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曉洪鬧僵了以後不久，我們很快就從小學畢業了，同時都進了當時芷江城唯一的
中學 - 芷江中學。雖然我比他大一歲，高一個年級，但那年正好趕上六年制小學改
為五年制小學，結果五年級與六年級一起畢業。我和曉洪都成了初中一年級的學生，
他們五年級的組成三個班，我們六年級的人多，組成六個班。我們不在一個班，教
室也離得很遠。

進了中學，因為我們都是芷江中學的子弟，所以放學以後與以前沒有兩樣，還是那
幾個小孩玩。同齡人中，住在學校的還有胡建，他比我們高一年級，大一兩歲，但
我們玩得很好。既然我與曉洪關係不好了，就只好找胡建玩。

胡建家離我家很近，就幾十米，我常常去他家串門。我們主要是下象棋和打仗。打
仗就是我們每人帶一些比我們小的小孩，組成三支軍隊，就像三國。開打以後，先
躲起來，然後看見另外兩軍的誰一露頭，就開槍。其實就是嘴上：“叭”的喊一聲，
然後說：“你死了!”。這人就出局。也沒有裁判，但大家都很自覺，幾乎沒有發生
過糾紛事件。誰的人最先被“消滅”，誰就輸了。最後還有“倖存”的那支“隊伍”
就贏了。

其實我和曉洪鬧僵了不到半年，我們就不恨對方了，所以也都願意在一起玩，只要
不是直接對話。打仗時“子彈”不長眼睛，玩多了，我和曉洪也免不了有被互相
“擊斃”的經歷。但那還不算說話。表面不說話的堅冰並沒有被我們的“子彈”擊
破。我們就這樣尷尬地交往着。

當時胡建也知道我和曉洪有隔閡，但即幫不上忙，也沒有努力去調和，只是樂意當
一個粘合劑，讓我們在一起玩。不過我們是幾乎一有時間就在一起，但都只與胡建
說話，不相互直接說話。

除了打仗，我們玩得最多的就是下象棋。因為我們不說話，所以我們都只能和胡建
下。胡建極聰明，我們都下不過他。當曉洪和胡建下，我就在邊上看。當我與胡建
下，曉洪就在邊上看。就這樣我們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大家也都很適應。

慢慢地，觀棋的時候我們也偶爾支上幾招。因為胡建比我們都厲害，所以我們常常
相互幫忙，共同對付胡建。不過只限談棋，不下棋的時候還是不說話。有一次，胡
建與曉洪正下着，突然家裡有事喊他回去，他起身走的時候對我說：“你替我下一
會”。我以為他馬上會回來，就答應了，替他下起來。結果他後來沒有回來，我就
與曉洪一直下完那盤棋。從此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也開始對弈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子就這樣過着，局面就這樣僵持着，我們似乎也習慣了這
樣的尷尬，或者說都沒有勇氣去捅破這層窗戶紙。

我當時在19班，他在26班。教室離得很遠，一般碰不到。所以同學們都不知道我們
的事。當年時興搞鑑定，我是班長，各方面都做得不錯，同學對我的評價很好。但
總要找幾點缺點，常常不太容易找。有一年在鑑定時有同學說我“搞不團結”，理
由就是我與曉洪不說話。我矢口否認。作為班長，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搞不團結。
其實我和所有的同學關係都很好。因為沒有人能證明我與曉洪不說話，這缺點就成
了無頭案了，在評語裡出現過一次就再也沒有了。

四年一晃就過去了。我們總在一起玩，卻沒有說話。直到畢業，這個僵局還是沒有
被打破。我當時認為，我們這輩子恐怕都不能捅破這層窗戶紙了。

高中畢業，我們都作為知青下放農村(北京叫做插隊，或下鄉)。當年是學株洲經驗，
知青按照父母工作的戰線(行業)下在一起，成立知青點，統一管理。我和曉洪同屬
文教戰線，下到水寬公社。

1975年3月11日，我們下到水寬的16名男生，22名男生。擠上一輛敞篷的解放牌卡車，
來到了離城40多里的水寬公社。

公社安排我們先學習三天，聽公社領導做介紹水寬的報告，請老貧農憶苦思甜。一
位老貧農一講受苦就說60，61年很苦，公社幹部打斷他，要他講1949年以前受地主
的苦。老貧農講了幾句幹活很辛苦，卻又說起東家對他們長工不錯，農忙時還殺豬
給他們吃。最後公社幹部只好叫他提前結束了。

開了兩天會，第三天開始公布分配去向。有兩方面的分配，一是戶口落在哪個生產
隊；二是去哪個知青點幹活，是茶場還是林場？知青農忙到生產隊幹活，平時在知
青點幹活。我擔心與曉洪分在一起，那樣會很尷尬。

上午先宣布知青點分配方案，我被分在茶場，曉洪在林場。我鬆了一口氣，茶場與
林場相隔二十幾里，不用天天見面。一個生產隊最多接受兩名知青，所以38個知青
會去20多個不同的生產隊，我和曉洪被分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下午要宣布生產隊分配方案，然後我們去生產隊見社員，並在那裡住幾天再去知青
點。吃了中飯過了兩小時分配方案終於公布了，我與曉洪被分配在離公社最遠的，
與懷化縣接壤的拾旦大隊水牛田生產隊。

