而去，再也不會掉頭回來。那時我們會悲痛，因為我們永遠再見不到他了。其實，我們在這許多年間何嘗又有機會或者找機會見見他呢？
那些名字呀——
愛是好東西。
舊事裡有愛情，也有叫着那些名字的男人的影子。
多年前的一個夏夜，和某個人在北京火車站散步的時候忽然就想遠行了，於是他就帶着我坐在了一輛夜行的列車上。上了車以後才想到我們不知道究竟要到哪裡去。車廂里寥寥幾人，夜涼如水，窗外黑暗無際無邊，偶爾有幾盞昏黃燈光，天地孤寂蒼茫。記得那時候車廂里的廣播裡里迴響着一首老歌：“我們擁抱着就能取暖，我們依偎着就能生存，哪怕在茫茫人海中，就要沉淪••••••”
那一刻以為即使是沉淪也一定會和他在一起的。
那一刻堅信只要相守便不會有沉淪。
——遺憾的是都成為舊事了。
只是，誰傷過你的心？灰飛煙滅也就罷了。如果尚有餘痛，能記得的，還是那個男人。其他的，消失無蹤。
不是薄情，是當初不夠用心。
我到達北京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安頓好我簡單的行李，換了一件我覺得象是去赴約會的華裳，馬上打車去了海淀。我想給住在那裡的有一個人來一個驚喜。一路上我都在設想着這是怎樣一個激情的重逢場面，真的就象一場戲吧——他的目光，他的手心，他的甜言蜜語，還有，那每一個即將在我身上着陸的、可以被燃燒的理由••••••
但是，當我站在他的家門口時，沒有人來應門。這就是現實。不要以為你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來了你就可以要到你想要的東西。即使你要的只是一點點浪漫。
我掛通了他的電話。
他說不知道你怎麼就來了啊。
他說他正在不遠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一個人。
我們就在那間很小很小的湖北菜的館子裡見面了。空氣中瀰漫的是豆瓣醬和煨湯的油膩味道，它們和我身上的着裝很有些針鋒相對的意思。我以為這樣很好。因為我可以確認了，我確實回到了中國。在這種中國特色的家常廚房的氣氛中，我看到了我心儀的這個中國人。他吃的是我的家鄉菜——粉蒸肉，榨菜千張絲，還有瓦罐雞湯。
他說我走了以後他差不多每天都在這裡吃飯，這兒已經是他的後廚了。
我點頭說好。他喜歡吃湖北菜我當然覺得好啊。
他怕我等得久了，就呼啦啦地很囫圇地吃着，我看着他，記起我曾經對他說的話——“如果世上真有羅密歐的話，他就應該是你這個樣子的”——哦，我和我的羅密歐的久別重逢，就這樣開場了。
真好。
我想，怎麼開場都好。因為這樣可以真的看着他了。
我想好了，這次，只要他跟我說，你留下來吧，我就真的把北京當成家了，哪裡都不走了。
瓦罐雞湯太燙，上面還有不好散熱的浮油，於是我們就把它打包了。
我抱着被層層報紙包裹的熱瓦罐，坐上了他的自行車的後座。他搖搖擺擺地騎着車。早春北京的夜色里，我們象兩個談着戀愛的小男女，晃悠悠地駛向我們要找的快樂。瓦罐把我的胸口捂得暖熱暖熱的，就好象怕我和他相處的時候熱情還不夠多一樣。
在他那個儒雅而簡約的小屋裡，我重新被他細心收藏的古董包圍起來，被他精心書寫的字畫包圍起來，被他寬厚的臂膀包圍起來，被我迷醉的氣息包圍起來••••••
輕輕擁抱着，演一場不太認真的戲。我們相擁着站在門口的穿衣鏡前看鏡中的自己，他說：“我們很相配啊。”
我說：“是啊，我們都還很年輕，很好看。”
他問我：“你來中國就是為了看我的嗎？”
我說：“是啊。”
他問：“那你想看我多久？”
我說：“你要多久就多久吧。”
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未來是什麼樣子。我們都可以肯定，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但我們就是那樣彼此迷戀着，吸引着，思念着。好在屬於我們共同的話題不象屬於我們共同的時光那樣少得可憐，好在我們都在努力學會誇張我們相處時的每一寸機會。身體裡那些似乎永遠不會消退的欲望是放大鏡、也是萬花筒，把我們有限的快樂輻散得那麼龐大而又繽紛——那既如煙火、又如曇花般的美麗啊，我們趕天趕地地複製着，我們歡天喜地地欣賞着，我們驚天動地地炫耀着。
