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兩天發出一文《看艾未未事件，談文革和貪腐合流》，裡面附上了一篇古文《深慮論》，是明朝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所著。

在我的文後，阿妞在此文有一段留言，寫道：

“。。。可是，方孝孺是被明成祖剝皮。陳伯達曾勸毛讀《深慮論》，結果毛警告他“你連自己命運尚不可知，還要我來深慮？”最終陳皮也被毛熬藥了。。。”

有人可能不知道誰是方孝孺。這裡說明一下。

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為“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福王時追諡文正。在“靖難之役”期間，拒絕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剛直不屈，孤忠赴難，被誅十族。

這裡抄錄一段朱朱棣與方孝孺的對話，可稱千古對話：

      成祖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筆於地，寫下“燕賊篡位”四個字。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發怒民：“汝不顧九族乎？”

      方孝孺奮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方孝孺死後，獲得“骨鯁之士”的美名，評價相當的高。

其實，方孝孺所效忠的是建文帝，被燕王所殺，也算是死得其所，他畢竟沒有背叛他的主子。不過有人覺得他那樣勸諫朱棣也未免有些迂腐。

至於說陳伯達是不是忠臣，我不知道。我這裡想說，作為屬下，或者大臣，在勸諫上屬，領導，或者君王的時候，還是需要藝術一點的。勸諫本身是一門藝術，得用上心理學。用得恰當可利國利民，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用得不好，會招來殺身之禍。

當然，勸諫是否管用，要看勸諫對象和勸諫時間等諸多因素。

這裡我轉載一篇文章，寫歷史上的比較有名的勸諫的例子。眼下，中國大陸的情況比較詭異，比較微妙，明眼人都知道哪裡出了什麼錯了。不知道那些皇上跟前的大臣們，有沒有勸諫當今聖上。如果要勸諫的話，也是需要藝術的。弄不好會適得其反。

當然，這篇文字裡都是古代的例子，如今也許不是聖上一個人說了算，而是互相博弈的結果。不過就算是互相博弈，也需要互相說服，也同樣需要藝術的。

當然，此藝術，是和艾胖子的藝術是不同的。。。

勸諫的藝術（轉載）

勸諫是一門藝術。會勸諫的人不但能把人說服，而且通過勸諫能夠使勸方和被勸方和諧相處，關係更加融洽。“納諫”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人都是愛面子的，沒有誰喜歡被人批評。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願意整天被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更不要說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了。不會勸諫的人就有可能把本來融洽的關係搞得很僵，在君主暴怒之時卻加以強諫，與之爭辯，最後的結果是不但勸諫毫無結果，反而招來殺身之禍。中國歷史上有不少能說會道的諫臣，比干、文種、伍子胥、賈翊晏子魏徵等，有的一身正氣，犯顏直諫；有的審時度勢，旁敲側擊；有的獨闢蹊徑，啟發誘導。但他們勸諫的結果卻大不相同。

紂王繼位後昏庸無道，寵愛婦人妲己，整天沉緬於聲色之中，動輒殺人，連國家大事也不放在心上。比干多次上朝強諫。他說：“皇天為了百姓，才安排一個君王來為民作主，並不是做了君王便可以隨意虐待人民。現在您無休止地橫徵暴斂，壓迫人民，人民已經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您整天住在深宮哪裡知道百姓死活！現在國家的命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怎麼還可以隨隨便便地殺人？人心失盡了，國家也就要跟着滅亡。我們的祖先當年是怎樣地艱難創業，才奠定了國家今天的地位？現在把國家輕易地斷送了，這能對得起祖先嗎？”比干的這些忠正良言，對賢明的君王也許會產生一些作用，但對商紂這樣出名的昏君，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子比干犯顏強諫，最終激怒了視殺人為兒戲的商紂王。比干初諫紂王不聽，即留在宮中，得空便諫，三日不去。紂王問他：“是什麼力量使你這樣固執？”比干回答：“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王大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都是有七竅的，但不知道是否符實。”當即命人把比干拉出去，挖出心來驗明真假。商紂王在殺比干不久就被周武王斬首示眾，商朝也因此亡了國。

