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有案可查，我在師孔站台 里指出：把孔子的銅像放在天安門廣場，“說得好聽點兒，是孔子站台，說得難聽點兒，叫做孔夫子當街拉客。”因為孔子雖然說是中國的文化名人，可中國卻遠遠不是一個文化國家，我自然要質問：“孔子，作為萬世師表，還有多少剩餘價值？或者反過來問：立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可以放棄批孔，進而反過來與他‘和諧’交歡？”

當然，該文的結論反而歸結成一個問題“但是很明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地位，不再是唯一或者主導的，它不但要自作多情地向孔夫子飄來媚眼，而且不得不容忍這一新時代的雄性二奶的突兀出現。 而孔夫子對他，則是一臉正氣地‘非禮勿視’——雖然只是在天安門廣場的邊緣，但是誰能知道哪個能站到最後？”

查該文的登錄日期是2011年1月31日 。還不滿三個月，答案就出來了。社會主義文化生活的優點就在於意識形態簡單化，來時一陣風，去時不留蹤。不過還好，孔夫子年紀大了，行走不方便，最多也就是從當街的顯著位置退縮到博物館的內部地帶。

孔子，再次“靠邊站”，不會太傷心吧？老人家見的市面多了，不會感覺衝擊太大的。

可這短暫的一陣新“折騰”——九點五米高，幾十噸重的銅像，來回廢立，不叫折騰叫什麼？——不僅回答了我的表明的也是現實的問題：“哪個能站到最後？”也同時回答了具有核心意義的政治問題：“立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可以放棄批孔，進而反過來與他‘和諧’交歡？”

多元文化，以至於多元政治，又一次與中國擦肩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