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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江浙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 關於錢先生的“三個半說”，一語歸綜，即兩廣人跳出來，說：革命了！於是江浙出錢，湖南出人，鬧將起來，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東人出來擬章程，就這麼，天下由大亂而大治，三個半人便搞定了。

“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江浙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 錢鍾書先生的這番話可謂擊中了湖南人的心扉，湖南人很是受用，在和外省人談及自己的籍貫是如何牛逼時，此話也被每每稱引，並順帶出“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之類的壯言，夯實洋溢在嘴巴上的自豪感。兄弟是湖南人，但性格內向，看到《湖南人為什麼縱橫中國》那樣的標題，心裡有說不出的緊張。當同志們問起自己的籍貫時，報聲“湖南人”，僅此而已。倘若對方禮貌地誇我的出生地出名人多，我也只是友好地“哈哈”，決不會把錢鍾書先生的話順勢搬出來，顯露“登恆山而小天下”的睥睨，至於“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湖南人寫就”這樣的話，兄弟是萬不敢冒險說的，如果碰上一個有鋒芒的人，說：哦，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一段，半部由湘人寫就嗎？那我就只有尷尬，然後訕訕了。

考據幾段史料，查找幾個名人，再引述幾條評語，恐怕不只是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河南人都會突然很牛逼，都縱橫中國，誰說不是呢？哈哈。何況，錢先生的話也不一定就是在夸誰呢。事實上他在說一件事——在中國，但凡成就大事，需分四個階段，要有四種能力，而這四種能力比較強烈地體現在兩廣人、江浙人、湖南人和山東人身上而已。

具體哪四種能力，兄弟不揣淺陋，茲以“革命”的名義，試為諸公剖析之。帶頭搞事的能力，當推兩廣人。舉幾個直觀的例子，洪秀全在廣西起事，孫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啓超領銜戊戌變法，中華民族適逢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幾個廣東人站在風口浪尖，把神州大地搞得風生水起，乾坤顛倒。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也是在廣東的南海邊的漁村，點燃星星之火後燎原中國的。賭和冒險，廣東人喜歡，這也是廣東人喜歡跳出來的性格原因，當年張之洞主政兩廣，欲興實業，苦無銀子，頗躊躇。幕僚給他出主意：從廣東人身上弄一文錢比登天難，但如果你告訴他們花一兩銀子可能博得一百兩的彩頭，你就不用擔心銀子來得不快了。於是一場全民性的賭博活動在政府的引導下冠以福利彩票的形式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據報導，當時廣州萬人空巷，百姓靡然從之。

如今，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福利彩票大行其道，青勝於藍，張南皮復起於地下，怕也要感慨萬千哦。勝負彩雙色球刮刮樂什麼的，還是廣東人買得多。其實廣東人更喜歡玩大的——地下賭球，這個更刺激。廣東背靠南洋，海信頻傳，得風氣之先，是他們善於首倡的地緣優勢。其實，兩廣地居南陲，五嶺障之，原是落後地區，“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梁啓超），蓋因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可三千年河東，三千年河西，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衰敗，西學東漸，那些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中山、康梁等，皆清一色老廣了。

兩廣兄弟善挑頭，但似乎欠缺後勁。看看太平軍，占領南京後，銳氣正盛，美譽正隆，天時地利人和，無往而不利，若一鼓作氣，直搗北京，全國可傳檄而定矣。不料這兩廣兄弟和落第秀才洪教主，認為“北方沙漠寒苦”，直隸是“罪隸之省”，勞師襲遠不值當，江南乃人間天堂，南京稱六朝金粉。在這兒“舒服舒服得了”，如此不思進取，坐失良機，令讀史者扼腕嘆息。倒是那湘人曾國藩，屢敗屢戰，百折不棄，滿足了洪教主“過把癮就死”的願望。
  
常懷赤子之心，但骨子裡缺乏某種更深沉的東西，我們是不是也可從孫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啓超搞戊戌變法中咀嚼出些端倪？慚愧，朗月清風，太平時節，兄弟在此坐而論道，搞么子“小我”的孤評，信口臧否，苛責先賢，真是坐着說話不腰疼，可惡可惡。

推動革命持續發展，需要江浙人。曾聞一句著名歌詞“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在毛澤東思想誕生後是沒得說的，但之前呢？靠什麼？從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出發，除了人，我看靠的是“棉帛錢糧”！哈哈，誰說不靠呢，連淮海戰役都說是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嘛。革命的目的是 “棉帛錢糧”，革命的過程更需要“棉帛錢糧”。缺衣少食，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革命自然大打折扣。江浙，一言以蔽之，物阜民豐。 “煮海為鹽，采山為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棉”， 這是左思的《吳都賦》說的。魏晉南北朝後，經濟重心南移，從此江南之為國盛矣，隋唐以降，天下賦稅，三分有其二。這麼富，雖不靠而不可得也。

事實上，歷朝歷代都這麼靠着，一靠就是千把年，政府軍靠他，農民起義也靠，保皇的靠，那革命的也靠，都是人，要吃喝，而且都想吃得好睡得好。這麼富，我不靠你靠誰？何況，這裡還比較好靠。陸機的《辨亡論》說這地方“其野沃，其財豐，其器利”，談到這裡的人，“其民練”！練者，練達、通透也，就是拍遍欄杆慣看秋月春風的樣子。哈哈，也是，在這裡，多少興亡更迭唱罷，幾多人間悲喜再現，江浙人都看膩了，說到底都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哪路神仙，我都得罪不起，拿就拿點吧，別太過分啊，我自“隔江猶唱後庭花”去了，哈哈。當然，此“練”亦江浙人擅生產、能聚財之高度概括也。與天斗，與地斗，江浙人成就蜚聲中外，響徹古今。兩江總督曾國藩說 “人才如海，財貨如山”，此之謂也。

這裡說得江浙人好像無甚氣節，頗近馮道。其實不然，這種通達的氣質在極大的程度上保護了生產力，並真正實踐着幾千年來一直影響着我們而又遙不可得的傳統文化精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同時也為我華夏最多地保留了讀書種子和經濟人才，他們在革命階段，或許少見“猝然一擊”的魄力，缺乏“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但和平建設時期，這裡源源不斷的智力輸出，確是全國需要而他省羨慕的。將革命推向高潮，湖南人站了出來。陳獨秀當年有一篇文章叫《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寫道：“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着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湖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堅忍二字包含很多。

和平生息的年代，湖南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和讀書人，或躬耕于田壟，或苦讀在書院。沉默少言，然而在時局艱危時候，這些唯耕與讀的湖南百姓會陡然血脈賁張，挺身而出。其爆發之強，堅持之韌，天下無出其右。太平天國死於湘軍之手，天耶？人也！蔡元培先生說 “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固然守得很兇，趨新也趨得很急。”也可以通俗地解釋為：我種我的三分地，莫惹我，搞急了，老子和你搞到底。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被逼急的湖南人撂出的狠話。所以也有人說：湖南這個地方叛徒少，暴徒多。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文中指出，湖南近代數十個大姓如向、舒、田、彭、楊等，皆出自漢代之後就見於記載的少數民族。同時代他的另一論文《湖南人由來考》，考證出湖南人來自天下，而“什九”（十分之九）來自江浙皖閩贛。因此，他認為“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天下無出其右”得於漢族與少數民族通婚，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雜交優勢也。哈哈，這個很有趣味，不禁想起湖南人袁隆平。不過鄙人看來，譚其驤先生的論著也為湖南人既守舊，又趨新，既老實巴交，又霸蠻無畏的矛盾性格提供了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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