越王勾踐求和之時，伍子胥進言夫差：“大王，勾踐隱忍，不滅越後患無窮！”而夫差揮手而斥：“汝已老昏，滅越不如讓其世代進糧米金銀、奇珍美女！”伍子胥搖首太息：“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後之吳宮恐已為其池沼！”夫差聽後大怒，令人驅伍子胥回府。越王勾踐求和之後，又進獻美女西施，吳王沉迷。伍子胥見吳國亡日已快，便借出使齊國之際將其全家託付齊大夫鮑牧，一人獨自回吳。吳王夫差以吳子胥心有異志，遂賜屬鏤寶劍，讓其自死。伍子胥臨終前對他親近的門客說：“你們一定要在我的墳墓上種植梓樹，讓它長大能夠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懸掛在吳國都城的東門樓上，來觀看越寇怎樣進入都城，滅掉吳國。”然後，伍子胥自刎而死。夫差聞聽到他的臨終遺言，說：“伍子胥你死都死了，還能看見什麼？”於是命令下屬砍下伍子胥的頭顱，將其懸掛在都城東門之上，還惡狠狠地說：“你不是想看嗎？就讓你看個夠吧！並把伍子胥的屍體裝進皮革袋子裡，漂浮在江中。

文種的戰略見解與越王發生分歧時，以“為國弔喪”、“寡婦三哭”的極端手法而諫，不僅招致越王的震怒，更令主戰的將領們強烈反感，力主殺他而穩定軍心。動輒就“臣願以死進諫”勾踐說：“你別總拿命和寡人相搏，你當真以為寡人不能殺你？你既然這麼想死，寡人就成全你的心意。”當勾踐以夫差賜死伍子胥的同樣方法賜文種死時，文種仍“執迷不悟”。他只怨勾踐無情無義，卻不知自己的心境與識見，已與越王相去甚遠。某種程度上說，文種之死無可避免！

如果君王有過失，做臣下的當然不能傻頭傻腦、直來直去的批評。勸諫時倘若自己一開始就亂了方寸，便難以用理智的心來觀察大局，更難找到合適有效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樣，反讓彼此都陷在困境之中無法出離。除了情緒平穩之外，勸諫時，也應注意時機與方法，直言相勸，不但不能給予對方提醒，反讓對方更加意氣用事，便失去了勸諫的最初用意。有時到最後，反而成了雙方之間的一種爭執。由於君臣關係的懸殊，臣下進諫需要採用委婉的方式來達到目的，努力在錯誤行為之中找到合理的、值得褒獎的部分，即使是附會，也自有妙用之處。甚至將錯就錯。相比以死來威脅都高明許多。

三國時，曹操想立才華橫溢、文思敏捷的三子曹植為世子，問及謀臣賈翊的意見。賈翊心中是不贊成立世子的，可是直截了當地否定曹操的心願當然不行，這會讓他在面子上掛不住。賈翊聽完曹操的話後，一直默默不語。曹操見他半天不說話，十分奇怪，於是問他為什麼。賈翊慢悠悠的說：“我在想一件事情，所以沒有能及時回答你的問題。”曹操問是什麼事。賈翊說：“我在想袁紹、劉表父子的事啊。”袁紹因為喜歡小兒子袁尚，於是讓他代替長子袁譚做了世子，袁紹死後，袁尚袁譚各樹一幟，相互爭鬥，曹操漁翁得利，把他們一一消滅。劉表也是一樣，他喜愛自己的小兒子劉琮，就廢掉長子劉琦，讓劉琮做接班人，最後也被曹操消滅。賈翊特意點出兩個廢長立幼而最終被曹操功滅的人才，意思當然是表明廢長立幼不可取，非常巧妙的表達了自己的勸諫。曹操也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其中的深意，於是就不再提改立世子的事了。以含蓄幽默的方式讓人感悟，而不是刺痛，這樣就不會傷了君王的面子，最終皆大歡喜。

