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陝西路路口開了一家永豐寄售行。牌子雖掛寄售行，店裡幾乎全是音樂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國唱片，古典現代皆備。那時，“左”的風氣尚未興起，優秀的音樂唱片如同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一夜間能“刮”遍上海灘。青年們西裝革履地聚在一起，聽聽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是件很時髦的和上“品”的事情。“發燒友”們常常把這新開的小店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這畢竟是上海灘唯一的一家專售外國唱片的商店。

　　　　　豪門“發燒友”

　　店老闆本身就是個“超級”發燒友，名邵祖丞，２０來歲，也很有名氣。那倒不完全是因為開了店，而是因為他那“高貴的血統”——他的父親是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邵洵美；祖父是南京路上楊慶和銀樓的老闆邵恆；曾祖父是晚清上海道台（上海市長），還當過台灣省的巡撫；母親是盛宮保大人的長房孫女盛佩玉；祖母是盛家的四小姐盛樨蕙；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郵傳部尚書（交通部長）盛宣懷……所以那時老上海們一提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上的邵府和盛家老公館，幾乎無人不曉。而他邵祖丞，就是邵府的長房長孫，道台家的心肝寶貝，加上從他父親那兒接受的英美文學的薰陶，就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外國音樂的“發燒友”。

　　那時生意好得出奇，一般服裝店只能賺百分之三四的利潤，而一張新出的外國唱片，起碼要賺５０％的利潤。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斷把新灌制的片子送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國人辦在中國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攤出來盡邵祖丞挑選，依邵祖丞那時的眼光，還嫌百代的片子不夠新潮呢，寧可直接進口原牌外國唱片，所以礙於情面（百代公司的買辦是邵家的親戚）只選了一小部分。

　　誰知沒幾年生意就“黃”了。三反五反之後，有錢人家如驚弓之鳥，紛紛逃往海外，西裝革履的“小開”們也失去了往日的雅興，整個市面大跌，原先能賣１００元的手錶，此時２０元也賣不出，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趨清淡。公私合營時，他只能怏怏地退出了唱片圈子，到時代中學去教書了，成了上海灘最後一代“小開”。

　　　　　　可怕的“歷史問題”

　　邵祖丞之所以到時代中學去教書，因為時代中學的前身是聖芳濟教會中學，他的祖父邵恆當年是該校的校董，邵家許多子女都在該校念過書，學校與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誼了。按說，在這樣一個“自家人”的環境裡，工作起來理應是心情舒暢的，然而很遺憾，莫名其妙的“歷史問題”，把他這個最後的“小開”，改造成了一個準“亭子間老伯伯”。

　　“肅反”的時候，他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曾參加了一個他自己也弄不清，也從未參加過任何活動的組織。一個朋友要他簽個名他就簽了，以後就沒事了。據說那是個特務組織，他就這麼稀里糊塗地成了“歷史反革命”。這麼一來，講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學校總務處分管學生的課外勞動，同時在學校辦的校辦工廠里幹活兒。這樣的日子對於“小開”來說，已經很夠“味兒”了，但更殘酷的事情還在後頭。

　　１９５９年，他的父親邵洵美因故被捕入獄，一關就是三年。同監房的難友是復旦大學著名教授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在近幾年寫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起那一段生活，認為那時最主要的困難是飢餓。因為那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普通市民都吃不飽，監獄裡也只能喝稀飯。

　　由於父親案子的株連，邵祖丞也跟着沾了“光”，從校辦工廠里勞動“升級”為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思想。他和十幾個有“問題”的人員來到松江縣新橋村，住進農民家，每天一大早須起床，到大糞池邊去挑糞澆菜園……他和父親離開家後，母親和妻子、兒子也先後離開了家。母親去南京，住大妹妹家，因為父親一出事，母親已無法負擔每月２００元的房租，只好把那幢花園洋房退掉了。而妻子和兒子的離開則另有原因。

　　　　　　只要她活得比我好

　　俗話說“牆倒眾人推”。邵家一出事，本來就愛管閒事或是樂於興災樂禍的人，這下就更加起勁了。他們忙於要邵家的其他人與之劃清界線，勸邵祖丞的妻子與其離婚。邵祖丞妻子是一富貴人家的小姐，俄語教師，人長得很端莊、秀氣，他們已有了一個兒子。這對邵祖丞來說，真的是“屋漏又逢連夜雨”。父親被捕（後來證明是冤案），家裡的台柱已倒了；母親北上，身邊又少了一些親情；自己去勞動改造，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他唯一可以停靠的“港灣”，就是妻子和兒子，他怎麼可以再失去他們所以他堅決不同意離婚，妻子也整天哭成了個淚人。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革命”是不允許他們如此纏纏綿綿、拖泥帶水的。況且，那時的資產階級的公子小姐們大多都膽小如鼠，在“革命風暴”前聞風喪膽，是無法抵擋革命洪流的。妻子最終還是帶着孩子跟他“拜拜”了……

　　他望着遠去的母子倆心如刀割，心想這些年邵家是怎麼了，為什麼總是風雨如注？後來，在松江的廣闊天地里他想過來了，覺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也應替妻子兒子作長遠的考慮。妻子不能總守着一個“歷史反革命”丈夫，兒子也不能永遠擁有一個“反革命”的爸爸和爺爺。所以，他們母子倆能走出去，或許是一條解脫之路。想到這裡，邵祖丞反而為妻子的離去而感到欣慰。

