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們學校要求每個人至少一學期要做200小時的義務工作才能畢業。”看着進入高中，個頭已經跟我平齊的女兒，我漫不經心地回答：“你能幹什麼？”

她開始在電腦上忙碌起來，一會兒就找出附近圖書館及幾家小學的電話，一番聯繫後，她告訴我：“媽媽，今後放學後，我要去工作了！”

“工作？”我帶點嘲笑地說“添亂吧？”

在我和老公看來，進入高中，就應該跟所有的“雜事”告別，專心致志地學習。除了保持高中學習科目的優良成績外，還應該多拿一些大學預科課程—“AP”課程，這將對今後大學申請極為有利。但女兒卻在高中階段開始參加戲劇隊，幾乎每天都要排練；另外還參加了“南加州辯論隊”，如此一來，還有多少時間用在功課上？？

此時的女兒，已經不太徵求我的意見去行事，“先嶄後奏”成為習慣。雖然我一再警告，她卻“我行我素”。

我當時在洛杉磯加大醫學院工作，苦惱時喜歡去找“過來人”請教。一位美國生物學教授，成功將一雙兒女送進了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他對我的規勸是：保持母親的責任，讓她感覺到你對她“無條件接受”的愛。至於如何去做，則以完成功課為主，課外活動為輔。

一位在我們實驗室實習的醫學生如此告訴我：“保持忙碌的時間表，是讓你女兒遠離毒品及性的最好方法。青春期的女孩如果無所事事，家長無法控制的事情就會發生。”他對我做了一個鬼臉，那意味深長地笑意中包含着讓我害怕的內容。

是啊！當我跟老公都各自忙碌於工作和家務時，我們的孩子放學後在做什麼？我們真的了解嗎？

此時的我，每天都為醫學實驗的結果忙碌着，真的無法顧及女兒飛躍的思想發展！此時的她，知識大為增長，常常問些我們根本不了解的政治問題。

我跟老公都屬於“埋頭幹活”的知識分子，來美國後更是沒有時間去關心美國的政治，對時事也是一知半解。女兒則不然，在此接受全面訓練，天文地理，政治歷史，文學戲劇，她都涉獵很深。每個假期，都去社區大學選課。很快地，我們一家人聚合的晚餐時段，便成為她的“講台”。歐洲歷史，莎士比亞，佛洛依德，美國政治選舉，，，我們只有聽的份，不要說反駁，連討論資格都沒有！

“美國的高中生真的超過了中國大學生的水平！”老公感嘆着，而我則開始擔心她“博而不專”，“華而不實”。

為了培養她做事的細心和專心，我將她帶進醫學實驗室，要求她幫助我將數十個小試管登記編號並寫上記號。沒想到，那個周末的上午，她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科室老闆看到女兒做事的認真，高興地說：“你可以來這裡打工，我給你一個實驗做，付錢哦！”

沒想到她竟一口拒絕：“我的興趣不是生物醫學，寧願去我喜歡的地方做義工！”我有些生氣，美國老闆卻十分欣賞地擁抱了她：“好樣的！你一定會達成心願！”她又加了一句：“這裡永遠為你敞開，只要你願意！”

這天晚飯時，我們就“工作的意義”又開展起一個討論。

女兒說：“我不喜歡將錢放在桌上而感覺不開心，我要選擇一份適合於我，能夠發揮我潛能的工作。所以，我要多學多看多試.”這是典型的“西方自由教育模式”在女兒身上的體現。

老公不以為然：“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設計的，你必須順應工作需要，否則會吃苦。”這是理性而帶“東方傳統”的思想。

我看着這兩個血緣最近，但興趣迴異的父女，深深領會到“代溝”和“中西文化衝突”的就在我們之間形成。

什麼是“工作的意義”？其實也是我半生尋求的目標之一。如何發現個體的潛質並適時培養，是每個家長都應該學習的課題。

當女兒在“義務工作”中培養起“團隊合作”，“學以致用”，“有始有終”及“服務他人”的能力和品德時，我對美國大學選擇新生不是“一卷定終生”的方法深為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