這些時候,我們很愛情地活着。室內的溫情帶着些潮濕和黏膩幽幽暗暗地瀰漫着，天荒地老，恍若夢中。
我們就這樣製造着一些也許快樂也許不快樂的東西。
他重新在這種氛圍里承認了關於喜歡的一些情愫。我便欣喜若狂着。於是開始偎在他懷裡規劃着關於未來的一切。等着我能放下身邊的事情，等着他的生活走向軌道。更遠的，會想起未來的未來我們會不會有個可愛的孩子，甚至在想那個小天使該有個怎樣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
我們若痴若傻的，卻也歡喜無比。
SARS來的時候，整個北京城裡的愛人們，都象我們這樣弱智而瘋狂地做愛嗎？
——應該是吧。
我記得薄伽丘有本描寫即時行樂、享受生活的的書叫做《十日談》，書的創作背景就是在中世紀1348年前後，那時黑死病瘟疫流行。生命太脆弱了，過去很平靜的生活一下子受到了那麼大的衝擊，人們都會停下來想一想，該怎樣享受生命和度過生命。也許，性是最大的享受吧，因為它更接近人的本能和本心。贏了愛情輸了世界又何妨？
所謂“SARS”，以它給北京人帶來的新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理解是“Such a romantic story”——這樣的一個愛的開始。
但我沒有榮幸走進去。
我跟他說我們不要分開了吧。
他一笑，說，你傻呀。你不是說澳洲那麼那麼好嗎？
我說澳洲那裡真的有很好的陽光，我習慣了常常到黃金海岸去衝浪和曬曬太陽。那裡的陽光很刺眼，象那些我總是不敢正視的愛情。你和我一起走吧，那裡是個好去處。沒有人會比我們生活得更享受。你知道，以前讓我羨慕的一些人去了米國，還一些人已死去。我已不嚮往了。
他說，他也曾經想着自己乾脆死在女人身上好了。但是，至少到現在我們還活着，我們還總在挑挑揀揀地過着。他也習慣了這種清貧的隨意了，至於到底是在哪裡，和誰一起，都不重要了。
我們就一起搖頭，為了相同的無奈和各自的理由。
我們重新進入角色。
他英俊的臉上掛着我的一些沒有滋味的淚。我們沒心沒肺地笑，一起流着鱷魚的淚。
這時的我們都很軟弱，需要互相扶持才能走入下一個場景。
很多人被我們拋在腦後，我們說我們也沒正經愛上過誰。
他說這年頭難得遇上一個無情人，我們是同類。
我說這年頭難得遇上一個有情人，不是無情就是太過濫情。
他說你碰到的儘是有情人，有一些，有一些累。他說他是怕被別人愛上，而我怕的是愛上別人。
於是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單純得讓現在的我落淚。
而澳洲的陽光始終離他很遠，我攥不住任何一片給他帶過來。
我要他記住這些個夜晚，我們不會強作歡顏，我們都是不稱職的演員。
他說，其實這些與愛情無關，只是月圓之夜我知道你在抬頭望天。我們在一起相處的時候，說過的話全都不算。
我們想經營一些個太過刻意的夜晚，但我們本身，一直為的卻是滯留於某種飄零的生活。
——我在偷笑了，如果他知道，一定也會如此這般。
是啊，倘若可以贏了世界輸了你，那又何妨？
幻覺中，我們彼此交換了眼神，之後，丟棄了可能；最終，忘記了溫存••••••
哦，“SARS”，他說，“那是Smile and remain smile。”
是嗎？是這樣的嗎？微笑是可以永久Keep和Keep永久的嗎？
記得王菲慵懶地唱着，不是醒不來，醒來依然沒有未來••••••
那就Smile and remain smile好了。
一周后，我重新回到澳洲。這裡已經有我太多不能割捨和放棄的東西。
北京可以點燃我的瘋狂，但我畢竟還沒有被瘋狂殺掉。
我知道我不可能皈依給我在瘋狂的時候做出的任何決定……
——不論是哪一種的SARS，virus或者是lover，都沒有使我潰敗。
我還是要回到我的生活中去。
我不覺得一個人真的能夠放棄自己的感情，但也不能拋棄自己的責任，到最後就這樣有了一個決定，其實它們的產生一點也不突然。
——我本來定的就是一周往返的機票。