我一聽到宣布就懵了，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 而且怎麼就這麼巧呢？我們兩個
要去同一個生產隊？還得住在一起，但我們竟然不說話。胡建也不在，就是想和好
也沒有人傳話。怎麼辦？

分到水牛田大隊一共六個知青。除了我和曉洪，還有姚江，史亞南，陳竹青，楊躍
明。公社要求我們一起去大隊報到，然後再去各自的生產隊。

下午4點左右，我們背上背包，拿起行李一起上路，沿着簡易公路往拾旦走。拾旦離
公社20里，山多坡陡，出產木材。躍明的媽媽是公社幹部，他常住水寬，對要去的
生產隊也很熟悉，所以他在前面給我們帶路。

早春的空氣透着些寒氣，非常清新。農田裡的油菜正在開着黃色的華，沿着公路的
山谷蜿蜒形成一條黃色彩帶。公路兩旁的山坡上稀鬆地長了一些松樹與杉樹的小山，
以及荊棘茅草。太陽西斜掛在山頭，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走在最右邊，曉洪走在最左邊，其他四個走在中間。我們邊走邊聊，氣氛輕鬆。
但我知道，最多兩小時，我們就會分手。到時候我和曉洪去一個生產隊，可能還會
住在一起，可我們不說話! 那有多尷尬啊。

現在就和曉洪講和？我們四年多都沒有講和，那麼多機會，我都沒有膽量說。現在
當着這麼多人的面，我覺得更開不了口了。

路程將近一半了，他們幾個在談什麼我根本聽不進去。斜眼偷看曉洪，見他沒有任
何變化，絲毫看不出來他有在到達拾旦之前要做點什麼打算。

我手心在冒汗，有點透不過起來，覺得不能再等了。準備就在這裡當着其他四位同
學的面，和曉洪和好。突然一個念頭浮上腦海：萬一他不接受怎麼辦？我又猶豫起
來。

又走了一陣，躍明說：“過了前面那個陡峭的山口，就進入拾旦了”。已經沒有時
間了，管他結果會怎麼樣，我已經別無選擇了。於是我麻起膽子，突然對聊得正歡
的同學大聲說：“大家靜一靜，我有事要說”。大家停了下來，轉過頭驚詫地望着
我，曉洪也看了過來。

我說：“有件事在我心裡憋了四年多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和曉洪四年多沒有說話
了。為了一件我都記不得了的小事吵架。曉洪，當年是我太衝動了，我向你道歉。
其實我早就不恨你了，幾次想主動與你和好，可就是面子放不下來，開不了口”。


我停下來的時候，只有鞋子在碎石馬路上走的沙沙聲，空氣好像凝固了。太陽的余
輝灑在馬路上，我不敢看如何人，只盯着馬路前方拉得很長背影。

我接着說：“我們馬上就要去同一個生產隊了，我們不說話怎麼能在一起時候呢？
所以請你原諒我，讓我們再做朋友吧!”。

我說完了，放下了四年來一直壓在心裡的重擔，心裡一下十分輕鬆。

誰都沒有作聲，氣氛有點壓抑。曉洪等了一會激動地說：“感謝你的勇氣，能夠說
出來。當年我也衝動，並不是你的錯。我也早就不恨你了。我們不是一直在一起玩
嗎？我沒有勇氣主動喊你，覺得你很高傲，我會自找沒趣。謝謝你能主動來和好，
我們應該會是好朋友的”

令人窒息的空氣開始鬆緩了。其他同學紛紛表示，過去根本不知道我們不說話，今
天聽到後很吃驚。對我有勇氣說出來，讓他們感動。那一深刻，生怕曉洪不接受出
現尷尬，所以緊張得大氣不敢出。終於見到最好的結果了，才鬆了一口氣。現在大
家都是朋友了，以後有困難一定相互幫助。

隨後我們爬過了最陡的山口，眼前山巒交疊，峽谷陡峭，奇松怪石隨處可見。我們
進入了處於山區的拾旦大隊地域，還有半小時就要到大隊部了。我很慶幸，在進入
拾旦之前，我與曉洪和好了。

當天晚上我和曉洪一起去生產隊見了社員。生產隊果然把我們分在一起，去大隊楊
副書記家搭夥住宿。

從此以後的三年時間裡，我們一起回隊春插，雙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後來
一起被抽到大隊雜交水稻制種隊，調到大隊小學當老師。再一起複習參加高考，同
時考上大學。畢業後都在長沙工作過多年。

雖然和好了，但我們喜歡討論“國家大事”的毛病還在，固執己見的性格也沒有改，
所以我們有時還爭論，還有互不相讓的時候。不過我們成熟了，學會了控制。再怎
麼爭論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朋友關係。這才有後來雖然發生了誤寫“陳小紅”信件
的事，讓他很丟面子，但生氣歸生氣，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再犯錯誤。

有這樣一位朋友是人生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