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齊景公有一匹心愛的馬，交給養馬的官吏看養，並且囑咐要好好照料馬兒。誰想有一天，馬突然得了暴病死了，連養馬人都不知是何緣故。齊景公得知後，十分傷心，同時也很生氣，一定要派人將養馬者肢解處死。晏子此時侍立於旁，眾臣們見君王暴怒，也不知說何是好。聽齊景公一聲令下後，左右的侍衛便要進前去抓養馬者。晏子見了，馬上站了出來，示意侍衛暫且住手，自己便向齊景公請問道：君上，肢解人也須有個方法步驟，但不知古聖堯舜肢解人是先從哪兒下手的啊？正當惱怒的景公一聽，大吃一驚，想堯舜是一代聖王，愛民如子，哪會肢解人？自己如今這樣做，怕與聖賢背道而馳，反與桀紂為伍了。內心有所慚愧，便順口說道：從寡人開始。侍衛們一聽，於是退下。雖收回肢解之令，可景公餘怒未消，下令說：“免去肢解，將他交付牢獄，處以死刑吧。”晏子聽了，並沒有再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禮問道：“君王，此人真是罪大莫及，只可惜他還不知道為什麼要被處死，恐怕會死不瞑目。不如讓微臣替君王將他的罪狀一一說明，也叫他知道自己所犯之罪，然後再交獄執行，好讓他死得甘心，您覺得可以嗎？”齊景公一聽，覺得晏子的話也不錯，便答應了。‘晏子於是上前，當着眾臣之面，開始數說起養馬的人來：“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條大罪：第一條，君王讓你養馬，結果不小心，馬暴斃死了，等於你殺了馬，應當判你死刑；第二條，死的馬是君王最愛的馬，應當判處死刑；第三條，君王因為一匹馬就殺人，讓全國的百姓聽說此事，必定會因此埋怨我君愛馬勝於愛人；諸侯如果聽說此事，必定會輕視我們的國家。但是追究原因，只是由於你把君王的馬養死了，最後竟讓百姓生怨，兵力削弱於鄰國，更應當判處死刑。現在，交付獄吏，執行死刑吧！”齊景公在座上聽後，不禁驚出一身冷汗，條條都不足判養馬者死刑，並由此也見到自己的過錯，不由喟然長嘆，對晏子說道：“先生您就開釋他吧，開釋他吧！無論如何，也不能因此傷了我的仁德啊！”

人在暴怒時，常會意氣用事，說出或做出一些與常理相悖之事。齊景公在愛馬死了以後，傷心過度，一時氣極，竟要以極刑處死養馬者。雖然臣子們都知道這個做法是不對的，但景公暴怒之下，倘若強要直言相勸，只怕不但無法解救養馬者，自己也要惹禍上身。晏子在此情急之下，能沉穩不亂，並急中生智，以善巧的勸諫，解救了養馬者，同時，也讓景公發現自己的過錯，收回成命，可以說真是智慧過人啊！這樣順水推舟地幫助對方看到這個行為所帶來的後果。當清楚明白後果的嚴重時，自然不會一意孤行。利用一點時間來讓對方平靜，當情緒平緩之後，考慮事情便會更加客觀、謹慎，於此，便可以避免很多錯誤發生。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藉此警戒自己，在暴怒之時，或是在喜極之中，不要輕易做出任何決定。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對君臣的故事傳為美談，那就是魏徵與李世民，前者正直進諫，後者禮賢納諫。這固然需要以唐太宗是個明君為前提，但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重要的一點：魏徵不僅正直，他更是一個非常智慧與機敏的溝通大師，從而將他對李世民的影響發揮到了極致。

唐太宗和魏徵之間曾經有過一段著名的談話。唐太宗問魏徵：“你是忠臣還是良臣？”魏徵深深地低着頭說：“老臣一向為國鞠躬盡瘁，以後自然也會堅守崗位，不負陛下所託。但是，還請陛下不要把老臣視為忠臣，就當做良臣吧。”太宗繼續問道：“忠臣和良臣，到底有什麼不同呢？”魏徵說：“自然有所不同。所謂良臣，不僅其本身受世人稱讚，而且也可以為君主帶來好名聲。而忠臣不但會使自己遭受誅殺的橫禍，就連君主也會為他背上暴虐無道的罪名。這樣一來，國家就會滅亡，僅為忠臣留下了後世美名而已。由此可見，良臣和忠臣猶如天地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