也許，來北京就是為了看看。
也許，來北京就是為了死心。
走的前一天，我專門到他那裡，幫他把他所有的臥具都清洗了。晾曬了滿滿的一陽台。滿屋子都是被太陽曬過的好聞的洗衣粉的清香。它們徹底取代了縱慾的一切氣息。他或許也知道我的心意——我就是想銷毀我存在過的物證，包括味道和空氣。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之間會有人想着要去摧毀和刪節這一段經歷的，不管那時是為什麼事、什麼人。與其在那時被不堪地清除，還不如現在我自己來做。好象還可以以為自己在做焚花一類的唯美的夢。有些事情就象夢，做有些事情的時候就象在夢遊，那種感覺很迤邐，就讓它們只是留在那種叫做懷念和遺憾的細胞里吧。
我們做過的事情，別人也在做；也許，還要和別的人一起做。
很多年來，我們愛過的人，就因為這些原因，一個個跑龍套般地粉墨登場又一個個地匆忙謝幕，一直地在換了又換着。
那天，終於承認了我們的喜歡無法抵抗時間無法抵抗距離無法抵抗誘惑。
於是不再談未來，不談相處，不談哪個曾經感動過我們的字眼。
許多年前我沒有能夠帶走的東西，這次依然也一樣。
——我早就該知道的，有些空氣豈是我可以帶得走的呢？
飛機抵達澳洲的時候，所有的空乘人員都戴上了三角錐形狀的活性炭口罩，機艙氣氛空前緊張。機艙的廣播中通告所有的乘客在原座等待醫療檢查。緊接着，一群澳洲本土的醫護人員更加全副武裝地出現在我們面前。盤查、巡視、測體溫••••••這就是來自“疫區”的人們的待遇，不管你是什麼膚色，你拿的是什麼護照。瘟疫面前充分體現了人人平等。
大半個小時之後，我們才被批准可以全部下飛機。
在這種已經很有些緊張、恐慌和無序的狀態下，還沒有等機艙門完全打開，有一個公務艙的乘客就急匆匆地要搶先走，空姐攔住了他。那乘客很傲慢，他大聲地叫嚷着：“你知道我是誰嗎？”空姐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從容地看看他，然後，用對講機跟機艙內的所有乘客說：“請大家注意，這裡有一個乘客不知道他自己是誰。”周圍知道原由的人都鬨笑了起來。這乘客氣吼吼地說了句：“???? you！”還是那個年輕而美麗的空姐，她甜美地看着這個說粗口的乘客，悠悠地告訴他：“那你也得要排隊呀。”
我禁不住感嘆於這個女子的歷練了。在這個遠離SARS、但也被SARS的陰魂纏繞的機艙里，她用她的不露聲色讓我們在驚惶中找到了笑容。
我們都知道，我們來自一個特別的城市。但是他們不知道，我還有些特別的故事。
回到澳洲以後，我在Email里跟他說：“你永遠是個有故事的人，新鮮的、繽紛的、年輕的愛情故事。而我，現在是個講故事的人。夜夜臨睡前給我的兒子講童話，比如笨笨熊和肥肥豬、比如猴子和鱷魚、比如狐狸與烏龜、還比如小蝌蚪找媽媽••••••我是個媽媽啊。”
童話的世界裡，美麗的天使在歌唱，吉祥的鳥兒在飛翔••••••
——我不能活在他的故事裡，就象我不能活在我的童話里一樣。
有些人我大約今生都無法再見的了，雖然我們都還要各自地生活幾十年，雖然我們可能都會活得很精彩。
我可以在紙上之乎者也着一篇又一篇，但，真正的事實是，天涯海角，我和他們已沒有機會再去上演生離死別了——我們無關彼此。
同時，這個世界照樣生旦淨末丑。
突然就就想起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
越洋電話里，我問他，若我們現在仍然在同一個城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不
會有些不同？
他的沉默就算是答案了。
有些事情，其實答案我們都心知肚明。
SARS來的時候，我看着他站在風暴的中央。我是那樣真誠地想着以這個藉口來靠近他、和靠近包括着我和他的一種不可實現的未來。天知道在今天的這個時候我是多麼的羨慕流蘇，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的婚姻。於是我那麼殘酷地竟然希望這場SARS也能成全我們的一些什麼啊。