　　直到現在，已經成了“亭子間老伯伯”的７５歲的邵祖丞，對妻子仍未有一丁點兒的怨言，他知道那是形勢所迫，不由自主的事。誰讓邵家當年風頭那麼健呢？盛極轉衰，物極必反。這不是教科書上常有的話嗎？妻子後來嫁了人，與他不再來往，兒子也不上門，甚至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筆者曾關切地問他：兒子應該去找一找，兒子畢竟是自己的呀。邵祖丞仍舊是一臉的沉靜，像是早已深思熟慮過了。他說若去找兒子，先得去找他母親。他母親早已改嫁，我去找她，不是叫她難堪嗎？她會怎麼想？她的丈夫又會怎麼想？所以，我仍是過去的態度，只要他們過得比我好……

　　這句話好像是哪首流行歌曲里唱過的。邵祖丞一不小心，又撞上了流行歌曲。可是他現在早已無心再去品味流行歌曲了，他須每天自己買菜、煮飯、洗衣，每周還要安排三天，為前來求教的中學生補習英語，他本人也好藉以補貼家用，因為退休工資畢竟太有限了。沒有學生來的時候，他多半是一個人呆在他的亭子間裡，看電視，抽煙。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

　　１９６２年，其父邵洵美的問題總算審查清楚了，宣布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從獄中釋放回來，他本人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松江農村勞動了三年零兩個月後，他終於得以返回時代中學教書。誰知平靜的日子只過了四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像邵家父子這種人是絕對跑不掉的，其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掃地出門，有一段時間就只能住在邵祖丞這裡。而邵祖丞也是個“牛鬼蛇神”，在學校里被斗得要死，首先因為他是資產階級、封建官僚的孝子賢孫，其次因他教英語課時全部用英語講課，這就是典型的“宗洋媚外”，“帝國主義的走狗”。父子兩人，被趕在一間屋子裡。邵祖丞常年單身生活，屋裡只有一張床，就把床讓老父親睡，自己睡在地上。那時單位里工資也停發了，只發幾十元生活費，還要應付那些無休止的批鬥檢查和抄家。不久其父即病重得起不了床，直至含冤去世。這位當年上海灘道台的大孫子、曾繼承了上千萬兩家產的詩人和翻譯家、出版家，入殮的時候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買得起一雙新鞋，送他“上路”。

　　那天筆者在邵祖丞那１０平米的亭子間裡，與之把茗相對。在聊到這些痛苦的過去時，邵先生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超然。他說：“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一個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沒有失敗。況且，‘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嘛，邵家和盛家的‘風水’，大概已轉到別人家去了。人家說‘富不過三代’，邵、盛兩家到了我們這一代的上半輩子，已富了四代了，嚴格來說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們這一代，大概該吃點苦頭了吧。所謂‘便宜不可以占盡’……”

　　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所遭受的冤屈；以如此淡泊的眼光來審視一個家族的變遷，這在筆者採訪的大家族的後代中還是第一個。所以那天在電話里為筆者指路時，如此不厭其詳。當我步上他那搖搖晃晃、陰暗而逼仄、吱吱作響的小樓梯時，才明白了他的用意，因為那實在是個躲在鬧市一隅的、幾乎是個被遺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別人從外國報刊上翻拍下來的靜安道台花園的照片，再舉頭叩開那扇亭子間的小門，豁然洞開中的邵先生，簡直是位歷史老人了。但他故意把悲涼的故事講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儘可能不讓人們陷入悲哀。“連劉少奇同志是國家主席都被斗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挨斗不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嗎？我的命還算是好的，總算命沒有送掉，我的一位表嫂，就被北京南下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他講的他這位表嫂，筆者也略知一二，也是一個“豪門的遺響”，名叫聶光錫，是我國老一輩的銀行家、原中國銀行的副總裁聶其煒的女兒，她的爺爺是邵友濂的後任，叫聶緝，中日甲午之戰時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兒曾禮芬，她的丈夫是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的總工程師蒯世京，婆婆即是邵洵美的堂姐，人稱“竹竿美人”的邵畹香，邵畹香的公公又是晚清大吏……聶光錫從濟南回上海，所乘的火車上有大批南下“點火”的紅衛兵，想不到竟在火車上發生了慘劇。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只要你的心不死……”他仍是那句淡淡的話。

　　不少人勸他，早應該重新組建一個家。他說，我是個有“歷史尾巴”的人，算了，還是一個人好。別人又勸他，既然平反了，應當落實政策，把房子換大一些，年紀大了，朝北房間太陰冷。他說，我這兒已是人均１０平方米“達標”了，反正一個人住，夠了……

　　在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的學生進來了，是位上海師大的學生，正在鑽研英語打算出國留學。他告訴筆者，邵教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一個老師，心血都撲在了學生身上。看來，他那顆不死的心，已像一棵逢春的老樹，在他的獨自耕耘的園地上，又開始抽枝發芽了。正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好大一棵樹……”（文／宋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