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華，我最愛讀的是愛情小說，感同身受，好像自己在戀愛；大學時代，為了顯得有志向，我讀了不少偉人名人傳記；再後來呢，選讀一些生澀難懂的哲學和歷史書，想着給自己添一點深刻。這些都不能長久，因為不是＂本色＂閱讀。近十餘年來，我讀的都是散文：梁實秋的，林語堂的，余光中的，沈從文的，錢鍾書的，席慕容的，周國平的，等等，等等。就連張愛玲的作品，我偏愛的，也是她寫的散文。我發現，散文對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可以任憑散文家們本色自由地行文，或流暢精妙，或深刻細膩，或輕鬆幽默。我這個隨意的典型的B型人，終於找到了閱讀的歸屬。

讀着這些美麗的散文，猶如踏上了一段芳香之旅，常常讓我如臨其境，樂不思蜀......

下面摘錄兩篇，一篇是余光中的，一篇是三毛的。

** 我的四個假想敵

           －－余光中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志願分發台大外文系。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都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捨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志，說得玄妙些呢，是因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衝，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裡，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於自己。在男友的眼裡，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裡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纍纍，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着罷了。這種事，總是裡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里瀰漫着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髮捲，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裡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迴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裡，又有我家的“內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只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污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襁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許（Ｏｇｄｅｎ Ｎａｓｈ，１９０２～１９７１）勸我們如此。
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Ｓｏ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ｎｇ ｂｙ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後，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註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於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裡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色一變，暗暗想：“會不會是這傢伙？”
想着想着，他“殺機陡萌”，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遊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裡陪他遊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採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里，貼着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余宅的，已經不可考了。只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盪。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只要留意台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只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歷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迴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面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裡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遊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麼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伙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余宅的四個小女孩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竄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憑什麼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秘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後不能悔棋，就算交給２１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鬆，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着我說：“什麼叫做‘偽作輕鬆’？可見你心裡並不輕鬆。”
我當然不很輕鬆，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痴，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麼辦呢？在理性上，我願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
現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也大可不必。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希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Ｇｒａｎｄｐａ，我要他叫我外公。”問的人不肯罷休：“那麼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驚小怪，說‘那麼遠！怎麼就嫁給南蠻！’後來娘家發現，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捨，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台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至於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雲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
“那麼學識呢？”
“學什麼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點：中文必須精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問。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麼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現長發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余宅。

 

** 永遠的夏娃開場白
    －－三毛

　《永遠的夏娃》是很久以來就放在心裡的一個標題，兩年來，它像一塊飄浮不定的雲，千變萬化，總也不能捉住它，給它定下清晰的形狀來。
　　起初想出這個名字，倒是為了一個西籍女友，因為她的種種遭遇，使我總想到其他許許多多在我生命中經歷過的女友們，她們的故事，每一篇都是夏娃的傳奇。當時，很想在這個標題下，將她們一個一個寫出來。後來，我又不想寫這些人了。可是專欄得開了，夏娃這個名字我還是很愛，因為它不代表什麼，也不暗示什麼，專欄既然要一個名字，我就用了下來，它本身實在是沒有意義的。
　　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說過一句使我十分心驚的話，他說：“除非太卑鄙得偏愛自己的人，才能無恥的寫自己的事情。”
　　我有一陣常常想到這句話，使得寫作幾乎停頓，因為沒有寫第三者的技巧和心境；他人的事，沒有把握也沒有熱情去寫；自己的事，又心虛得不敢再寫，我不喜歡被人看視成無恥的人，可是老寫自己生活上的事，真是覺得有些無恥。
　　後來我們搬家了，新家門口每天早晨都會有一匹白馬馱着兩個大藤籃跟着它的主人走過，沿途叫賣着：“苹——果——啊！”
　　每聽見馬蹄噠噠的來了，還不等那個做主人的叫嚷，我就衝出去靠在欄杆上看，直看到他們走遠。
　　這匹馬天天來，我總也不厭的看它，每當荷西下班回來了，我照例按壓不住內心的歡喜向他喊着：“今天馬又來了！”
　　馬總是來的，而我的喜悅，卻像當初第一次見它時一樣的新鮮。
　　有一天，再也忍不住了，跟荷西說：“我要把這匹馬寫出來。”
　　他說：“有什麼好寫的，每天來，每天去的。”
　　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要把它寫下來，說我天天看見一匹馬經過，不知為什麼有說不出的歡喜和感動。後來，我又想到許多我生命中經歷的事，忍不住想寫，不寫都不行，當時，總會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話——老寫自己的事是無恥的——每想這句話，心中便氣餒得很，呆呆的坐下來看電視，什麼也不寫了。可是那匹馬啊，一直在心底壓着，總得把它寫出來才好。
　　又有一陣，一個朋友寫信給我，他說：“你總不能就此不寫了，到底你做的是文以載道的工作！”
　　我被這句話嚇得很厲害，從來沒有想到載什麼東西的問題，這更不能寫了，不喜歡那麼嚴重。
　　以後有一段長時間就不寫什麼了。
　　今天荷西下班來對我說，工地上有個工人朋友家住在山裡面，如果我們跟他回去，可以去看看這人養的豬羊，還有他種的菜。我們去了，挖了一大筐蔬菜回來，我的心，因為這一個下午鄉間的快樂，又恨不得將它寫了下來。久已不肯動筆的人，還是有這種想望。
　　回來後我一直在寫作的事情上思想，想了又想，結果想明白了，我的寫作，原本是一種遊戲，我無拘無束的坐下來，自由自在的把想寫的東西塗在紙上。在我，是這麼自然而又好玩的事情，所以強迫自己不寫，才會是一種難學的忍耐，才會覺得悵然若失，我又何苦在這麼有趣的事情上節制自己呢！象現在，我在上面把那匹馬寫了出來，內心覺得無比的舒暢，這真是很大的歡喜。我做這件事，實在沒有目的，說得誠實些，我只是在玩耍罷了，投身在文章里，竟是如此快樂，連悲哀的事，寫到情極處，都是快樂的感覺，這一點，連自己也無由解釋的，總是這樣下去了吧，我畢竟是一個沒有什麼大道理的人啊。
　　《永遠的夏娃》將會是我一些美麗的生命的記憶，在別人看來，它們可能沒有價值，在我，我不如不去想它價值不價值的問題，自由得像空氣一般的去寫我真摯的心靈。其實，它不寫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寫了對事情還是一樣的，可是既然我想寫了，我就不再多想，歡天喜地的將它們寫出來吧！