——可惜我們都安然無恙着。
——原來我們都可以安然無恙着。
回澳洲的頭一天晚上，我看了電影《時時刻刻》。
病入膏肓的理查德坐在窗邊，臉上浮起微笑，對克拉麗莎說：“沒有比我們倆更幸福的人了。”
說完，他忽地翻身落出窗外，重重地摔下樓去。
我對自己說，對幸福的態度只能這樣，要麼遺忘，要麼絕望。
之後，片末的最後一句話讓我淚如雨下——
女主人公一邊決絕地走進水中，一邊在畫外音里說：“別總是讓我們分開••••••”
不想分開的，是幸福，還是與幸福有關的那個人？
只有在分開成為一種必然的時候，我們才會感覺和感動。
好在彌久之後，分開也是一種麻木的理由。
沒有任何一種供我選擇的道路指引我留下來，我便只有繼續漂泊，以奔跑或者凝固的方式在另外一種空氣中懸浮——為了我的未來，照顧好我的現在。
活着，不一定是為了前進，只是為了證實我無法後退。
以前，我問人家：“我是你想得到了的嗎？”
人家回答我說：“是啊，見到你之後我才知道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現在，如果我還有心情去問人家：“我是你想得到的嗎？”
人家一定會覺得我在這個年歲上的輕薄。
是的，輕薄。
輕薄又會把你怎樣？
輕薄又能拯救我的什麼？
就算人家不說我的輕薄，人家也一定會告訴我說：“哦，你呀，失去你之後才知道有些東西原來是我不需要的。”
遺忘？還是絕望？
人生僅有苦澀是不夠的，就象飲料中只有咖啡是不夠的一樣。
我所接待的人生，好比是一直在做選擇題，可我想，我的心是一道填空題——缺席的那一個，遲遲不來。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關於我的故事，有好多種版本，因為那個時候我的人氣還比較旺，周圍總有一些體面而成功的男人；但我敢肯定，那些傳說沒有一種是準確的。那算是緋聞嗎？一些多事的人總是喜歡把視線聚注在我的身上，是他們總在不停轉動的眼球和眼球背後的饒舌讓我明白，緋聞不過是一條帶着花邊的圍脖。這條圍脖曾經勒死了阮玲玉，而它現在的意義就是裝飾，或者取暖。我因此炫目過、也被溫暖過——夠了。我不計較那些唾沫星子當中有誰真的明白我想要的是什麼？我想遇見什麼？我想被誰遇見？還有，有什麼是我最不想遇見的？
這些個始於傳言、又在人們一次一次熱衷傳播的過程中加以改編和創造的故事，其中有多少真實性，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我過去一直沒有辯解和訴說。
世界上有兩種事情是在當時當境不能傾訴的：一種是太幸福，一種是太悲哀。
無論是其中的哪一種，都會使內心的感情極為豐富，而最豐富的感情是無法表達的。
從我15歲自以為自己懂事到現在，又一個15年過去了。就象電影《東邪西毒》裡的一句台詞說的那樣，“總有些事情你不願意再提，或者有些人你不願意再見到”，那些不想提的事情和不想見的人編織了我的這15年。
很多時候，寂寞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它常常不請自來，而且來了就不願意走了。我不知道它怎麼就這麼喜歡我。當然，我也學會如何去適應和習慣它了。
其實，在我這個年紀就和寂寞結成至交真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私生活里，除了耽於回憶以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行進中的生活乏善可陳，以這樣的慣性走勢我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會和一個什麼樣的男人拴在一起。我還有的選擇嗎？回憶，起碼可以讓我多一些體味和幻想吧。我總是需要一些快樂的，哪怕它們很簡約、很平俗、甚至有些下作。我可以用一种放鬆自己的方式重新擁有那樣的快樂，僅為迷醉一時——但人畢竟是要有些操守的，你放縱了自己你就永遠做不回你自己了。所以，就去回憶吧，回憶那些過往中沒有被放縱的快樂。這樣的快樂以倒述的方式過完癮之後自然不免青澀，但它們沒有污濁。它們還能讓我相信我有可以陳列我痴情的權利。
