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眼淚（二）

林思雲

�� 1943年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多次向羅斯福索要10億美元貸款，並聲稱如果美國不給貸款中國就要停止對日作戰。蔣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很多美國人，他們說：現在美國就象欠了中國的債一樣，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領國土的義務，好象中國軍隊是美國的僱傭軍，對日軍作戰純粹是為了幫助美國打仗，不給錢就不打。

��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並非真的沒有錢。據美國方面調查，當時中國富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約有33億美元，如把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來充作軍用，足夠再抗戰5年。支持重慶國府的富裕階層自己不肯出錢打仗，卻利用戰爭向美國伸手要錢，這讓美國人十分反感。美國國會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國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後，再也沒有批准向中國貸款一美元。

�� 最初美國並沒有考慮向中國貸款，而是準備無償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讓中國軍隊承擔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就像美國無償提供蘇聯武器，讓蘇聯承擔對德作戰的主要任務一樣。而蔣介石政府卻提出要美國提供美金形式的經濟援助，對美元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武器裝備的熱情。美國人開始明白蔣介石的用心：試圖用美元來維持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把維持自己的統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願在對日作戰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隊，因為在中國誰有更多的槍，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裡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 另外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 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 “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 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道了那裡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僱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向蔣介石問起河南大饑荒的情況，蔣介石卻對此話題表現的十分冷漠。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後說：“對於中國民眾的悲慘狀況，中國政府明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另外蔣介石在1943年寫成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因於外國人的侵略掠奪，推卸中國政府的責任，讓美國人讀後非常不快。當時美國輿論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是：“頭腦頑固的冷酷獨裁者”。

��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 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 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為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被迫出兵， 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 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 面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着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 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中國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 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表現非常不滿，為什麼中國軍隊一再敗退？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視察，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時延安的中共乘機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他們想對日軍發起反攻，但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們對日作戰，希望美國直接向延安提供軍事援助，50萬共產黨軍隊就會立即向日軍發起反攻。中共同時利用美國人喜歡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責蔣介石政權不講民主。駐紮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林祖函等人，也頻繁出入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抱怨蔣介石政府壓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 與蔣介石政府的避戰保存實力相比，中共的積極對日作戰姿態，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傳，使不少美國人耳目一新，對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也稱讚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戰熱情高漲。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時，特別提出要派一個觀察小組到延安視察。蔣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國人訪問延安，但在華萊士的再三堅持下，被迫同意美國觀察小組訪問延安。

�� 1944年6且18日華萊士到達重慶，蔣介石為了給華萊士一個好印象，把重慶的乞丐全部關進了收容所，但華萊士對重慶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華對蔣介石政府的評價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落後無知的政府。”華萊士到達第二個訪問地昆明後，向羅斯福發了如下的電報：“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產生出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戰後中國的領袖出自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 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多次向羅斯福建議改革中國軍隊，這時羅斯福也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必要的，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1944年7 月7日，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鑑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為此我把史迪威晉升為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 由於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下連連慘敗，蔣介石也不好公開拒絕移交軍權。但作為政壇老手的蔣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戰術，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說，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拉攏美國政界要人為他說情。

�� 8月23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催促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讓步，請羅斯福派一個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為特使，於9月6日到達重慶。9月12 日，蔣介石與赫爾利特使的會談達成以下結果：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為“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 9月13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錶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電報，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裝備五個美式機械化師。

�� 雖然名義上史迪威已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分外惱火。這時羅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史在信中說蔣介石準備抽調緬甸遠征軍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羅斯福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於9月18日發電給史迪威，並請史迪威轉交一封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向部下發布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發完電報後羅斯福感嘆說：“如果對方是歐洲國家政府的話，恐怕就不需要這樣的電報了。”

