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問過自己：“你是不是太悲觀了？難道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沒有一個能為沉默如死靜的思想界帶來一丁點希望嗎？”這個帶着幻想的疑問一直困擾着我，使我遲遲不能動筆。然而，裝在我眼睛裡的十幾年赤裸裸的閱歷，卻告訴了我一個不得不要面對的事實——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死去了！當他們成為了統治者政治話語的傳聲筒的時候；當他們成為了製造千百張相同面孔的模具的時候；當他們成為了物質和金錢的奴隸的時候，他們死去了。他們曾經是推進歷史向前發展的巨人；他們曾經是反對思想壓迫，堅持獨立思考的異端。他們的事跡，為我們本來骯髒的歷史留下一段段美妙的吟唱，然而，他們的吟唱今天竟變為絕響。當他們的後繼者學會了識時務者那套計較利益得失的手段後，他們的吟唱便隨着後繼者們的步伐走進了墳墓。讓我們在死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墳墓前，灑上一把淚吧——即為嵇康《廣陵散》消逝的那片天空，也為仁人志士們為自由灑下鮮血的那塊土地。

　　俄羅斯的一位藝術家說過：“任何一個尊重自己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而且是在每一種意義上都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東方學者薩伊德說：“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流亡者、邊緣人、質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義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種面對存在而在心理時空建立起來的生存態度。”流亡意味着邊緣，邊緣意味着獨立和質疑。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拒絕附和從屬，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着走。他們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說：“不隸屬於任何階級，他們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立場、觀點，努力追求一種非偏狹的視野。”所以，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夠用自己的心靈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類進步的真理。他們不知疲倦，執着探索，永不安居，永遠在路上。

　　然而，他們中有多少不是死在路上的？從蘇格拉底、布魯諾走向火刑架；到布羅茨基、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祖國，有哪個知識分子能逃出政治家的魔掌呢？政治家大概是不要大家都能思想的，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附和他，不給他添亂。徐中玉教授說過：“領導者會連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的非常愛國也看不到，不承認，只認為，只看到馴服工具才最有用。”政治家是不講你真不真愛國的，你歌頌他，附和他，就是愛國；你批評他，反對他，就是反國，是跟某國勾結的奸細。這點，在政治單極化傳統的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了政治家們的附庸。作為時代的最善感的神經，他們能夠敏銳的感受到，卻不准有效的反饋出來；作為社會的闡釋者，他們卻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搖旗吶喊；作為歷史的先知者，他們卻連做作出判斷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因為中國的歷史既有秦始皇，又有朱元璋乃至康乾；既有焚書坑儒，也有文字獄。

　　但，無法否認的是，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大批能夠獨立思考的的人文知識分子。像先秦、魏晉、晚明、五四這些風起雲湧的亂世里，誕生了孔莊、嵇康、李贄、魯迅這樣的有個性的思想家。中國的歷史裡總有條悲劇性的定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只可誕生在亂世里，只有在思想自由的亂世，思想家們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而在風平浪靜的盛世，當政治家們有暇顧及文化的時候，他們便失去生存的空氣。但中國歷史上，仍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為他們的話語權進行無畏的抗爭，即使是在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清朝，也誕生了像金聖歎、廖燕、唐甄這樣的異端，就連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樣的大儒，也沒有因為文化專制而失去獨立思考的民主思想。而我們當代呢？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們誕生過能夠代表我們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嗎？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又有多少為了自我價值而進行無畏地抗爭呢？作為唯一能夠為中國傳播點先進理念的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究竟充當了什麼角色？多少年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擾着我，使我的思考墮入漆黑的長夜裡。

　　哈耶克說：“大多數人是很少能夠獨立思考的，在大部分問題上，他們所接受的意見都是現成的意見，他們是生來具有還是受人哄騙而接受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樣感到滿意。”因此，我們社會是很需要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啟蒙的。知識分子的職責正如愛默生說的那樣，要去鼓舞、提高和指引眾人，命令他們看到表象之下的現實。然而，在政治和物質雙重愚化的今天，啟蒙者死了。他們中有的選擇了逃避，像清朝學者搞訓詁那樣把自己關起來；他們中更有的選擇了投降，當他們由“啟蒙”衍化成跟政治家一起去“蒙”的時候，啟蒙者徹底從中國的天空消失了。

　　隨着獨立思考與啟蒙者的消失，中國的思想知識界已經到了瀕臨死亡的邊緣。回想五十多年來，我們誕生了多少能值得我們稱道的人文知識分子？又有多少知識分子在受到壓迫時能夠拿起手中的筆？

　　建國後的接近三十年歷史，生於八十年代的我並未親歷過。但我卻知道那是一個文化極端專制的時代，特別是給中國帶來浩劫的十年文革。在那個動盪不安的亂世里，思想其實並不自由（這跟魏晉、五四時代有質的區別），相反，那是一個獨裁與專政走到了極端的時代。曾有一個這樣的故事：某單位開一個反“右”派會議，因為上面來了指標，非抓一個走資派不可。選了半天也選不出來。某君憋尿，去了趟廁所，到回便聽到上面嚷——走資派找着了，撒尿的，便是走資派。在這樣的指鹿為馬的時代，作為時代最敏感的神經的知識分子（包括五四時期都已經成名的的作家），集體失語了。在十字路口的抉擇上，他們大多數選擇了投降。魏建功為江青講《離騷》；馮友蘭把江青捧為鳳凰，就連文學大師巴金也要講唯心的話來保存自身。而除了這些違心地去歌功頌德的知識分子外，江青手下更有一批無惡不作的犬儒，如梁效、石一歌、江天、初瀾諸伙。他們不但歌功頌德，而且還用文化手段對大量無辜者進行無恥的深度傷害。那時，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政治的工具，別說獨立思考不成，就連頌德頌得不夠漂亮，也要被扣上“臭老九”“牛鬼蛇神”的帽子。