而這些，在我這次回中國的時候被重新梳理了一次。
在建國門附近一個叫“阿力健”的蒙古烤吧里，我跟一個我並不相熟的朋友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小時，那個時候我才發現即便我總是在反芻着我的過去，但還是有很多鮮活得象生命本身一樣的細節被我淡然地忽略了。
我還發現，跟不熟悉的人來回憶你的生活，你可以找到一個完全的傾聽者，你可以不被一些善意的補充打斷，也可以迴避掉一切關於你的成見。你可以被他的聆聽還原出一個本來的你，然後你客觀地總結說，你的現在和你的過去，其實完全各自獨立。
我也跟他講了我現在生活中最親近的這個在北京的男人——居然這也是被我當成過去時來陳述的。就象一個有魔杖的巫婆，我提前預言着我自己的還正進行着的愛情。我更驚訝於自己對傷痕的修復能力非凡，當年無怨無悔、對每一絲疼痛都耿耿於懷；而今，卻能夠把各種感情都保存到5度左右，幻想這個適合牛奶保鮮的溫度，也同樣能使我的生命保鮮得久一點。
那個朋友鼓勵我把這些都寫下來。同時問我，既然這麼斑斕地經過着，你為什麼要走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告訴你說你不該走？
看着放盛蒙古烤肉的精緻器皿和器皿下閃爍的火苗，我想了很久才不能自圓其說地回答說：“是啊，在我和那些故事裡的主人公把生活演繹得越來越動情的時候，我去了海外。我走得很輕易，就象為了不吵醒一個人的甜美睡眠而輕輕帶門出去。這可能是一種損失。但我還是堅決地把品嘗細軟的權利留給了後面跟上來的女孩子。而我，情願象一個久治不愈的病人，遠遠地，對那些名字，保持着持久的想念。只有這樣，我的生活，才是我一個人的演出。場場都是絕版哪，不過，有沒有人看見我的謝幕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想念，和這個盤子裡的烤肉一樣，總是溫熱的。因為有火苗在底下燒。
我不知道我下次回到中國是什麼時候。
我在這次離開中國前給我記得的那每一個名字都打了一個電話。
在每一個電話的結束語中我都問他們：我們會什麼時候再見面呢？
有人說，我會儘快到澳洲看你的。
有人說，我爭取到澳洲看你。
還有人說，不知道啊。
——說不知道的人，說的是大實話。他是對的。唯一不對的是，他讓我如此的難過，而我沒有權利讓自己安之若素；這就象我還愛他或者以為自己還愛他，而他不愛我。這很不公平，但沒有辦法。魯迅先生早在寫《立論》的時候就告訴我們了，大實話是最讓人不堪的。
在那個“不知道”的回答之後，我關上了電話，也關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如果關上眼睛，把心打開，是不是就可以見到他們了？
如果我們相處過一天，那就做一天的愛人。
如果我們相處超過一天，我們就做更長久一點的愛人。
——我們曾經愛過，這個事實不容否認，因為它們已經過去了。
這樣的一個四月，多事的四月。全世界的電視、廣播和網絡都在講SARS，講薩達姆，講人類的大災難。而這樣一個四月，我迷路在我的未來里。
我想給自己找一個新的活法。
我在等待一個還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的電話。
我在想，或許有一個奇蹟的降臨。
四月的這樣一個夜晚，我打開了我的電腦。
我的手錶24點整，北京家中的表應該是22點。澳洲這裡還很清淨，街上沒有一個戴口罩的人，但我不知道我在中國的那個積滿灰塵家裡的表上有沒有漂浮着SARS病毒。
現在，薩達姆的手錶是17點，布什的表是上午9點。我不知道他們是在辦公室里安靜地長大，還是在計劃到哪兒選地盤群毆。
我閉着眼睛，聽見頭上的葉子在張開，聽見外面的樹枝在跳舞。
起風了，澳洲快入冬了。
韋 敏
2003年4月17日於Brisb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