�� 9月19日，史迪威持羅斯福的電報面見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郊外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赫爾利特使也在場。史迪威本想讓翻譯當眾宣讀該電報，但赫爾利阻止了史迪威，把電報譯文交給蔣介石，說：“閣下自己看吧。”蔣介石看了電文後，沉默片刻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裡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這時宋子文看到58歲的蔣介石，競象幼兒一樣抱頭嚎啕痛哭。羅斯福竟然不顧蔣介石國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讓蔣介石交出軍權，極大損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以至於到失聲痛哭的地步。蔣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已無法再拖延，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蔣介石的戰術是：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請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9月20日，蔣介石對赫爾利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物也。”另外，蔣介石把國家的名譽和蔣自己的名譽聯繫在一起，聲稱中美合作必須是友好、和善的，絕不能有一絲強制性，絕不容許損害“中國國家與個人的人格”。

�� 9月24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答應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永遠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9月26日，蔣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余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余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余將反為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富於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盡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戰，加強其權限也。”

�� 蔣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線：“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把國家與個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戰勝敗倒在其次。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為難，9月25日以後，羅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猶豫不絕。美國雖然不喜歡蔣介石，但也沒有其它解決辦法，華萊士說：“除支持蔣介石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我們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響蔣氏採納中國進步人士的建議，對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 10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頻頻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電說：“如總統支持史迪威將軍，則要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請總統另派一位能夠與蔣主席協力合作的年輕將領。”10月18日羅斯福最後決定讓步，調回史迪威，派魏德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同時，把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離，中國戰區由魏德邁指揮，緬印戰區由索爾登指揮。

�� 史迪威被召回國，蔣介石甚為高興。10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上這樣寫道：“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啟起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乃可按計劃實施矣。”10月20日蔣介石在史迪威辭行時對史說：“我們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長。”蔣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勳章，被史迪威拒絕，但史迪威在啟程前，卻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道別。

�� 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於10月31日到達重慶，魏德邁比較尊重蔣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樣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對魏德邁很滿意。蔣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對魏德邁作了一個評價：“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效法之也。”

��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抗爭中贏得了勝利，但蔣介石卻是事實上的輸家，因為蔣介石搞糟了國民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國不再積極支持蔣介石政府，所以蔣史之爭也為日後蔣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筆。史迪威被招回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批評蔣介石政府的文章，進一步損壞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輿論界的形象。史迪威離任後，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為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並進行美式訓練，但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 更為嚴重的是，蔣史之爭降低了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美國預計發動對日本的總攻要犧牲100萬以上的軍人，因此羅斯福希望中國共同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可是中國的現狀使羅斯福對美中聯軍共同反擊日軍的設想完全破滅，不得不請蘇聯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當然不給蘇聯好處，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1945年美英蘇三國首腦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方式，來換取斯大林對日作戰，也可以說是蔣史之爭造成的間接後果。

�� 蔣介石得知“雅爾塔密約”後非常氣憤，曾一度派繆斌到日本，密談與日本單獨講和之事，但最後蔣介石還是被迫於1945年8月承認了“雅爾塔密約”。蔣經國到蘇聯簽約時，向斯大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 雖然斯大林答應羅斯福向日本開戰，但斯大林並沒有準備立即開戰。據最近俄國解密的秘密文件，當時斯大林準備等美日中三國打得筋疲力盡後，再出兵占領中國長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滿洲國兩個國家作為蘇聯的衛星國，把中國北部交給中國共產黨，只把中國南部讓給美國。但美國發明了原子彈使斯大林不得不改變計劃，蘇軍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急忙出兵滿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落空。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的結果就有可能使中國出現南北朝鮮那樣的國土分斷結局。

�� 史迪威本人態度的確比較傲慢，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國的角度來看，羅斯福強要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過於腐敗，國際形象很差，還要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持和經濟援助，所以無法無畏無懼地向美國抗爭。蔣介石試圖對羅斯福說“不”，結果導致羅斯福向蘇聯出賣中國利益、割讓中國領土的結局。總而言之，落後就要挨打受氣，這是近代中國無法擺脫的命運。

�� （待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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