　　而綜觀整個文革，又有多少人能為自己的人格作出無畏的反抗呢？說到這，不能不提到兩個死於文革的知識分子，一個是老舍，一個是張志新。但是他們真的在為了自己獨立的人格進行無畏的抗爭嗎？當我們知道一直歌頌政治的老舍因為受到批鬥而感到委屈，奔湖不返的時候；當我們知道張志新在喉嚨被割斷之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我們會為文革的知識分子感到無限的悲哀。

　　那畢竟是一個政治專政而缺乏理性的時代，我們也不必過多地去苛責那些苟活下來的知識分子。而在物質生活相對穩定的今天，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又在充當着什麼角色呢？他們恢復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本色嗎？

　　殷海光說過：“當人的思想不通時，要靠固執或依靠權威來維持自己的中心觀念；當人的思想不透徹時，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詞泛語的搖惑；當人的思想嚴密且靈動時，他不需要依靠權威，又不會受到一時意見的搖惑。”在這個政治和物質雙重愚化的時代，我們有的人文知識分子仍然不能做到思想透徹，他們隨着金錢與權力而勢利地隨波逐流。因為政治，他們選擇了權威和主流；因為物慾，他們選擇了後現代主義。當你看到某位學者的論文滿紙的政治話語；當你聽到某位教授以千萬身價被買身到某校，你不要覺得奇怪，這就是中國的知識思想界。

　　當今人文知識分子最壞的墮落，便是打着“主流”“主旋律”的旗幟去嚇唬人，以至失去了自己獨立的方向和人格。他們不再去宣傳點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想，他們也不再去批判社會的醜惡現象。而且現在有一種更壞的情況——代表着知識解金字塔尖的學院派也在開始墮落。記得北大的錢理群教授闡述過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原則：不做權勢的幫忙和幫閒；不做金錢的幫忙和幫閒；不做大眾的幫忙和幫閒。然而，現在的教授學者有多少能做到呢？作為一個啟蒙者，教授學者無疑是提高國民覺悟，改善國民性的希望。可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啟蒙者”在講台上使用政治家的口吻去“蒙”學生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他們的跳槽是因為金錢，而不是因為學術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他們因為要評職稱而發表垃圾似的論文的時候，我們還能寄以什麼希望呢？我們只有悲哀了——既為他們，也為中國的未來。

　　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了歷史上最識時務的俊傑了。他們不但不敢去碰禁區，就連那些與上頭甚無瓜葛的敏感區域，他們也沒勇氣去碰了（怪不得徐中玉教授也要為他們的“過分自律”而仰嘆。）在這種缺乏執着，畏手畏腳的學術精神下，我們能誕生像魯迅、胡適這樣的偉大人物嗎？我們能誕生值得我們稱道的知識分子嗎？愛默生說過：“學者是現今這個靈魂萎靡的隊伍里，一個執旗的人。”讓我們為死去的中國執旗人痛悼吧，他們為我們國民萎靡的精神留下一段虛無的空白史。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還有一批尚能保持自己的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們一向有獨立思維，分辨是非的能力，但遺憾的是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他們最大的悲哀，就是用朦朦朧隴的辭措去面對現實。而他們所要啟蒙的大眾，卻參透不了他們的文字。於是，他們的思想便封閉在曲高和寡的象牙塔里，起不了一點啟蒙作用。怪不得于堅、伊沙要笑他們“用清潔的表面文字，混沌的“詩言志”所傳遞出的仿杜甫的式道德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又輕易討得“龐然大物”的放行甚至庇護；而隱喻設置的修辭的的陰謀 ，是糊塗的西方漢學界真的以為他們敢於面對中國的現實。”

　　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沉默了幾十年的中國思想知識知識界正要走進死亡的墳墓。飽受了幾十年政治壓迫的知識分子，現在又在後現代主義的顛覆與攻擊下，正要死去。這令我想起了現在仍在跟死神抗爭的幾個知識分子——劉曉波、余杰、摩羅。他們並不是偉大的思想家，但他們那種勇敢追求真理的叛逆精神，卻一直使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生於七十年代的余杰、摩羅用他們那永遠年輕的激情為我們譜寫着中國的希望，他們為我們寫下了凝結着中國知識分子最寶貴良心的兩部史詩：《火與冰》《恥辱者手記》；而自由激進的劉曉波更是用他那熾熱的軀體，洗禮了“真正的勳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的真理。

　　他們曾經使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當我離開他們，走進殘酷的現實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們的聲音是多麼微弱與無助，在中國思想知識界這個鐵屋裡，光是幾聲的吶喊，光是幾個人扛住門閘來放跑孩子，有什麼用呢？就讓我為中國的思想知識界寫下這份悼詞吧。即使歷史真的像歷史學家說的那樣，總是進步的；即使思想界真的如政治家說的那樣，要百家爭鳴，和而不同。我還是要斗膽寫下這份悼詞。

　　讓我們再到死去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墓前灑一把淚吧。為他們，也為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